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道德元理19. “权益自由（liberty）”的深度悖论

澄清了权益与义务之间，分析性的对应关系，现在继续从实然视角入手，讨论政治哲学特别关注的，自由与权益合一的问题，俗话或曰：“自由权益”“权益自由”。

一方面，《人性逻辑》已然讨论了，人们在趋好避坏层面，达成的“成功自由”，与在行对拒错层面，达成的“正当自由”；从中得出的结论，适用于道德、认知、实利、信仰、炫美，所有的价值领域，木有例外。

另一方面，本系列前面集中讨论了，人们进入人伦关系后，在趋善避恶与行对拒错层面，通过自愿自为地履行道德义务，达成的“德性自由”，如上战场勇敢杀敌的自由，在家里共享天伦的自由，做慈善帮助他人的自由等，构成了“道德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之下，接下来讨论的“权益自由”，则是道德自由中，与德性自由并立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其特点在于：通体结晶着，正义的底线效应。

如果说其他自由，通常只能译成“freedom”的话，权益自由虽然也能译成“freedom”，但同时还有个专有的名称：“liberty”。同情理解地讲，让哈耶克、伯林等大牌，感到头疼的“自由”概念，主要就是这个“liberty”了，尽管让他们头疼的头号原因，依然在于不理解“freedom”，尤其是与“will”融为一体的“freedom”，甚至把它当成了自生自发，与因果必然不共戴天的“柿油”，嗯哼。

照前面的分析，权益自由的典型特征在于：它在人伦冲突中，让权益诉求者享有了，在权益涉及的那个方面，不受别个干涉地，想要怎样就怎样，不想怎样就不怎样的随意任性、从心所欲，如同15篇所说：你在公共场合的抽烟权益在于，哪怕其他人在场，你想抽烟就可以抽烟；我在公共场合的健康权益在于，我不想受到二手烟的伤害，就可以制止别个抽烟。上一篇曰过了，天才少年霍菲尔德，也是在这个意思上，把权益自由曲解成了，语焉不详的“特权”……

所以哈，权益自由与其他“freedom”，在由乎自己的随意任性这一点上，并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在于，它植根于人伦冲突中，旨在保护主体不会受到，别个的不可接受侵害，亦即《人性逻辑》15篇提到的，伯林先在“最通常含意”上，把自由解释成：“不受阻碍地去做，自己意欲的事情”后，接着又改口说的那个，“自由的基本意思”：“要是人们被囚禁，或者严格意思上说被奴役，他们就失去了自由。”

毕竟哦，被别个囚禁或奴役，恰恰意味着：你不得不跟着，别个的指挥棒转，却没法在由乎自己的心所欲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达成自己意欲的目的，不是？

乍一看，这种免受干涉的权益自由，貌似就是伯林看重的，政治层面“免于（free from）”的“消极自由”了。然而且慢。别忘了上一篇讨论的，权益与义务的实然对应：你在提出让自己免受侵害的诉求时，同时也把强制他律的义务，加到别个头上咧，因而也就几乎意味着：你为了不让自己，跟着别个的指挥棒转，反过来却要求别个，跟着自己的指挥棒转。

实然视角看，这一点甚至有理由叫做：“权益自由的深度悖论”，因为人类有政治以来，遇到的所有麻烦，无论理论上的，还是实践上的，包括前一篇提到的，不得不频繁地指认，权益与义务的应然对称在内，全是由于这个悖论造成的。No good sense oh，亲，这是俺老汉以前的文章里，从来木有提过，写这篇随笔时，才肤浅浅薄地刚刚发现的，另一个深度悖论。你说气人不气人，嗯哼。

不用讲，把强制他律的义务，加到别个头上，对别个来说，肯定是一种不自由，后面还会分析。然而呢，把强制他律的义务，加到别个头上，对权益诉求者来说，却是一种“free to”的“积极自由”，亦即基于自己“不想受害”的消极自由，要求其他人“应当怎样”，从而对其他人实施“管控”的积极自由。

乍一看，伯林在人伦层面，区分的两类不同自由，貌似也有这么层意思。不管怎样，据他讲，一方面，消极自由的问题在于，“主体会或应当在什么范围内，不受别个干涉地，做他能做的事，成为他能成为的人”；另一方面，积极自由的问题在于：“什么或谁，是能决定某个人，做这件事、而非那件事，成为这样子的人、而非那样子的人的，管控或干涉来源。”

然而哈，爵士在此又把事情搞乱了：第一呢，他木有看到，自己说的消极自由本身，已经同时兼有了，两方面的因素：“不受别人干涉”的消极自由，与“做他能做的事”的积极自由，后者恰恰还是以前者，作为不可少的前提。举个例：飙车族很想免于，交通警的强制干涉，目的正是为了享受，超速驾驶的刺激体验。

第二呢，他自己指认的，两种自由的主体，严格讲是两个不同的主体：要是消极自由问题的主体，是“某个人”（比方说飙车族）的话，积极自由问题的主体，则是管控或干涉某个人的“什么或谁”（比方说交通警），结果错失了事情的要害：每个想在人伦冲突中，追求权益自由的主体，都会因此落入，消极与积极交织的悖论：一方面试图让自己，免于别个的管控，另一方面又设法，积极地管控别个，却不可能要么单单追求消极自由，要么单单追求积极自由。

还是用刚才的例子：一方面，飙车族不愿受到交通警的干涉，恰恰潜藏着想要自主管控，飙车行为的积极追求；另一方面，交通警积极地管控飙车族，也内在蕴含着，不让正常的交通秩序，受到飙车族危害的消极追求。否则的话，忽视了这样子缠绕在一块的双重内涵，就很难讲清楚，政治板块里常见的，“免控自由”与“管控自由”的纠结互动，不是？

进一步观，大师指出了：“自由的积极含意，源自个人想要自我主导的意愿；我希望我的生活和决定，取决于我自己，不是取决于外界的力量”，并且承认了：“自我主导的自由，与不受别个阻碍地做选择的自由，貌似只是两个，逻辑上相距不远的概念”后，紧接着又强调：二者在历史上，“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甚至演变成了直接冲突”，集中表现在：要是人们把理性等因素，看成主导的“真实”自我，用来约束欲情的“虚假”自我，然后再将这类自我主导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身上，逼着他们同样诉诸，“为了大我放弃小我”的方式，追求“更高”自由的话，这类打着“理性”“正义”“平等”“幸福”“进步”等旗号的强制性管控，就会导致对其他人的欺凌压迫，落入否定消极自由，制造人格分裂的悖论。

不过喔，这些论述自身，尽管绕来绕去，依然漏洞多多。问题在于，大牌在承认了，两种自由只是，“言说同一件事的，消极与积极方式”后，很快又主张：二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甚至演变成了直接冲突”，不仅逻辑上不大讲得圆（同一件事的不同言说方式，何以成了直接冲突的不同历史方向？），而且同样掩盖了，免控自由与管控自由的互动悖论，这个政治板块中的要害问题，嗯哼。

其实哈，讨论积极自由的过程中，伯林自己很少关注，“我如何免于别人干涉，实现自我主导”的问题，而主要考察了：“我如何通过自我主导，实现自我管控”的问题，于是乎陷入了自败：无论包含着，怎样的伦理内容，自我主导下的自我管控，首先是主体的“私域”之事，属于一己个人的德性自由问题；当且仅当主体，把这种自我主导的自我管控，加到别个头上，强制其他人也实施，差不多的自我管控，它才会进入社会的“公域”，成为人伦之间的权益自由问题。

举个例：张三自律地戒了烟，完成了自我主导下的自我管控，就是他个人的德性自由；可要是他把这种自我管控，强加到别个头上，迫使其他人也戒烟的时候，单就张三自己来说的，德性自由问题，就变成了张三与别个之间的，权益自由问题啦：一方面，张三有没有权益，阻止别个在自己房间，或公共场合抽烟？另一方面，别个有木有权益，不受张三管控，在公共场合，或自己房间抽烟？

同时呢，恰恰由于木有厘清，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关系，大师还忽视了下面一点：主体之所以打着，“理性” “正义”“平等”“幸福”“进步”等旗号，积极地干涉别个，其动机正是为了免受，别个对自己的管控。所以吧，只有弄明白了，主体追求权益自由的时候，如何处理免控与管控的关联，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

不错哟，伯林有两句话，好像很贴近这个关键：看重免于干涉的消极自由的人，“想要约束权威本身”；看重自我主导的积极自由的人，“想把权威握在自己手里。”可是呢，他还是木有瞅见：实然视角看，任何追求权益自由的人，都兼有既想约束别个的权威，又想自己掌握权威的两个方面，不可能只是非此即彼的各执一端：看重消极自由者，光想着约束权威；看重积极自由者，光想着掌握权威……

于是乎，如同哈耶克强调的，自生自发秩序一个样，伯林强调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虽然抓住了，政治板块的一个重要问题，可因为他自己，一开始就没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反倒频繁犯下了，主体不明、焦点不清、言不及义的低级失误，结果将后来那些个，缺乏反思批判，只想着怎样把大咖都说不通的东西，给说通了的解释者们，纷纷带进了沟里，到今天还木有，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不是？

有鉴于此，随笔集各系列中，一方面只在人性逻辑的“最通常含意”上，运用“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对概念，另一方面则在道德元理的限定含意上，运用从前者衍生而来的，“免控自由”与“管控自由”这对概念，并将它俩的纠结关系，说成是弥漫于政治板块的，权益自由的深度悖论。

换个方式说哦：在俺老汉这里，“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概念，只有人性逻辑的最广泛意思上，“免于任何坏”与“趋于任何好”的普遍价值内涵；“免控自由”与“管控自由”的概念，才有政治板块的限定性意思上，“免于别个管控”与“趋于管控别个”的特殊人伦内涵，以免像伯林大佬那样子，把两对不同层面的概念，硬生生搅一块咧，怎么讲都讲不清楚，嗯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