这下子赤裸裸地上阵了

                                    范学德

王汉早就与我约好，拉几个兄弟姐妹来，与我一起在小糖溪绿道上散步。时间定在6月22日， 周六，早九点，从Huntingtowne  Farms Park，一路向南。

时间将到，王汉发信息给我，说会晚一会儿——三十分钟。

来了四人，除了刘弟兄外，还有王汉妻子，庄艳；女儿，小丸子。小女娃坐在推车里，爸爸、妈妈，轮流拉车。上一次与他们全家一起走，已经是一年前了。

王汉探讨，要和兄弟姐妹一起户外走走，更密切地交往。我拔高，说，经上讲了，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当代中文，译文不是“同居”，乃是“共处”。同行是共处的方式之一。

我们正一起走，我们是同路人。

乌龟，与小鱼儿，在水中游。鸟儿们，空中飞，林间飞；野鹿散步草丛中。王汉说，那是金银花。我看见了花儿的舞步，一步，两色花香，白色的，黄色的。几株野蓝莓在路旁，果子，红了，紫了，摘下几个吃。

我说，看眼前景色就知道，基督徒如果只讲《传道书》上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其实是片面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相反的一面，上帝每一天都赐下新恩。刘弟兄说，《耶利米哀歌》上说了：“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哇，你圣经读得真好。

是的，哪怕是在哀歌中，上帝的儿女依旧高歌：“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

我们坐到小溪中间的大石头上，当脚一伸进水中，奇幻的线条，神妙的色块，立即覆盖了双脚，还有阵阵凉意，有少儿时的回忆涉水而来，带着阳光、水声和稚气。

老夫聊发少年狂，脱，将体恤衫扔在石头上，留住遮羞布，拍90%的裸照。在绿道上我不敢这么野，那些赤裸奔跑的人们，很少有像我这样的，中部地区微微崛起。

小孩子是真天真，小丸子下到溪水里走，这一步走在光里，那一步，小鱼儿旁，黑色太阳，瓶盖大小，成串，扭曲，生生灭灭，走走停停。

刘弟兄一再说别怕。是对孩子的爸爸妈妈说的。别看她小，她知道水深浅。

哈哈，我也知道。我在溪水中走来走去。又一次，躺在大石头块上，享受暴晒。告诉他们，我们东北的火炕就是这个温度，但那是冬天，室内。眼下，骄阳如故乡的大火盆。

闭眼，头朝天，红了记忆。我围着火盆和妈妈唠嗑，还有哥哥，还有弟弟。那些话的温度，让心里面也暖了。

该往回走了，小丸子的纸尿裤湿透了。扔在垃圾桶里，轻装。

一路走回Huntingtowne  Farms Park，王汉和刘弟兄都拿出车厢里的饮料，我们同饮，痛饮。用冰块洗头。约定，以后要再走一次。王汉话中流出诗意，来个人约黄昏后，感受傍晚的美景。

2026.6.27 追记

　《大洋彼岸的小范》　  

前几天，晚上九点多钟，我在家里正看女排比赛，突然电话铃响了，我：“喂！您是哪位”？他:“我是小范呀”!一阵惊喜，原来是远在美国的范学德，打来的越洋电话。新冠疫情前，他回中国，我们曾在丹东见过一面，那是他去美国后，我第一次见到他。但在大洋的两岸，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特别是有了微信后，沟通起来也就越发方便。我喜欢读他的回忆和散文，惊叹其记忆和超群的文采。他也同样关注着我，每每发表文章或帖子，也都仔细去看，大概这就是朋友间的精神交流吧！

范学德，我已习惯叫他小范。他是我的同乡(辽宁凤城人)，是我的校友(凤城一中，1968年我离校他进校)，是我的同事(在凤城县委党校一个教研室)。他来县委党校前，我们并不认识，但凤城很小，人之间容易有千絲万缕的联系。他大哥范学忠，文革前入读我父亲创办的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和我妹妹是同班同学。后来很出息，做了丹东市烟草专卖局长。他总不忘我父亲的培养教育之恩，2002年，我儿子结婚时，婚礼所需香烟，都是他提供的，并亲自到场祝贺。他二哥范学忱，是我在一中老三届的校友，我在高中部，他在初中部。我在凤城县委工作时，他在县检查院工作，后升任副检察长，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后来患了尿毒症需要换肾，还是小范夫妇出钱，鼎力相助换肾成功，又多活了好多年，直到前年才去世。

我认识小范，是在凤城县委党校。那还是文革时期，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最高指示，全国各地兴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74年，丹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应运而生，这是文革的新生事物，也是高等教育的一朵奇葩。学生要新，从工农兵中选拔，不管学历、学识和年龄，只要革命需要，选中就可以上大学。于是就有了张铁生这样的白卷先生，有了年龄已四、五十岁的王大学(王大爷)和李大学(李大妈)。教师队伍也要更新，除并入共大院校留用的教师外，还要在工农兵中选拔教员。

小范在凤城一中，因聪明过人学习好，是老师们的宠儿，是学生中的佼佼者。九年毕业后，同学们都下乡了，他也回到凤城园艺大队做了农民，一度还被选为生产队长。1974年，全国开展轰轰烈列的批林批孔运动，只因林彪曾手书过“克已复礼，唯此为大”的条幅，认定林是孔子的忠实信徒。要彻底批倒批臭林彪，必须开展儒法斗爭，刨掉孔孟之道——这座林彪的政治祖坟。一时间中央文件、二报一刊、理论战线、文艺宣传、图书漫画、批判声讨、万箭齐发炮轰二千年前的古人孔老二。还规定了很多必学和必批的书目，什么《天论》《天问》《盐铁论》《三字经》《千字文》《女儿经》等等。我那时刚进县五七干校做教员，在妇女干部培训班上，从教的第一课就是批《女儿经》。为了加大宣传力度，把运动深入下去，县里与各乡镇都举办宣讲员学习班。小范那吋19岁，在凤城镇举办的《盐铁论》学习班中崭露头角，接受能力强，宣讲受欢迎，有“理论神童”之称。领导发现他是棵从事理论宣传的好苗子，县里也倍加重视。因此，丹东共大政治系成立，经推荐和考核，小范就成了共大政治系的政治教员。不到20岁做大学老师，在丹东教育界和凤城理论界就有了些名气，据说在共大课讲得挺好，大有发展前途。 

   共大毕竟是文革产物，粉碎了四人帮，丹东共大于1977年底宣布解散，教员由组织部门重新安排工作。当时我在县党校工作，我们的校长叫梁学绪，人称“梁克思”。他自已有才也爱才，听到消息后，立即去组织部门点名要范学德。梁校长对我们说:“我给咱校挖来一个理论神童”，虽然人还没来，但却对这个理论神童充满好奇与期待。 

   我们党校(前身五七干校）原来校址在凤城镇内，是全省唯一建在城里的干校，1975年初被毛远新点了名，要求立即搬迁。太子发令、谁敢不从？县里急忙为干校选新址、盖新楼，新校址选在离县城较远的迟家隈子的一个山坳里。为解决建校劳动力，干校连办了好几期干部培训班，名曰培训实则劳动，学员天天去凤凰山打石头，自已动手盖大楼。大楼盖好了，四人帮也粉碎了，可是新大楼不能空着，我们就搬了家，并把五七干校更名为县委党校。大约是1977年底，那天很冷，小范到党校报到了。梁校长亲自领着他，来到党校教研室，向我们介绍了小范，仍对他以理论神童相称。第一次见到小范，印象太深了，一是非常年轻，才22岁，老成中还带点孩子气；二是脑袋比一般人大，前奔篓后滴滴，我忽然想起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式”的额头。一双眼晴又大又亮，一看就知道此人聪明、反应快。他初到党校，因我俩是教研室最年轻的教员，我29岁、他22岁，大家都称我为“小杨”，称他为“小范”。他比我小，我理所当然称他“小范”，叫了一辈子，老了也改不过来了。

   粉碎四人帮后，理论界拨乱反正，中央指示干部培训，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了县里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县委党校最早安排的经典理论课，是学习于光远、苏星所著《政治经济学》。领导安排由我、小范和两名新分配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分讲。最初是一人分了两章。我做理论教员，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理论底子很薄，多是现买现卖，人云亦云。这次讲经典，因没学过马克思主义政冶经济学，心里十分忐忑，生怕讲砸丢了面子。为了讲好课，我几乎废寝忘食，抓紧时间刻苦自学。除要讲述的于光远和苏星所著《政治经济学》简本外，还硬啃下了徐禾那本很厚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把简本当成纲，把厚本当成目，反复对照学习，终于弄通了原理。开班了，我们四个人悉数上阵，学员对我和小范的授课很满意，认为我俩讲得清楚明白，通俗易懂。而对另二个教员的授课不买账，要求更换老师。领导没有办法，找我和小范商量，把她俩的课分给我俩去讲。于是我由原来商品货币、剩余价值两讲，又增加了资本瓜分和地租两讲，其余都由小范包讲。几期班过后，收到很好效果，一些学员问领导；“他俩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俩这时在教师队伍中脱颖而出，学员欢迎、领导重视，还找机会让我俩外出学习。有一段时间，凤城师范与辽宁大学搞联合办学，请辽大经济系赵教授，系统主讲政治经济学，党校就让我俩跟班听课。小范听课认真，善于思考，爱提问题，颇得赵教授青睐。赵教授说小范是个才子，要是能考大学，可考辽大经济系，他一定好好培养小范。

  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小范并不满足党校的工作，边工作边为高考做准备。1978年，小范参加了夏季高考，考了全县文科的前几名，考取了他心仪的吉林大学哲学系。他在县委党校工作满打满算十个月，但他敏捷的理论思维，勤学上进的精神和过人的聪明，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81夏天，我也考取了辽宁省委党校两年制理论班，离开县党校去沈阳脱产学习。1982年夏，小范从吉大毕业，分到了沈阳药学院工作。省党校离药学院不远，我抽时间去药学院看了小范，他当时好像在德育教研室任教，我总感觉对小范而言是大材小用。于是回到学校，向哲学教研室主任关九英，介绍了小范的情况和才华，并说如调到省党校，他会有用武之地，会是个好的教员。我毕业回到凤城后不久，听说他又经人举荐，调到了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任教。

    在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他是最年轻的教员，也是最努力的教员，很快在教学和科研上崭露头角，出类拔萃起来。教学受到好评，论文屡获大奖。为了进一步深造，1985年，他考上了中央党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研究生。他在哲学的海洋中如魚得水，读书、听课、思考、探索、写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在同学中他是出了名的勤奋钻研，两年学习收获多多，对哲学有了更多的探求与思考。他在中央党校读研期间，结识北大名教授、中国哲学史泰斗张岱年先生，成了张先生私淑弟子，张先生识小范为“知音”。小范对这位泰斗的哲学思想与学术颇感兴趣，并进行深入研究，1989年12月，一本研究张先生哲学思想的学术专著《综合舆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公开出版了。如沿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相信小范现在一定是中国哲学界的顶尖学者。

   1989年的一场政治动乱，打乱了小范的学术步伐。他并未参加动乱活动，可别有用心的人，却抓住小范曾发表的几篇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在当时还获过奖)，把他归于精英之列，他的思想压力很大。1990年夏，我正在丹东振兴区任职，有一天，他突然到丹东来找我，穿着一件大背心和一条大裤衩，脚上还挂着拖鞋，打扮得很邋遢，我看出他的心情很糟糕。果然如此，他说他要去美国，投奔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现已在美国搞药学研究的妻子。我问:“是短期探亲”？他答:“不是，是出走”。我说:“你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去美国能干啥”？他说:“我也不想走，可不走不行，我已成了批判的靶子”，当时他已被批判了四个月。临别时，我送他一本遇罗克妹妹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当时是一本很热的书。

   1991年8月，小范终于去了美国。他在美国先后出了截然不同的两本书，一本是《我为什么不願意成为基督徒》，另一本是《我願意成为基督徒》。小范是有思想的人，宗教是哲学的一部分，从一个无神论者到信奉基督教，我不了解他信仰转变的心路历程，但对于小范来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转变啊？小范是学者，他对宗教的态度，不同于一般的信徒，而是对基督教有深入研究的人。他还入神学院进行了专门学习，进而成了一名牧师，不仅在美国传教，还在世界很多地方传教，在美国基督教界有一定影响。  

    他去美国己30多年了，去时还属青年，现在已成老年；去时默默无闻，现在华人圈已成名人。如今他和太太在美国安度晚年，平时除布教讲学外，还笔耕不辍，写了许多回忆和散文，篇篇引人入胜。他的两个孩子，虽然还是黑头发、黄皮肤，但却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按理说他在美国站住了脚，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本应被人羡慕。而我则不然，直到现在还为他惋惜。惋惜他出走美国的信仰转变；惋惜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被泯灭了才华。如果他还在国内，早已成为知名教授和学者，应是理论界的巅峰人物。但事情已经过去了，不会再有如果……

祝願小范，在大洋彼岸健康长寿！

老友:杨树红

2024.年6月于丹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