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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上海的中學基本還是民主社會的體制，與國民黨時的機制差不多，而北京的這些新大學都是依照共產黨的組織形式建立的，嚴格說這不是大學，更像延安幹部集訓的地方，又像軍營，裡面的人想盡方法表現自己的忠誠，出人頭地，渴望能夠入團，入黨，得到遞升。在這裡，鄉下人，城裡人，上海人，家裡背着歷史問題的人，父親是右派的人，出身不好的人等等，一個個都在試盡解數，絞盡腦汁表演，得到黨的喜歡。而我對學校的理解仍舊是我到北京求學來的，所以每天跑圖書館，找我喜歡的書看，與我周邊每天在走廊上找黨員和團書記匯報思想，要求入團入黨，要求進步的同學完全形如陌人。

當然後來的倒霉還不是完全因為這個格格不入，這個狀態至多將我定成思想落後，還不至於被踢出人民的隊伍，成為反動學生。因為這不是我這個題目的主題，我將在另外的文章中給大家講那段歷史：反動學生是怎麼煉成的。

我進大學時的院長和黨委書記是閻子元，他資格很老，是六級幹部，論資歷應該在更高的位置，至少是部長，但是由於沒有文化，能力不強，才被安排在石油學院當書記。他在學校時，不太管事，大權都在付校長賈皋手裡。這時的石油學院還是比較太平的，石油學院變成北京的極左學校是從他離開後，玉門地委書記劉長亮調到石油學院當書記後開始的。

石油學院還有兩個付院長，石申和孫卓夫。石申是共產黨女幹部，人很和善，在我被定為反動學生後，可能根據每個領導都要單獨接見我一次，寫上他們的意見的規定，一個晚上石申到宿舍單獨見我，一點沒有其他領導幹部的那股官氣和殺氣，在灰黃的燈光下，不知為什麼，我隱約感到她目光中含有憐憫，在我後來到農場與延安幹部張瑜成為生死之交後，我才明白我那時對石申的感覺不是自憐，延安幹部經過太多政治運動，他們完全明白運動中遭殃是怎麼回事。當時的我還很幼稚，要經過更多的人生後才明白共產黨內最可怕的不是老幹部，而是那些從中國社會中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四面八方中要擠人共產黨隊伍，或者已經擠人共產黨隊伍的革命幹部，其中又以家庭有問題的人最為可怕，他們穿的破破爛爛，或者軍人的舊衣服，或者將新衣服搞得髒兮兮的，打上補丁，講話粗魯，完全是一副沒有文化的工人農民的樣子，在60年代的北京大學校園中橫行霸道，不可一世，文化革命時將這些幹部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歷史用大字報揭出來後，我都不敢相信這些人的本貌是這樣的，中國嚴酷的社會將很多人塑造成一流的演員。

孫卓夫是國民黨軍隊的旅長，帶着隊伍起義過來了，因為起義有功，被安排在石油學院當付院長，沒有實權，分管體育。

孫卓夫有着非常強烈的軍人氣息，走路背挺的很直。有一次我到南教樓上廁所小便，正好孫卓夫也站在我旁邊小便，一般來說學校高級幹部是從來不來這些廁所的，不知為什麼孫卓夫那天也來這裡，在我們並排站着一起小便時，他挺直腰背的那種軍人氣息不知不覺的像電流一樣通到我身上，我感到那次小便時間特別長，以至於六十年後的今天還能回憶起來。

我對孫卓夫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

第一件是1962年左右，他在學校大會上的一次大罵食堂工人的發言。

那正是國家經濟遭荒，餓死很多人的年代，物質非常蹇乏，學生一個個餓的面黃肌瘦，每次去食堂都是愁眉苦臉，面對幾個玉米餅，和一些沒有油水的清水煮菜。但是食堂有時會開幾個豬肉罐頭，放在幾千人吃的菜湯里，誰要吃到誰運氣。

有一次，一個學生排隊打飯，掌勺的工人正好舀起了一塊肉在勺的中央，但是，他沒有給這個學生，用手抖了幾下，將那塊肉抖下去了。這個學生非常生氣，就抗議了。這個工人一腳向那個學生踢去。要知道那時候學生長期營養不良，都是很虛弱的，而食堂工人每個都是膀大腰圓，滿面紅光，這個學生哪能經得起他這一腳，在地上滾了幾個圈才停下，這下積累了長期憤瞞的學生不答應了，幾個學生沖了過來，要打那個工人，登時食堂的其他工人也馬上圍了上來，這個食堂有四五十工人，馬上形成對峙形勢，大戰一觸即發，學校領導和保衛科馬上來了，以犯政治錯誤威脅學生，將學生驅散了。因為當時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所以學校絕對不敢得罪工人，我用這件事件說明後面的事情，作為一個國民黨起義過來的軍官下面這樣做要有多大的膽量。

一次學校大會上，孫卓夫講起話來了，我們都很奇怪，作為分管體育的領導，他是很少在大會上講話的。他那哪是講話，聲音非常大，聽起來非常生氣，他告訴學生，春節北京市分給學校食堂三頭豬，他們給了院長辦公室小灶半頭豬，給全校幾千學生吃了半頭豬，他們食堂四五十個工人吃了兩頭豬，他們不但白天吃，還晚上吃，邊吃邊放音樂，男男女女抱在一起跳舞（經濟困難的那幾年，北京鼓勵跳交際舞），非常無恥，他說到後來簡直氣得在怒吼了。學生聽了也群情沸騰，都坐不住站起來了，但是在那個工人階級領導一切都年代，又能拿工人怎麼樣呢？結果當然不了了之。

作為國民黨起義的孫卓夫敢於這樣講話的政治風險是非凡的，雖然後來沒有人和他算帳，我們還是非常佩服他的勇氣。

還有一次是在學校紅旗操場，操場上空無一人，天空下着傾盆大雨，雷聲轟鳴，電光閃閃，他一個人站在紅旗操場的主席台上，麥克風開的很大，他的聲音很大，悲痛憤瞞，對着空無一人的操場在叫喊，叫喊的話不完全聽的清楚，但含有一馬當先萬馬奔騰的字句，他在石油學院分管體育，石油學院在北京什麼都不起色，是很差的學校，唯有體育突出，可與清華較量，所以有人譏諷石油學院是體育學院，體育一馬當先。他應該是受了什麼刺激，才這麼憤怒，在雷雨中獨自叫喊。我至今難以忘記他在雷雨中叫喊的聲音和模樣，像一頭受了傷的獅子：

他心中應該壓抑着多少痛苦才會這樣一個人在空無一人的暴風雨的操場叫喊啊！

在幹部都收到衝擊的文化大革命，石申和孫卓夫都沒有收到很大衝擊，因為他們在學生中和教師中沒有什麼民憤。

下面談到劉長亮，他是玉門地委書記，62年左右調到石油學院當黨委書記，他來的時候，與其他院長穿着整齊的人民裝不同，總是穿着一件黃色的皮夾克，在校園裡挺着大肚子轉來轉去，好像在看什麼，這一點很特別，沒有一個其他學校院級領導這麼逛的。我想他這是在適應學校環境吧，因為他是從石油基地調過來的。

劉長亮的最大特點是整學生，1964年北京市大學的畢業生清理思想運動中，在他的主持下抓了十一個反動學生，遠遠超過其他學校，報到北京市委，大學部部長宋碩不肯批，要他去掉幾個，但是他不答應，親自跑到北京市委與宋碩吵了起來，最後宋批了。

在清理思想運動開始的時候，有兩個學生自殺了，他在大會上說，“學生就像麻雀，抓在手裡不緊就飛走了，抓的稍緊，我還沒有用力就死了。”說到這裡，有學生舉手遞條子，拿上來後，他看了一下，讀給大家聽，我們強烈要求將這兩個自殺的學生開除出學生隊伍，他們不配當學生，讀完後，劉長亮哈哈的笑了起來說，我看不必了，他們已經將自己從學生隊伍中開除了。說後他又古怪的笑了起來，那個笑聲非常的刺耳，像鴨子的叫聲。

1965年我們被定成反動學生後被送到北安農場（後來改名大慶五七農場）勞動改造。1968年我們的處分時間期滿了，農場保衛科反覆給學校去電報，要求給出處理方法，一直沒有得到答覆，在我們的要求下，農場讓我們派出三名代表去北京學校面談。我是其中一名。

到達北京後，我們在學校外面徘徊了很久，不敢進去，當年學校對我們的殘酷鬥爭仍使我們心有餘悸，不知道學這次回去學校會怎樣對待我們這些反動學生。最後鼓足勇氣進去後，我們喜出望外。學校的聯合總部看了我們的介紹信後，對我們非常熱情，由二個組織各出一人，加上總部的巫雲松組成專案小組專門處理我們的問題。

當時學校分成兩派，大慶公社，領導是姜楊，聽說他母親是公安部副部長。大慶公社差不多集中了學校全部的學生和教師，有四五千人。還有一派是北京公社，只有二三百人，差不多全是學校的政工幹部和黨員。他們在文化革命的初期執行劉少奇的路線，將不少學生和教師打成了反革命，在毛澤東大字報出來後，他們就淪為臭不可聞劉少奇路線的保皇派，參加大慶公社人家不要，一開始他們也被這個形勢搞得暈頭轉向，狼狽不堪，但是這些人畢竟有着更豐富的政治經驗，沒有多久後就悟出門道，知道怎麼辦了，他們自己也組成了一個組織，命名北京公社，自稱反對劉少奇的反動路線，是真正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革命組織。但是他們裡面差不多全是劉少奇當政時整人的政工幹部，為了掩蓋這個團體的性質，他們就找了幾個在劉少奇時期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來當這個團體的頭頭。其中一個頭頭就是我後面要講的白炳城。

我們到了石油學院後，負責處理我們問題的專案組讓我們住到五六樓的

一個宿舍中，整個樓房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也沒有燈，玻璃都被二派武鬥打碎了，我們小心翼翼的走進分配給我們的房間，發現門是關着的，推開一看，窗戶都被紙糊了起來，這樣白天房間裡面也是烏黑的，永遠沒有一點陽光。我們推開門：

黑暗中竟然發出一個惶恐的聲音來，找誰？

顯然他能看到我們，我們從亮處看不到他。我們自我介紹，

正是

同是天下淪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識

他自稱是來北京造資產階級學校路線反的學生，可是他的形象一點沒有造反的樣子，一副頹萎，恐懼的樣子。

安頓下來後，我們每天早出晚歸去訪問北京市委，石油部，國務院高教部，甚至當時最吃香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同時我們的宿友，那個被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迫害的開除學生，也沒有閒着，他的活動主要是跑北京火車站，檢乘客丟掉的車票。因為這是一場持久戰，在上級領導短時間不會給我們一個處理的情況下，他就得在學校中堅持下去，可是到了春節中秋他又想回家(東北)去看親人，一張火車票相當於我們半個月的工資，他絕對拿不出來，這位宿友就用廢票拼成新車票。我看過他生產的各種假車票，除非拿到專門的檢驗部門，在鬧哄哄的車站和火車上是絕對沒有人能看出它的非法性的。我們這些由中國共產黨製造出來的新無產階級，在階級鬥爭如火如荼的文化革命中雖然沒有什麼可以失去，但是從來沒有幻想過要得到新世界，卻是惶惶不可終日，常常東躲西藏。最害怕的是過節，這時候首都清查和驅逐沒有戶口流入北京的盲流，我們一個個就成了喪家犬，到處流浪。有關我們這部分活動如果寫出來對於後人了解文化革命的全貌，一點不比今天哪個官被打倒，明天哪個官被重用的那些流水帳缺少趣味和永恆意義。正像聖經中說的，有錢的人和有權勢的人上天堂比窮人和不幸的人要難多了，中國的文革也逃脫不出上帝的這個教誨。所以我應該另外撰文來專門描寫這段時間我們這些容易上天堂人的種種文化革命活動。

後來老鮑也從農場出來了，看到我們住的環境，陰暗不見天日，一個個落魄頹唐，就用當時報紙和電台上常常形容地富反壞右的話來描寫我們，這些人人還在，心不死，一個個躲在陰暗的角落裡窺視無產階級的動向，幻想奪去他們失去的天堂。聽着這個調侃，我們相互看着，一副副喪家犬的樣子，心酸的笑了起來。

不久後我們就知道造資產階級學校路線反的室友的故事了，他由於學習成績不好，前幾年給學校開除了，文化革命中這也屬於資產階級路線對工農兵孩子的迫害，所以他也趕來學校要求復學。說起來我只能對不起他了，他白白告訴了一個比今天共產黨作家寫的愛情故事要美麗和動人的愛情故事，如果寫出來足以令中國的文薹黯然失色，這位老兄與他同鄉青梅竹馬的女子（當時在北京郵電學院）的愛情故事真的令人感動，他就是在與這個女子發生誤會的時候，失去了考試的能力，在期末大考中門門課都交了白卷，被學校開除了。寫到這裡我只能狠下心來拋棄這個題目，我的生命已經剩時不多，要說的事情太多，只能對不起他和他的美麗的故事了。

接下來講白炳程的事情。

有一天來了一個年輕人訪問我們，這是從來沒有的事情，因為我們住的地方非常隱蔽，裡面墨黑墨黑的，沒有人會有興趣。他自我介紹說他叫白炳程，矮矮胖胖的，滿嘴四川口音，是北京公社的第二號頭頭。

我們有些得寵受驚，這可是學校的高級領導，親自來訪問我們了。

他對我們說，我們是難兄難弟，因為一年前劉少奇執行反動路線的時候，他也被定成反動學生，已經被準備送到北安農場去與我們為伍了，就在臨走前，毛澤東的大字報出來了，下面的形勢如地崩山摧，摧枯拉朽，幾天功夫，學校的領導就被打倒了，群眾成立了革命組織。他也被推選為革命組織的頭頭。

他成為頭頭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劉長亮算賬。開完劉長亮的批判會後，他將劉長亮帶到一個學生宿舍中，將所有人都趕走，裡面放着一個長板凳，他讓劉長亮脫下褲子，趴在凳子上，然後拿出他事先寫好的文件，一式兩份，然後念給劉長亮聽：你將我打成反動學生，送北安農場勞動改造，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大字報，我的一生都被你毀了，現在我要與你算帳，我不想毀你一生，只想打你四十大板屁股，讓你記住以後不准這樣欺負年輕學生。你服不服，如果你服的話，我們兩都簽字，我們的帳就此了結，兩不相欠，以後不准再報復。劉長亮同意，簽了字，白炳程打了劉長亮結結實實的四十大板，屁股都出血了。然後將他送回家中去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