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黄昏》是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 生于1964年）2020年出版的书，全名：Twilight of Democracy: The Seductive Lure of Authoritarianism（《民主的黄昏：威权主义的致命诱惑》）。 安妮·阿普尔鲍姆是美国记者、作家，拥有波兰与美国双国籍。《民主的黄昏》一书是对于世界范围的反自由反民主政治潮流的反思。书出版于2020年，其写作的缘起应该是2016年川普的入主白宫、英国脱欧的全民公投，以及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右翼极端主义政治走向。 和同是美国保守主义者的弗朗西斯·福山一样，2016年前后的世界政治走势刺激到了阿普尔鲍姆。对世界政治走向右翼民粹主义的反思，福山写出了《身份》（Identity, 2018年出版，评论在此）和《自由主义及其不满》（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2022年出版）。阿普尔鲍姆写出了《民主的黄昏》。 《民主的黄昏》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知识精英们会支持威权主义？ 阿普尔鲍姆认为：野心家任何时候都有。然而野心家要成为独裁者需要很多社会条件。比如，民意基础。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研究过纳粹德国的案例，认为：1933年时，德国的民众有一种“威权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是纳粹党得以胜选、希特勒得以上台的民意基础。 阿普尔鲍姆认为：即便有民意基础，一个独裁者（如希特勒）要上台还要许多帮助他上台和维持秩序的中上层精英人士，特别是知识精英。那么这些知识精英从何而来？ 阿普尔鲍姆接触交往过不少美国、英国、波兰、匈牙利的知识人，他们中许多人曾经是她的朋友，曾共同拥护自由民主制度的理念，曾一起对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欢欣鼓舞过。然而后来，其中一大半抛弃了自由民主制度，抛弃了真相，走向了极右翼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为各自国家中的威权主义政治势力服务。 是什么让部分知识人背弃知识、真相，背弃自由民主制度与自由主义理念，去支持反自由反民主的威权主义政治势力，甚至为这种势力辩护，不惜满口谎言？ 这实在是一个扣人心弦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不仅在西欧、北美、东欧国家中很有意义，对于中国也是一样的。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界知识界可谓百花齐放，自由民主的理念被再次从西方引进，多少知识人翻译、阅读、思考西方的思想、政治、文化，并且反思中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 然而1989年的学生运动与社会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共六四大屠杀，扼杀了曾经蓬勃发展的自由民主思潮。接下来全民经商，知识阶层发生分化，不少知识人背叛自由民主理念，转而为中共政权服务，甚至为六四大屠杀辩护。相信许多关心中国政治的人都在问：中国那些知识人如何背叛知识与真相，如何背弃自由主义理念，去支持反自由反民主的中共极权，甚至为其辩护，不惜满口谎言？ 中国、波兰同是共产极权国家的历史使得阿普尔鲍姆的思考对于我们对思考后八九时代的中国有很多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阿普尔鲍姆美国人的身份也使得她对川普现象的反思对生活在北美的我们有许多的切近性。特别是当川普再次成为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在十一月要再一次角逐美国总统的职位之际。 和福山一样，阿普尔鲍姆也意识到了民主的退潮。经历过二十世纪末的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一度高涨的自由民主思潮在过去一二十年出现了退潮。阿普尔鲍姆用“黄昏”来形容这一现象。 在民主退潮之际，不少知识精英选择了投靠右翼民粹主义阵营。在阿普尔鲍姆的社交圈里：美国有人选择了川普，英国有人选择了脱欧，波兰有人选择了法律与公正党，匈牙利有人选择了奥尔班……总之，一句话，一些知识精英从支持自由民主制度与理念转向了支持反自由反民主的政党、个人、理念、政策，等等。 这情形就和中国一样。过去二三十年，我们看到：公共知识分子被中共有意地污名化边缘化，甚至用莫须有的罪名拘捕、判刑，已经大范围被消音了。大部分的知识人回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古训，成了犬儒；其中有些专注于耕耘自己学术的一亩三分地，成为“专门化人才”或“专家”。中国思想文化界真是“万马齐喑”的状态。也有一部分知识人成了中共政权的宣传员、辩护士。 美国、英国等欧美民主国家的情形略有不同。因为长期的自由民主制度，知识阶层的自由主义传统也较为深厚。因而“万马齐喑”不至于，然而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为右翼极端主义辩护的知识人，支持川普、支持英国脱欧的知识人也不少了。北美的华人社交媒体上，从事社评、时评的华语自媒体网红们，我们看到许多川粉。 回到作者关注的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这些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东欧巨变之前，和中国、苏联一样是共产极权制度，知识阶层万马齐喑。巨变之后，大多数国家开始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然而本世纪初，我们看到某些国家，特别是波兰、匈牙利似乎有倒退回威权主义的趋势。苏联倒退回普京的独裁；波兰、匈牙利的威权主义色彩很浓厚（即便还没有达到威权主义的地步）。 在阿普尔鲍姆看来，固然，东欧国家的民众或许有“威权主义的倾向性”，然而这些国家的部分知识人转变立场，成为威权主义政治势力的支持者和辩护士对于所在国的政治气候有重要的影响。 即便在保守主义阵营内部，也有两类知识人：一类是可以为了权力、金钱等利益（包括党派利益）而放弃普世价值的人；另一类是坚持普世价值，把普世价值置于保守党利益之上，可以为普世价值而牺牲私利的人。 阿普尔鲍姆以及她的某些朋友属于后者（前面提到的弗朗西斯·福山也属于后者）。《民主的黄昏》中主要描写的英美、东欧国家的知识精英多属于前者。北美华语自媒体人中少数属于后者，多数属于前者。中国的知识阶层呢？极少数属于后者，绝大多数属于前者。 欧美有民主自由传统的国家出现右翼极端主义思潮，出现川普当选、英国脱欧等政治事件，说明了被认为没有“威权主义的倾向性”的民众也有走向激进主义的可能性。而知识人支持激进主义、威权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或许，知识阶层也有“威权主义的倾向性”问题？又或许，这种倾向性是普遍存在的，不论是在专制传统深厚的中国，还是拥有自由民主传统的英美？ 然而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弃价值与原则，岂非人性的普遍弱点？我们对知识人有更高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跳出普通人的局限，更能够坚持普世价值。然而，知识与思考能否修补人性的弱点？ 《民主的黄昏》没能够回答以上问题。然而作者对部分投身右翼威权主义阵营的知识人的第一手与第二手经验对于我们了解这个群体颇有借鉴意义。 民主是否进入了“黄昏”呢？从历史上看，民主制度与独裁制度、寡头制度、贵族制度等政治制度之间的不具有线性关系。政治制度和社会的演进并非越来越进步。民主制度可能催生出专制独裁制度；独裁等专制制度也可能转换为民主制度。其中的关键在于身处历史时刻的政治人物、知识精英、普通大众等作出的选择。 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手握大权的政治人物对社会走向能够发挥较大的影响，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的影响微弱；而在一个民主社会，选票让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对社会的政治选择能够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决定政党、政客的成败。 产生于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决定论，经常说什么“历史的必然性”、“不可避免”、“无法改变”。这种历史观早已被思想界抛弃。以赛亚·柏林认为：历史没有什么不可改变的规律可遵循。历史中的个人、阶层、群体的偶然互动与某个决定都可以改变历史的走向。 知识精英的选择——放弃还是坚持普世价值——将决定他们是否会倒向威权主义。倒向威权主义的知识人将会为威权主义推波助澜，将进一步破坏普世价值。 在美国就是是否选川普的问题。令人欣慰的是，美国的共和党人有一些公开宣布不会投票给川普。而保守主义知识人如法兰西斯·福山，《民主的黄昏》的作者阿普尔鲍姆，还有她在书中没怎么写的那些知识人们，依然坚守着普世价值，至少不会去支持右翼极端主义。 普通民众的选择——放弃还是坚持普世价值——将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势。倒向威权主义的普通人就是1933年把纳粹党和希特勒选上台的德国民众，也是2016年把川普选上台的美国民众，也是支持普京的俄国民众、支持习近平的中国民众…… 有人会说：我没有想法，我只是随大流，我认识的人选（支持）谁，我就选（支持）谁。那么你也做出了选择，选择了扮演阿伦特笔下行“平庸之恶”的庸众角色。好消息：你不孤单，庸众从来都是大多数人。坏消息：你或许有机会亲身体会威权主义制度下的生活了。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是会来关心你的。 既然历史并非线性的，没有必然的规律，那么我们在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们就可以对历史施加影响。我们可以选择普世价值，放下党派利益、个人利益，而反对威权主义倾向的政治势力，如川普、普京、习近平、奥尔班，等等。我们也可以选择个人利益或党派利益，而支持威权主义政治势力。 我们的选择会表明我们的价值取向，也将会塑造未来，不仅是我们后代的未来，也是我们自己的未来。 普世价值与私利之间、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之间，你将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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