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四节，利用日方档案，经各种方法，渠道交叉验证了陈庄战斗中日军精确的死伤人数，八路军大量击毙民夫的事实，以及所所谓获战利品的实际内容】。

按笔者最新考证，八路军陈庄大捷中，实际仅击毙了日军43名（包括战伤死两名，不包括负伤），比自报的歼敌1500有很大的差距。对听惯了陈庄大捷故事的人来说，肯定难以置信。但这却是一个利用各种资料进行了多重交叉验证的真实结果。以下出示的是摸索到此结果的考证过程，和各种证据资料。

3.4.1. 田中大佐的死亡速报

日军并不会对战死者家属隐蔽或推迟报告死亡消息。相反，会不等到确定事实后即发出速报。关于陈庄战斗中田中讨伐队的损失，对外第一报是田中省三郎大佐的战伤死消息。田中在9月29日午前指挥三笠山救援战中负重伤。突围战中被救护班用担架抬回慈峪。10月1日晨被从慈峪送往石门陆军病院，4日死亡。10月5日，国内《朝日新闻》即进行了如下速报：

图表3-7 朝日 391005

可知田中死因为“腰部贯通枪伤”，4日午后1时半毙命。5时，国内原队用电话通知了和歌山县新宫市矢仓町的田中未亡人。 10月6日、《朝日新闻》和歌山地方版面中也出现以下新闻。介绍了田中大佐的经历和家庭情况。田中出征之前，曾兼任熊野地区的新宫中学，新宫商业学校，串本商业学校三校的军事教官。六子之父，未亡人名ふさ子。

图表3-8 朝日 和歌山391006

重要人物之死，一般都为此类速报形式。两三天即传到国内。但部队一般成员的死亡消息，约10天至两周后，才可在地域新闻版面中寻见。特别是一次战斗有数人以上死亡的批量战死伤事例，在部队出身地的报刊中绝不会被遗漏。消息推迟约10天发表的理由。考虑主要是为了核实，调查。情报传递方法主要是电信。

日军因为是按《兵役法》（1927年）征兵，法律面属于国家对兵役者的（强制）雇用，所以对每一位军人，国家都保存有详细的人事档案记录（现在都有留存）。不仅是对家属负责，更重要的是国家有对死亡者进行赔偿，补偿的义务，还牵扯到户籍，护国神社（地方），靖国神社（中央）合祀等行政面，表彰面问题。所以对每位死者的验证程序十分复杂，严密。找不到尸体的战场失踪者，若没有确实证言，在1-2年内家属是享受不了死亡待遇的。一直要继续进行多种追踪调查。死亡的证据，即战死者的遗体，有可能全部带回处理。紧急情况下，在现场埋葬或焚烧尸体前也要取下“生体标志”如手指，耳朵等带回。常见的日军战斗后扫荡目的，多为回到现场寻找战死者踪迹，收容遗体，遗物等。此时若寻找不到死者踪迹，常常要要放火，杀村民进行报复。收集尸体，是确定死亡者的重要手段，其行政意义（上级要求）远大于实际需要（慰灵）。

按后出丰田春满记录，水原旅团长突围下山后还未脱险之际，已首先亲自带队连夜在河滩地收容散兵，伤员，战死者遗体。战斗结束后八路军还未完全撤退的“10月1日，2日连接两天，水原部队长又亲自带队返回鲁柏山区，清扫战场（搜寻失踪者），但没有很大收获”（895页）。晋察冀军区《抗敌报》2日也电称“慈峪敌又增兵共约千人，连日来不断出发游击，企图搜寻此次被我歼灭之敌军尸首…” 又称“守慈峪之敌，甚为恐慌，经我军连日猛烈袭击…于昨日（3日）下午七时狼狈向灵寿退去，我军当即收复慈峪”[1]。可见以慈峪为根据地，水原部队的搜尸活动在战斗结束后，在八路军眼皮底下，连续进行了两至三天。

10月5日，旅团调兵完毕后又组织了大规模报复性扫荡。当然此时已不会遇到早有戒备的八路军主力，实际其扫荡目的之一，也同样有打扫战场，寻找死亡者的遗体，遗品目的。《陈伯均日记》记录：“是日（10月7日）黄昏前，敌寇七、八百又进到坡门口、石嘴及其以南之高地，打扫战场，焚烧房屋以示报仇之意” （484页）。此时所谓的战场，并不会有任何八路军身影。

3.4.2.战场速报时的损失数据     伤亡67（内战死18）名

报复扫荡于10月8日结束，搜尸的任务，也于此告一段落。此时死者，失踪者人数姓名基本确定。10月9日，在正定独立步兵第三十一大队本部通过原队(本乡联队区)，向征兵地（各地）用电话通知了陈庄战斗的死伤者情报。10日，征兵地的地方报刊版面，登出乡土部队出征者的死亡消息。如前述组建方针，由于征兵地分散在各县，寻找并不容易。下面是笔者调查中发现的三条：

一，朝日新闻的岩手版：《灵寿县战斗中，六勇士战死，9日田中部队发表》。

据9日原队发表，田中（省）部队9月25日至30日在河北省灵寿县战斗中，战死18名（内将校3名），战伤死将校1名，负伤48名（内将校一名），付出了67名死伤的沉痛代价。此战斗中化作兴亚之础石的本岩手县战死者姓名，出身地如下：少尉小田島靖一氏（籍贯略），少尉菅原義雄氏，上等兵網取新太郎君，同関正一郎君，同清水福松君，同桜庭末子君(后面为战死者家族构成情况等，内容略)。

图表3-9朝日岩手391010

同日朝日新闻石川县地方版内容如下

“田中（省）部队9月25日至30日在河北省灵寿县的战斗中，战死18名（内将校3名），战伤死将校1名，负伤48名（内将校一名）”(此部分与前岩手县内容一致。不同处是记录了石川县出身的牺牲者六名的详细情报如下)“曹长船津庄一（出身地略），上等兵九里荣吉，同浅井弘，同辻村田豊，同长谷三次，同若林敬造”。

图表3-10朝日石川391010

同日富山版，也记录了灵寿县战斗中，上等兵前誠治、高畑宗弘、北島次作三名的战死消息。此三报共记录的15名陈庄战斗死亡者的实名。加上先行速报的田中省三郎大佐的死亡，可掌握16名死亡者的真实姓名。其余2名也会记录在其他地方报刊版面。以上要进行繁琐的各地方报纸调查的理由，来自独混第八旅团的编成形态。即该类在战地临时编成的部队，不属于乡土联队，没有统一的征兵地区。由东京的本乡联队区，在各地代招，拼凑。所以增加了调查面困难。

问题在田中讨伐队“死伤67名”的数字是否准确？笔者回答是否。但并不是为了隐瞒，此67名仅仅是扫荡结束后，截止于10月8日田中部队所能掌握的可靠死伤数。从下节的战斗过程记录看，田中讨伐队9月28日出陈庄后，曾两次被包围，特别是29日至30日夜间突围撤退中十分狼狈。勉强能把伤兵带回，但出现了许多没有能收容尸体的战死者。之后由于是胜利者八路军在打扫战场，所以日军虽两次返回战场搜寻死者尸体，但也未见成效。可以说此战斗的败退结果，使该部队中出现了相当数的“行踪不明者”。即没有找到尸体的战死者。人命关天，有立刻通知原队，地方，家属必要，所以大队本部在8日扫荡结束后，立即将能掌握的最初损失信息先通知给原队（本乡联队区）。原队立即通知媒体，并向关系各地发出电话通知。此为第一次死伤67名（内战死18名）报导产生的由来。

3.4.3.北支那方面军的内部通报     死伤104名（内战死41名）

关于讨伐队损失的较准确记录，可见以下北支那方面军提出的1939年9月下旬报告书中的军医部统计。记录独混第八旅团9月30日在慈峪镇（灵寿县北方约9公里）的损失数为战死41名，战伤63名，合计死伤104名。此数是方面军全体统计中的一部分，作成时间应是10月20日后。从文件全体的传阅印看，最早的阅览印章为10月25日，陆军省（某课）。

图表3-11旬间战死伤统计 战时旬报 JACAR：C04121715300

统计对象，是作战地区（慈峪）的上级部队（独混八旅）全体的死伤总数。所以不仅田中大队，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其他参战部队（如与旅团长同行的工兵小队，救护班，电台，29日来援的木村救援中队，战车队等）的等，若有死伤，也应包括在表的104名中。

日军的损失统计中，死亡数一般都是比较准确的定数（统计时的正确数字），而负伤数由于判断标准不同，经常有大小出入。此处记载的负伤63名，应来自下述军医少尉丰田春满的报告（报告重轻伤员63名），即军医掌握，上报的数据。此统计数据作者为方面军军医部，从中还可以得知北支那方面军在9月21日至30日间，管区（华北）内部队的损失总和为战死71名，战伤144名，合计旬间战斗死伤215名[2]。在此十日间，陈庄战斗的损失比率最大，证明八路军取得“大捷”的确是事实。但即使将方面军的旬间全体损失都计算给八路军的“陈庄大捷”，其数量也不满八路军自己公布的战果1500名的六分之一。

文件的封面，可见属于北支那方面军向陆军省呈报的《军事极密》字样，经过了陆军省几十个担当部门近两个月的传阅，可以称是一个正式的档案密件，数据虽不一定完全，内容应是可靠的，不是对外宣传。但此件记录的数字范围仅限于日军的军人，军属，不会包括协同作战的伪军和运输物资的民夫，苦力的死伤数。所以陈庄战斗日军死伤104名，并不是八路军一二〇师陈庄大捷的全部战果。如下所述，其所谓“战果”中包括大量被八路军击毙的没有武装的民夫，其数字超过日军的死亡总数的43名（具体内容下述）。

图表3-12旬间战死伤统计 战时旬报2 JACAR：C04121715300

3.4.4.遗骨送还50柱

损失统计的104名中，会不会出现遗漏？笔者认为可能有少数遗漏，或未确定的战死者（战伤死），因为这个数据也仅仅是截止于10月中旬，战斗结束约三周时的数据。由于仓惶撤退中战死者尸体被遗弃于战场，之后对“失踪者”的尸体，遗物的寻找、调查并不容易，短时间内很难判明真相。

笔者在继续搜寻之后的死亡记录过程中，又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即11月22日，田中（省）部队灵寿县战斗中的死者“遗骨”归还日本时的报导。可查到岩手，石川，富山，岐阜四个县的《朝日新闻》地方版面登载了这条消息。各县报刊并且各自列出战斗中本县死亡者的名单。除了死亡者名单外，报导内容一致，应是本乡联队区统一对关系各县的通报。报导内容如下

在北支那灵寿县附件的激战中，名誉战死的田中（省）部队50勇士的英灵，将于12月4日于○○上陆，6日无声凯旋故乡。本县战死者为…（各县的名单）

图表3-13朝日四县 19391123笔者合成

从内容可知道是遗骨护送队从现地（华北）出发前，原队（本乡联队区）提前向关系各县发出的通知。日军的遗体送还过程，是一个统一组织行动。若参考约半个月后返回日本（12.27到达）的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的遗骨送还过程，可知隶下各队由一名（或数名）将校组成护送团，携带遗骨汇合到旅团，师团等上级大单位处。后编队乘车到上海集结（每次（船）约数百名）。乘专用船（东亚海运会社运输轮长城丸）经九州门司港到神户上岸，之后在前来迎接的遗族家属代表等护送下，改乘火车到达东京车站。在月台有“代理陆军三长（陸軍大臣、参謀総長、教育総監）的下级人物等出迎，举行慰灵仪式后，再由各队护送者将骨灰送回原队（本乡联队区）所在地，最后返回故乡各县。

 仪式比较正规，有提前通知各亲属准备的必要。以上报导既是这样一个对各县出身关系者的通知。这里出现了一个新数字，即与田中省三郎的遗骨一起被送回回国的 “英灵”遗骨共为50柱。从数量上比起一个月前，北支那方面军军医部统计又新增加了9名。可以肯定都是田中省三郎部队的战死者，但从此类遗骨送还的惯例看，不会都是一次战斗的死亡者，而是前后一段时间内的战死者集成。举一例参考，同年11月3日雁宿崖战斗后，辻村大队于12月27日，送还了66柱遗骨“凯旋”，并附有全部名单。笔者按名单精查结果，发现实际送还数为69柱，其中包括3名黄土岭战斗的死亡者，4名其他战斗死亡者[3]。同样现象，也存在于田中大队送还的50柱遗骨的内容中。即此50柱遗骨，并不能都断定为陈庄战斗死亡者。

各县为此还在地方报刊出示了本县的战死者姓名，出身地等信息。可知主要是石川县，岩手县，富山县，岐阜县的出身者。以下是笔者汇集各地方报刊出示的人名，统一作成的战死名单，共41名。

图表3-14 朝日报刊公布战死者名单集成

笔者经过之后的再次核对，发现此时的报导名单也并不准确，不仅多有人名汉字的误植，还可能出现将对象人物搞错的情况。但至少，在报刊报导下笔者首次搜集到了约40名战死者实名。这是个很重要的线索，因为用此战死者名单，可以在另外一个更重要文献史料，政府《官报》中检验，核对。 

 3.4.5. 官报《战地其他死亡者》名单考证

利用政府《官报》公开的战死者名单进行核对，检证，是最近开始受注目的一种新研究方法。有关官报研究方法，笔者在其他论著中已有过详细介绍，现将其主要程序再揭示如下。

利用日本政府战争期间公开的《官报》研究战史，是最近国内民间战史研究者发现的一种划时代的新方法。即利用《官报》每日公布的《战地其他死亡者》通报，和一年两回公布的《靖国神社合祀者》名单等，来确认特定战斗，战役中某部队战斗死亡者的精确情报。《官报》即政府公告，除节假日外每天约发布一号。内容包罗法律、政令、条約、政府人事，各种报告书，资料等国家对外公开，公布的信息。

死亡的军人，属于国家通过法律程序雇佣，征用的公务员（兵役者）。所以若其死亡时，政府也负有通报，合祀，补偿等国家义务。谁人都可阅览，并不属于军队的秘密情报。其中有关死亡者（包括病死，事故死）公告记录有两种，第一种是陆海军省公布的《战地其他死亡者》通报，每一两日间公开一次，以战斗团体，战斗别为单位，按军阶高地顺序排列。各战斗中的死亡者，也以战死日期前后排列。战地死亡通报的特征，是可以确认每个战地死亡者的姓名，死亡种类（战死，战伤死，战病死），死亡日期，出身地，军阶等信息。可以说其中的死亡日期和出身地，是一个可确定部队所属和战场所在地的重要情报。

第二种，是《靖国神社合祀者》名单，同样属于政府陆海军省的告示，每年仅报两次，每次人数数千至万名。随着战争进展，死亡者增加，每次公布数字也有越来越多倾向。合祀名单中虽没有死亡日期，部队别标记，但经分析研究，也可以摸出其排列规律的顺序。即基本按某一阶段（约半年前后）的各部队的部队别，战斗别顺序排列。特点是集中度高，容易查出一定时间中，某一上级部队（师团，旅团等）的全部战死数据。缺点是，合祀名单不可确定死亡日期。也不可区分邻近的小战斗。比如，时间接近的雁宿崖，黄土岭两次战斗的死亡者，都会被排到一起（但有微妙的前后顺序区分）。所以，即使确定了位置，也还会有时间接近的，其他战斗中的战死者混入名单中。需要鉴别，排除一些无关者。

以下，是笔者从各次官报中确定的陈庄战斗（9月27日-30日）战死者。

一，1941年9月5日《官报/战地其他死亡者》栏 ，记录了9月27日战死的步兵上等兵樱庭未子等两名，28日战死的步兵中尉菅原义雄等14名，共16名。

图表3-15 1941年9月15日《官报/战地其他死亡者》栏

二，1941年9月22日《官报/战地其他死亡者》栏，记录了9月29日战斗中死亡的步兵伍长北村二三雄等共20名。10月4日战伤死田中省三郎少将一名（军阶均为特别晋升后）。

图表3-16 1941年9月22日《官报/战地其他死亡者》栏

 三，1941年10月10日《官报/战地其他死亡者》栏，记录了9月28日工兵队工兵伍长塚田太二郎，9月29日工兵上等兵国井传十郎两名的战死。

图表3-17 1941年10月10日《官报/战地其他死亡者》栏

 四， 1941年11月8日《官报/战地其他死亡者》栏，记录了9月28日战死的步兵伍长铃木太四郎，步兵上等兵照井七郎，同29日战死的步兵上等兵关正一郎，10月1日战伤死的军属根桥金雄，共四名。

图表3-18 1941年11月8日《官报/战地其他死亡者》栏

以上分四次公布，共计43名，从死亡时间，出身地，兵种军阶，人名（与报刊报道对照） 看，是陈庄战斗的死亡者准确无疑。以下是笔者作成的一览表（死亡地点，按战斗详报记录推测）

图表3-19 官报战地其他死亡者栏公布的陈庄战斗死亡者43名

此名单可以说是一个最准确的统计。除了两名战伤死外，数字和北支那方面军军医部统计一致。由于有明确的死亡日期，军阶等记录，还可以分别算出各战场的死亡概数。如27日陈庄附近战斗中死亡两名。28日冯沟里，坡门口附近战斗死亡17名，29日三笠山附近战斗死亡17名，30日撤退中死亡5名，以后又出现战伤死两名。旅团所属工兵队（水原旅团长同行）死亡两名。将校中死亡为大佐一名，准尉3名。约占将校总数的约4分之一。

3.4.5. 合祀名单中的62名

加强统计精确度的另一个方法，是再用靖国神社合祀名单核对。陈庄战斗部分公表于太平洋战争开始后1942年的年3月，9月共两次。合祀名单特征是没有死亡时间，和部队名标注。但按照部队顺序，军阶顺序排列。每一段基本上是接近的同一时间段的战死统计。1942年共公布的两次，每次约40页，共记录了1939（昭和14）年度前后（不一定都是1939年度）的战死者约14000名。从此庞大的数据中，寻找40余名独立步兵第三十一大队的死亡者位置并不容易，重要线索既是要事先掌握复数战死者的实名和出身地。以上笔者从两次报刊报导（10.10,11.22）和官报的战地其他死亡者名单中已收集到43名的战死者实名，所以在合祀名单中也不难确定独立步兵第31大队在约半年时间中的战死者排列位置。以下的两图既是独立步兵第三十一大队在陈庄战斗前后的死亡者位置。与上述名单基本重合，共罗列了59名被合祀的“英灵”。再加上另一处旅团工兵队战死的三名（420328/54页），共62名。

图表3-20官报合祀名单420328

图表3-21 官报合祀名单 420925

问题是此处62名虽然是田中大队的战死者，但不都是陈庄战斗的战死者，包括前后在其它战场的死亡数字。验证，排除方法，即将此处的62名，再返回到官报的战地其他死亡者通报栏中，一一核对死因，和死亡日期。以排除其他无关战斗的死亡者。完成此繁杂作业后的认定结果见以下两图。

图表3-22 验证结果一，

图表3-23 验证结果二

排除无关者之后的最终结果也是43名。再一次证明了之前从官报《战地其他死亡者》栏中整理出来的名单（43名）的准确性。此名单和战死人数，经过了一，北支那方面军军医部统计，二，各地方报刊的战死者报导，三，遗骨送还名单报导，四，官报《战地其他死亡者》栏的集计，五，官报合祀名单的佐证等五重交叉验证，可以说是一个十分精确，详细的陈庄战斗日军战死者统计。

从此表中还可以知道，在战斗命令，战斗记录中出现的主要干部将校的三个中队长，北村，川崎，大岛，大队副官熊田中尉等主要干部都未死亡（未在表中），负伤的五十里中尉（见丰田记录，担架抬回）也并未因伤死亡。将校死亡数4名，仅占将校总数的约1/4。八路军记录中出现的所谓 “本村中队长”的死亡等，也根本不存在（可见有一名北村二三雄的上等兵）。此点也证明了八路军将田中讨伐队1500名全歼战果报告只是一个宣传品，内容不属实，也没哟任何可靠证据。

3.4.6. 民夫的受难   

国内宣传部门为了美化，扩大抗战中己方的战绩，总喜欢用“日伪军”，“敌人”一词混淆歼敌对象内容。或用“歼灭”“死伤”“消灭”等语来糊涂死伤区分。其中，日军以外的部分，或战死以外的部分，定义并不明确，容易被利用做宣传。

陈庄战斗也不例外。在明确了日军的精确战死数字外，还不乏有人强词“其他歼灭的（1440名）都是伪军”。此战斗中，八路军“歼灭”日军以外之战果到底多少？前节曾提到过，若按独立步兵第三十一大队9月24日的命令书内容计算，伪军部分为行唐，正定，无极三县的警备队员计27名，及一个混合警备队（应以灵寿县警备队为主）。总数从丰田春满的记录，“其余人员为工兵一分队，无线班，救护班，县警备队等共约80名”来推算，伪军（各县警备队）全体员数约45名。其中应出现近半数（按日军死伤比率计算出的概数）死伤，所以可以说此战斗“歼灭”伪军约20名。若按“日伪军”计算，即歼敌约125名。

此外的“战果”，还有以下日军两个档案文件中记录的雇佣民夫的损失，此部分仅死亡者就达46名，负伤者不详。前节中，笔者算出独立步兵第三十一大队的运输队规模，应小于是年7月于灵丘地区山地扫荡的独立步兵第一大队的行李队，最大约有100名前后的民夫（车夫，苦力），和征用的车马等。从死亡者46名的数字看，可见其中的约一半，被八路军一二〇师部队作为“伪军”消灭，所谓“16名俘虏”中，大多充数者也应是做苦力的民夫。

日军档案中，有一个文件名《方军经监第五二三号/伤害慰藉料赋与之件报告》（赔偿支出报告），是1940年8月10日，北支那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向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提出的报告。记录了赔偿金受领人“李朱氏”以下43名的全部姓名，和赔偿金额。

支付日期为1940年1月10日，对每位受难亲属一律赔偿150圆（日円）。“支付部队”名记为独混八旅步兵第三十一大队第四中队。“事故发生日期”记载为1939年9月24-30日期间，“事故发生原因，状况”记录如下：

1939年9月24-30日间，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步兵第三十一大队第四中队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附近战斗中，作为苦力雇佣的民夫在战斗中遭到敌袭战死[4]。 

图表3-24 赔偿记录 JACAR：C07091648900

死亡者并没有姓名记录，记录的只是金额受领者的死者亲属姓名。从中可见日军对此类雇佣者的生命保障并不认真，若无遇事故、付佣金后完事，不会留下任何记录。但为何对此次损失进行了如实赔偿？笔者认为苦力的雇佣，都是由驻守地区当地的正定，行唐，无极各县伪组织（县警，维持会等）代行，有雇佣凭证，肯定还有负责的监工，管理者（即各县警备队）。守备部队有常驻之地盘，为了维持治安，必然要和伪组织维持好关系。若此件民工苦力的契约，监督者是维持会等伪组织或中介商的话，从交易契约面就产生了日军（雇佣者）对此件支付赔偿的义务。若仗势赖账，拒不赔偿，必然会影响到统治者形象，不利于部队本职的地方治安。所以此笔支出，也可称为是日军的“安民，宣抚”工作的一环。

至于此44名被八路军击毙的民夫是否都是由驻无极县第四中队所雇佣，还有疑问。从前述作战命令内容看，是参战的各中队从警备地区各县（灵寿，无极，行唐，正定）带来的民工。所以考虑在赔偿金的会计处理时，为了省事和简化程序，全部都记录到第四中队账头上。支付者，反正都是上级财会部门，和各中队不发生关系。

图表3-25 赔偿记录2 JACAR：C07091507100 赔偿金单位是圆（小字），第三项是第三中队记录，并没有赴陈庄。第一项中“八月”应是九月的误记

  除了此44名民工之外，还有一个同类报告，是1940年2月28日的赔偿记录，名《方军经监第123号》。记录了独立步兵第三十一大队，对“八月二十一日后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附近战斗中死亡”的马夫焦三姥，王海卿两名的赔偿，受领者为焦三姥之弟焦六十，王海卿之母王门王。金额相同，都是150圆。因为有陈庄附近战斗一词，笔者考虑“八月二十一日”是“九月二十一日”之讹。很有可能也是陈庄战斗关系者。支付日期比前者早，为1939年12月31日[5]。若加算此件，八路军一二〇师部队在陈庄战斗中（前后）共击毙民夫，苦力数为46名。超出被击毙日军的总数。占八路军实际陈庄大捷战果的约1/3。当然，此拉马，抬担架的民夫不会上第一线作战，更不会抵抗。正因为没有武器，缺乏抵抗力，所以大多成为装潢八路军陈庄大捷的牺牲品。

偿金150日圆，在当时有多大价值？从军薪看，相当于最低等级2等兵的基本军薪（6圆）约两年分。或日本兵最低一等死亡赐金（国家抚恤金）的约十分之一。从在日本国内的购买力看，此时大米10公斤的价格约3圆。所以对一般临时雇佣的民夫支付此数，并不一定算刻薄。

此件资料中最后一项，是同大队第三中队于 “河北省新乐县东长寿驻留中，对蒿城，邢台间战斗中白振江战死的赔偿（金额相同）。此件没有日期，但记在一处。若为同时间段，可佐证第三中队（新乐县东长寿，铁道警备队）与大队分别行动，此时没有参加陈庄附近战斗。 

综上考证，可得知八路军一二〇师在陈庄附近的战斗中，共击毙日军43名，击伤日军63名，击毙民夫46名（以上为准确实数），毙伤伪军约20余名（推测概数）。可称“歼灭”“消灭”日伪军约130名。若非要将无武装的民夫、苦力也视为“伪军”“敌人”的话，还可称陈庄战斗战果为“歼灭敌人”180余名。若再算上击伤，俘虏民夫的数字，“战果”还能再多出一些，只是内容面并不太光荣。但不管如何拼凑，离自报的1500余名，还有相当距离。

 3.4.7.日军救援部队人数，损失

按晋察冀军区《抗敌报》最初报导，进攻陈庄的水原讨伐队人数为7-800名，此数，还是比较接近日军实际出动人数500名（包括伪军，民夫）的。但之后陈庄战斗日军出动人数，或八路军歼敌数越传越多，最终仅歼敌数就有1000名，1280名，1380名，1500名，不下2000名的多种说法。为何会出现此种变化？从各种记录的内容和构成方法分析，可得知主要是无限地加算了“歼灭”所谓“救援”陈庄的日军部队人员数字。从以下有关陈庄战斗的最初记录中即可看到这种战果计算法。

“二十五日至三十日，进攻陈庄之敌七百余，为我××部完全消灭，并击溃敌援军千余人，总计是役毙敌千余人…》[6]”，

以此为例，之后战果报导中，从田中讨伐队本队和前来增援部队的两方面，将歼敌总数不断扩大。即陈庄大捷中公称“歼敌700-1000名”以外的战果部分，都来自于对歼灭日军“增援部队”战果的一种估算。增援部队人数，超过了战斗部队，为此类解释的特征。

日军到底是如何增援陈庄作战的？如前所述，独立步兵第三十一大队本身，除据点守备的留守部队外已倾巢出动，不可能有任何救援兵力。28日战斗危机时，按八路军的记录，在慈峪北上，下五河，白头山一带，曾发生七一九团对日军援军部队的阻击战（后述）。称28日增援的此部敌人数为“当日由灵寿又增至慈峪敌军三百余名，连同原有敌人共计八百余名”[7]。或“灵寿方面增加到慈峪之敌约四五百人，下午三时又由灵寿增慈峪敌三百余，下午四时慈峪之敌八百余，向南北五河、白头山我津南自卫军阵地进攻”[8]。即28日，仅从慈峪增援的日军部队即有800名。为伏击日军数量的约2倍。

若对照日军作战记录可知，此来自慈峪的救援队，并不是什么外来部队，而是讨伐队轻装奇袭陈庄时，留守在慈峪的大岛中队，数量为讨伐队总数的约1/3弱。若都出动的话，最大兵力也不过步兵两小队，山炮一小队，约百名。灵寿县留守部队，如前所述，用于县城守备的部队此时仅一小队，从距离面是有可能增援的，但日军的战报中并没有来自灵寿县的增援记录。况且从本务的县城守备讲，也是不允许其小队做此类冒险的。若真来增援，最多也只能再挤出约10余名（约一分队）。

田中讨伐队以外的增援部队，是上级百十师团长桑木崇明从石门派出的步兵第一六三联队第二中队主力，附有战车两辆。当事者证言救援中队总数约百名前后。此部分增援部队于29日下午或夜间（两种说法）到达，正逢田中讨伐队突围向慈峪返回之际，任务是收容死伤者，没参加战斗（29日晨日军向南方鲁柏山系突围后，打通陈庄道路的增援作战，已失去现实意义），也没出现伤亡。主要进行了夜间在河滩地附近（沙湾）的对讨伐队脱出人员的搜寻，收容。关于此增援部队行动，《步兵第百六十三联队史》中有一个史料，记录了步163第二中队对陈庄战斗的救援行动。属于回忆录，史料价值并不高、仅可作参考。

本部驻保定的第百十师团（桑木崇明中将）与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驻石门）同为该地域守备队。管理面为上下级，但没有直接隶属关系。陈庄战斗前1939年9月15日，出于需要（与陈庄讨伐的关系不明），原驻石门东90公里深县（衡水）的第百十师团步163第二中队，临时被配属给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本部直辖，进驻石门。成为旅团本部直辖的留守机动部队。陈庄战斗中出现危机时，此中队的一部分被派往陈庄救援，并留下了救援记录。

按第二中队第三小队第五分队士兵杉原贡回忆，此队于“10月6日傍晚，接到水原义重少将紧急求援电报后，将驻西兵营的中队一部组成救援队，携带两天口粮紧急出发”。兵力数为“指挥班，第一小队（吹野少尉），第三小队的一半（田中少尉），旅团无线一分队，山炮一分队，总数约百名”。乘车出发，下车后急行军两小时，当夜即赶到了战斗地点慈峪附近。由于兵力太少，夜间又难辨敌我，没有主动打击敌军（八路军），只在战场附近进行了虚张作势的佯动牵制，以通知敌我两方，日军的援军“大部队”已到达。次日正午前，发现了率手兵数名乘马出围的水原旅团长一行，傍晚又将田中大佐的“遗体收容”。第三天也在战场附近收容散兵。傍晚任务终了，深夜返回石门。此文还称水原部队的指挥统制失效，最后下令“自由脱出”。失败原因是因为“两侧山顶没有派出侧卫部队”。

步163队史还记录，10月3日至10月11日，第一机枪中队和第四中队的一部分，也因为陈庄战斗后的报复扫荡，配属给独立混成第八旅团步兵第三十一大队，赴灵寿县参加了讨伐[9]。 

杉原贡此手记并不是什么档案记录，只不过是一个下级士兵的事后回忆。根据应是自己在“军人手帐”（部队发的笔记本）留下的几笔简单记录。即出动时间，编成内容那一段。其余的战斗过程叙述部分，应是凭记忆的还原。与实际对比之下可见基本情报有复数错误。明显的错误之一是搞错了战斗时间，称10月6月晚间出发。若按其记忆，两天后返回石门的时间应是8日深夜，或9日凌晨，与陈庄战斗事实不合。二是错记了田中省三郎大佐的死伤情报。按正式记录，田中是28日负伤，10月4日13时30分于石门陆军病院死亡，并不是死于战场。三是因为不是指挥官，所以不了解友军情报，称水原旅团（独混8）有两个大队以上兵力参加了陈庄战斗。

从史料性质看，此类个人事后的独家回忆，是战史研究中仅有参考价值的部分。本人虽经历了此战斗，但绝不是经历者叙述的就是历史事实。重要的基本情报（时间，地点等），根本不可能正确记忆，所以各种回忆录中，经常要出现想象还原，添枝加叶等不实部分。杉原贡记忆中可参考部分，实际上仅仅是“手账”中的部队编成记录。即“指挥班，第一小队（吹野少尉），第三小队的一半（田中少尉），旅团无线一分队，山炮一分队，总数约百名，乘车出发”，其余的过程应是回忆。夜间在河床摸索搜寻友军，应是一个鲜明的记忆。但收容了田中大佐遗体的一件，属于之后的想象还原。另外10月6日晚间出发，应是把另一条记录，即第二次讨伐出动（旅团组织的大规模报复扫荡）时间，错戴于第一次紧急救援出发之上的结果。

图表3-26救援队指挥官一六三联队第二中队木村喜义大尉，率兵约百名，两辆坦克

救援队派出的准确时间，可见第百十师团长桑木崇明中将的日记，称“9月29日，接到水原少将在灵寿西北方陈庄附近扫荡中，与优势之敌进入激战的报告，派战车增援”。10月1日，“接到田中大队长以下多数死伤的报告”。10月4日，记录了田中大队长的“战伤死”。10月5日，参加了田中大佐遗体告别式[10]。

田中省三郎死于10月4日午后13时30分的事实，还可见《朝日新闻》10月5日报导。死后约三周的10月25日，因战伤死特别晋升陆军少将（『朝日』19391026夕刊一面）。田中从中佐晋升大佐的时间，是死亡前一个月的1939年8月1日（『大阪毎日19390803』），10月25日再次晋升少将（东京『朝日』夕119391026）。仅两个月走完了普通军人需要六、七年所走的仕途，但付出的是生命代价。田中省三郎之妻总子，之后1940年8月31日，获得了陆军省对遗族颁发的死亡赐金6600元[11]。

桑木日记中提到了派“战车”增援。陈庄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长陈伯钧，在日记中也记录了30日到达的敌增援部队为“二百余，汽车五辆，坦克两辆”，与事实较接近[12]，其他几个战斗详报，也称29日到达的木村中队，为200余。当时的标准军用卡车（称自动货车，94型）载重为1.5吨，最大可搭乘兵员20名。所以若5辆汽车，加重武器后可载者不会超过百名。此点，和前述杉原贡记忆（人员百名）吻合。

日军真正的大规模出动，是陈庄战斗结束后 10月6日开始的报复性扫荡。前杉原贡回忆中的“10月6月晚间出发”，指的应是此扫荡作战。10月7日《陈伯均日记》记载：“是日黄昏前，敌寇七、八百又进到坡门口、石嘴及其以南之高地，打扫战场，焚烧房屋以示报仇之意”。晋察冀军区《抗敌报》也有如下内容：

灵寿敌人增到千余人，五日，附汽车？十辆，坦克车四辆又向北进犯，六日下午三时到慈峪，七日起又前进到南北鸟河，后分一路企图直扑陈庄，一路主力向破门口，另一路趋万寺崖，…被我军×部迎面还击。…今晨（8日）八时，仓惶向东南原路溃退…。

即第二次讨伐队到慈峪时间为6日午后，到战场坡门口，万寺院时间为7日，8日返回灵寿。和陈伯钧日记，杉原贡的出发记录一致[13]。推测此次事后的报复性扫荡中，会有旅团其它协力部队参加。

图表3-27 步兵第163联队史 第二中队的战没者名簿，可见陈庄战斗期间没有一名死亡者

路军称为共两次，总数约1000人的日军增援部队中，会不会出现“数百名至近千名”的大量死伤？

一，若查看《步兵第一六三联队史》中，按日期，地点记录的《战没者名簿》即可得知，29日增援的木村第二中队，在9月29-10月1日的出动期间中，并没有任何死亡记录。不仅如此，隶属的第一大队（陈庄战斗后10月，配属给独混第八旅团，其中一部分参加了10月6日以后的报复扫荡），此期间和报复扫荡的10月上旬，也没有记录一名死亡[14]。战后按行政记录（户籍，军籍，补偿资料）作成的“战没者名簿”，是可信性最高的统计资料。所以内容不会有错。

二，9月28日从慈峪出动，被称为总数800人援军部队，是否战斗中大量死伤？如前所述，此部分日军并不是外来部队，本身是占田中讨伐队人数约1/3的一个慈峪留守中队（大岛中队），人员约百余名。战斗中损失数不详。但即使出现大量死伤，其所有的死伤数也会被记录到前出北支那方面军军医部的旬间死伤统计表中，即独混第八旅团全体（包括未参战的其他四个大队），旬间死伤总数的“104名中。

所以，八路军战史中记录的，上千名敌军部队救援陈庄，并出现大量死伤的记载也不真实。实际情况为，内部增援部队（慈峪大岛中队）约百名，死伤数已算入了田中大队记录。另29日紧急救援的外来增援部队（步163第二中队）人员约百名，没进入战斗，也无一名死伤者。

图表3-28 水原义重少将 因为没有陆大学历，晋升中将比同期晚5年

号称被击毙的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陆士20期）此次战斗中不但没死亡，也没有负伤。骑着战马，带领部队（包括担架队）一部撤退中与救援队相会，被收容后30日傍晚返回慈峪。战斗后不久1939年10月26日的定期叙勋中被叙正五位勋三等，授瑞宝章（『朝日』19391027夕1面）。1941年3月退任回国。4月11日作为将星（日军对名将的称呼法）之一，谒见天皇（『朝日』1941412夕1面）。之后任留守第55师团（善通寺）司令部付（师团副官）、兵务部长，1942年1月14日兼任善通寺俘虏收容所所长（东京『朝日』19420115朝1面），1942年2月15日任大阪陆军军需统制部长（『朝日』19430216朝1面），1945年3月晋升陆军中将，4月任新编成第128师团长（牡丹江）[15]。1968年8月14日，在东京都北多摩昭和病院逝去，享年80岁（『朝日』19680814夕1）。

 3.4.8.小结

综合以上考证结果可知，若按敌情，战损自报原则，1939年9月24日至30日的陈庄战斗中，日军方面的战斗参加者是以独立步兵第三十一大队为主的讨伐队，兵力为从3个步兵中队中抽出的各一部，约6-7步兵小队，一炮小队，总数约400名（包括约45名伪军），另外有一个约百余名雇佣民夫组成的运输队，全体人员约500名。陈庄战斗中全体死伤数约180名以上（包括46名雇佣民夫的死亡），占出动全体数的1/3强。另外战斗中9月29日担任救援的日军，为步兵第一六三联队第二中队，出动援兵约百余名，没有出现损失。今日在国内已成为定说的，有关陈庄大捷八路军的敌情分析，或歼敌战果报告等均不属实。对比之下，第一二〇师方面，记录“伤亡584人（内有共产党员387人）”(取早期《八路军军政杂志》记述)。

图表3-29《沙飞摄影全集》长城出版社，2005年，第0123八路军记者沙飞在陈庄现场记录的战果?，现在是唯一可信的“可视证据”，照片不能像宣传那样随便改动数字    

另外，日军方面的武器损失数到底是多少？此点，日军没有记录。而八路军的战果报告又是最不可信部分。自报的战果为“缴获长短枪450支，炮3门，轻机枪16挺，重机枪7挺，掷弹筒9个”。若从参加作战的八路军摄影记者沙飞拍摄的陈庄大捷的战果照片（唯一的可视证据）[16]看，可确认仅有一挺3年式重机枪，3挺11年式轻机枪，两架掷弹筒，约20支步枪（无迫击炮）。照并不是现场拍摄，而是战斗结束将所有缴获品集中到村内之后的展示，以佐证陈庄“大捷”的存在。为了充数，连皮鞋，水壶都作为战利品纳入了镜头，若真有“炮3门，轻机枪16挺，重机枪7挺，步枪450支”的话，为何在镜头中未出现？

笔者认为此照片中出现的武器数量，和日军战死的43名士兵是相匹配的。未统一口径（战果总结前）时最初的战场报导，即10月1日的《抗敌报》也提到这批缴获武器，称“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一部又三挺，步枪四百余支”。若除去步枪，再将其中两架掷弹筒称为是迫击炮的话，可见自报缴获武器数和以上照片，及日军战死人数是相匹配的。田中讨伐队仅配备有两至三挺重机枪，可见其中一挺，的确被一二〇师缴获。

如此，如笔者多次指出的一样，战史记录中可相信的唯一记录是己方的战损统计。交战双方若各自保存有完整的战损统计的话，不需要费力拼凑，对方的实际战果内容即可一目了然。

[1] 《抗敌报》10月5日号。

[2] 「戦时旬报送付の件（３）」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S15-2-97，1056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C04121715300）。此表到底是方面军全体统计，还是一部分统计不明。区分中可判明有方面军直属部队，和第一军部队，没有第十二军，驻蒙军的内容。推测仅为接到报告的部队。

[3] 参考笔者《雁宿崖，黄土岭战斗考证》第三章。

[4] 「傷害慰籍料付与の件報告」陸軍省-陸支普大日記-S15-22-243，629-632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JACAR：C07091648900）。

[5] 「傷害慰籍料付与に関する件報告」陸軍省-陸支普大日記-S15-10-231，436頁。（JACAR：C07091507100）。

[6]《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0期，1939年10月25日，108页。

[7] 《游击战战例选编 第三集》《陈庄战斗》5页。此小册子为1939年一二〇师晋绥军区编写的总结报告。书志详细不明，推测由解放军档案馆提供。现由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网提供（贩卖）。

[8] 《一旅 陈庄战斗详报》原件藏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全宗号21，卷号17。本文引用《贺龙元帅与陈庄歼灭战》转载内容（政治协商会议灵寿县委员会编，2002年）33页。

[9] 『歩兵第百六十三联队史』同刊行委员会、1988年、132页、133-135页。

[10] 桑木崇秀編『父陸軍中将桑木崇明とその兄達』2013年、77-79頁。

[11] 《官报》19400831.

[12] 《陈伯钧日记，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482页。

[13] 《抗敌报》1939年10月12日。

[14] 『歩兵第百六十三联队史』同刊行委员会、1988年、762-778页。

[15] 「陸軍北方部隊略歴（その２）」JACAR：C12122426500/2096-2097頁。

[16] 《沙飞摄影全集》长城出版社，2005年，第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