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王笛《歷史的微聲》
歷史學者王笛的文集《歷史的微聲》中有兩篇文章值得一讀。分別是“集權是清王朝覆沒的根本原因” 和 “從日本史觀察近代中國”。一些西方歷史學家為大一統集權辯護。比如魏特夫認為大規模的水利工程的建設和管理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因此君主專制便是必然的選擇。拉鐵摩爾認為防禦蠻族的入侵是建立強大專制政權的推動力。但是事實上，在專制集權的統治下，中華政權在治水和戍邊兩方面都是失敗的。反反覆覆的黃河水患，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斷入侵，乃至漢民族的兩次被征服，宋朝和明朝的被滅，就是活生生的歷史教訓。中國歷史反覆證明了，大帝國並沒有給人民帶來幸福和穩定。而人民生活相對安定和穩定的時期如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開元之治等本來應該是常態，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卻是少之又少。中央政府衰弱的時候，往往是經濟、思想和文化蓬勃發展的時期。宋代的軍事力量非常衰弱，卻是經濟和文化發展的輝煌時期。1917—1927年的北洋十年，軍閥混戰，中央政令出不去京城，但卻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還出現了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成為中國思想和文化的轉折時期。集權體制下，底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給皇帝一個人看的，讓皇帝高興，任何事情的出發點，不是考慮是否合乎百姓或者民族的利益，而是是否能得到皇帝的首肯，得到皇帝的青睞，而非選擇於國於民最有利的方案。縱觀中國歷史，集權體制帶給中國的是災難多於穩定，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波及全國的大動亂。當力量和資源過分集中的時候，一旦某一點被突破，混亂和崩潰就是全國性的，死亡動輒就是百萬和千萬。在世界歷史上十大死亡千萬人以上的戰爭中，中國就獨占了5個，任何一個民族都沒有中華民族所遭受的戰爭苦難那麼多，那麼慘烈。對一個只是想好好過日子的老百姓來說，如果他可以選擇的話，強大無比的集權體制，是他的最壞選擇。大一統集權是清王朝覆沒的根本原因。在這種體制下，沒有自救的機制。清末中國開始現代國家政權的建設。現代的國家管理機構開始在中國普遍設立，包括警察、各種基層管理機構、各種徵稅的局所...。但是改革的結果，卻並沒有給清王朝帶來穩定。清王朝沒有在最弱的時候倒台，而是倒在太平天國之後清王朝統治最成功、最開放的10年。這也是權力逐步集中的時期。晚清集權造成了這個王朝缺乏自我糾錯的機制，削弱了執政能力，也因此缺乏應變能力。官員的日益增多，稅收的持續增加，人民的負擔越來越重，執政和維持社會穩定的成本越來越高。地方缺乏多樣性，社會變得死板，沒有自我修復和調節的能力。高度權力集中的體制是最不穩定的，一旦一個鏈條斷了，就可以造成崩潰性的結果。社會的中間階層是一個朝代穩定的基石，當這個中間階層被抽出以後，底層社會與官僚集團之間缺乏緩衝地帶，社會就會變得十分不穩定。統治階級以為手中的權力越大，就越能鞏固其政權。但事實卻相反，反而是權力分散的社會，才是一個穩定的社會。集權並非是件好事情，哪怕是受到民眾支持的集權。托克維爾指出，由於資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就要對一切不幸事件負責，人民有任何對現狀不滿，都會指責政府，即使是那些無法避免的災禍都歸咎於政府；比如氣候異常。因此 ，社會中沒有其他途徑可以吸收和消化任何負面的因素。一切錯誤和不幸，都要由政府來承擔。一場大革命就能在一瞬間徹底推翻這樣的社會。習近平上任後，高度加強了中共的集權體制。在中共及其政府的原有架構之上，建立了十幾個直接抓權的小組，由他親任組長，掌管一切大權。事無巨細，定於一尊。他自誇新冠疫情就是他一直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這場疫情能夠持續三年，禍延全球，就是因為中國沒有糾錯機制，沒有人能對他的蠢行踩剎車。滿清的覆滅證明越是集權的政府越容易垮台，習政權能例外嗎？後一篇比較近代前的中國和日本。試圖回答以下問題。傳統中國和日本社會的特點在現代化過程中扮演了什麼角色？為什麼中日兩國在近代有不同的命運？日本傳統社會處於集權化的官僚體制的中國與封建中世紀歐洲之間。日本是集權化的封建，它是一種非常穩固的政治系統。日本權力與權威的分離，保證了非正式的社會共同體控制的發展和強化，維持了一個十分穩固的秩序，但同時個人、社會共同體和經濟卻都有同等程度的、相當的自治權。在清代中國，權力和權威是緊密地結合而不是分離的。日本政府的結構是高度集權化和高度分散化兩方面因素的綜合。日本的皇權是相對的，而中國的皇權是絕對的，和統治權結合最緊密。還有一個不同是中日的宗教和統治權的結合緊密度以及中日社會自治的程度不同。日本的經濟在向近代社會過渡之前便達到了生存水平以上，從而推動了文化、經濟機構和國家服務水平的提高，這有助於19世紀日本現代化的成功。日本的長子繼承制，讓家庭財產得以集中，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日本的識字率顯著高於中國。最後，日本向世界開放是半自願的，而中國的開放完全是被迫的，被西方的炮艦轟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