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福客栈”和艾伟德女士的故事几年前就在自媒体上流传过，我相信这是真事，既不是谣言，也不是小说。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转发呢？由于官方媒体没有报道，看到的人还是很少，真相总是没有那些耸人听闻的谣言（比如说“圣诞节来源于八国联军”）传得快、传得广。我认为艾伟德女士对中国的贡献一点也不比白求恩小，甚至更大。她的事迹在欧美和台湾几乎人人皆知，可是在中国大陆却几乎无人知晓，为什么呢？当然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因为她不是共产党人，是西方的传教士，后来又去了台湾（由于大陆拒绝她前来），属于“敌对势力”。几十年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好事（比如建教堂、办医院、办学校等等），官媒一律不提。

由此想到，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叙事。几十年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强调的是政治立场，而不是历史事实。于是，凡是对我方不利的、对敌方有利的历史事实一概不提，不论这些历史事件有多么重大，今后肯定要载入史册的。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相比，“六福客栈”一事简直太小了。比如抗日战争，我们所知道的“平型关大捷”，歼敌也只有1000人左右（我方发布的战果）。而国军参与的“十大战役”我们大部分都没听说过。这十大战役每个参战人数都是几十万，歼敌都在一万以上，规模和战果都比“平型关大捷”大得多。这十大战役分别是：淞沪会战、上高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桂南会战、长沙会战、缅北滇西战役、湘西会战（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我们听说的抗战历史是：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等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狗强盗”之后，他下山摘桃子了。在国共两党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做这样的宣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一方都不会说对方的好话，都把对方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邪恶无比。可是在70 多年之后，当事人都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如果再这样说，就是对历史事实的不尊重，对后代不负责任。我们应该正视历史，还原真相，写出客观、真实、可信的历史教材。胡乔木所推崇的“董狐之笔”就是写历史要根据事实来陈述，客观公正，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对有些历史事件虽然没有掩盖，但是叙述和评价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也可以说是歪曲。比如“太平天国”和张献忠都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滥杀无辜，对人民危害极大，他们也想当皇帝，可是我们的历史书却把他们说成是农民起义，是正义之师。清朝末年的“陕甘回乱”，杀害汉人上千万，许多村庄和县域都被杀光，而我们的教科书也说他们是回民起义，是正义的。其实这些伊斯兰教极端分子根本目的就不是反对清朝政府，而是要杀光异教徒，建立纯粹的伊斯兰国家，与当今阿拉伯地区的那个“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是一样的邪恶。幸亏左宗棠领兵镇压，才避免了更大的祸害。可是我们的历史书对左宗棠的这个伟大功绩没有给予肯定。

再说近一点的历史。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大政策错误，造成了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农民数千万（党史承认仅1960年就饿死1000万）。至今95%以上的城市人和绝大多数60岁以下的中青年都不知道这段悲惨历史，有人即使听说了也不相信。当时的重灾区（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造成的）有以下几个省：四川、安徽、山东、河南、甘肃、广西、湖南。四川饿死人最多，安徽的死亡率最高。这几个省的省委书记都是极左分子，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攻击最猛烈，造成的罪孽也最大。本人是这场大灾难的亲历者、幸存者和受害者。老家某县是安徽省的重灾区，被饿死的农民达到四分之一左右，许多人家都死绝了，白骨累累，惨不忍睹。这些都是铁的事实，可是到如今还是不敢提、不敢讲，讲了就是反党。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有许多学者对这场“大饥荒”进行了严谨的调查研究，留下了大量的可靠资料。这个重大历史惨剧现在成了禁忌，但是在100年之后肯定要写入历史教科书。

我们亲身经历的文革，在八十年代党的历史问题决议中，明确认定是一场“浩劫”，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可是在前几年的历史课本中，竟被说成是“艰难探索”，是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弯路。在社会上更有不少人全盘肯定文革。历史的悲剧如果回避、不许提、不总结经验教训，那么就有可能会重演。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号召大学生上山下乡，就是例子。幸亏他没上台，否则文革就会重演，这绝不是耸人听闻。近年来在农村搞强迫拆迁、强迫并村，就是大跃进时期各地干部的思路和做法。如果不是邓小平解散了人民公社、把土地还给农民，饿死人的悲剧还会发生。

所以我们现在对待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叙事，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不可轻信和盲从，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多地了解历史真相，学会用常识和逻辑来分析历史与现实中的重大问题。

（ 2024.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