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如果你沒有見過文化革命的真正樣子，只是從共產黨的報紙電影和小說中見過文化革命，那麼這篇文章讓你真實的，身若其境的體會一下文化革命初期鬥爭會的樣子。

革命的火終於燒到農場了，一開始好像有些猶疑，時旺時息，因為人們用一種審度、不理解、乃至不信任的目光看着這個怪物。

幾天后，農場的政治中心，食堂兼大禮堂就貼滿了歪歪斜斜的大大小小的大字報，在進門的地方，有一幅用大體字寫的大字報特別顯眼，上面寫着：

“郭大鬍子，你為什麼一個人吃了七個人的肉？”

非常嚇人，可是誰也沒有大驚小怪，誰都知道這不是真的吃人肉，而是指生活科科長郭大鬍子一個人吃了應該分給七個人的豬肉。這幅大字報卻形象的反映了農場當時的文化革命狀況：說的都是細小，無關痛癢的生活屑事，而用的語言驚心動魄，似乎要配上文化革命的氣勢。人們嘴上在叫文化革命萬歲，心裡在嘀咕，這是不是已經玩過的釣魚上鈎？

從外地出差回來的人，尤其北京回來的人，不斷帶來使人驚愕的刺激消息：什麼人們都不上班了；黨委都癱瘓了；黨委書記被戴着高帽子到處遊行……，將大家聽得心裡痒痒的，看看我們這裡，照樣上班，黨委還在領導文化革命，揪出幾個有歷史問題的和與農場領導鬧矛盾的芝麻官，所謂走資派，就是這些人嗎？

空氣中閃爍着一種可怕的沉寂，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神秘氣息，幹部們看來心事重重。

這個氣氛終於被一隊的青年工人黃義一的大字報，“炮打農場黨委”衝破了，然後一批支持的大字報蜂擁而出，到了東北石油學院竄聯的紅衛兵到達農場時，要求鬥爭黨委的輿論已經達到了高潮。

第一個批判農場黨委走資派的大會終於召開了，這是一個令我終身難忘的大會，不管史家將來怎樣去評估文化革命，就這樣性質的大會本身來說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非常罕有，而且以後也是難得見到的了。

這與土改鬥爭大會不同，與鬥爭右派和反革命的大會也不同，因為那些大會的後面有着一張無形的黑手在引導和控制大會，那樣的大會只是一個預定結果的過程。這個大會也與我們以前排隊去到禮堂聽黨委報告不同，在那樣的大會上，是沒有個人的面貌的，每個人只具有他身份所確定的含義，秘書就是秘書，工人就是工人，指導員就是指導員……，個人只是這個已經編織好的巨大的羅網中的一個固定位置的棋子。

而現在當那個網失去了它的威攝和控制的時候，除了我們這些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還在它的餘威下戰戰慄慄，其它人已經可以消遙它的網外了。一旦人們無法從那個網得到具體的指令，也不必再以這個網給他定義的身份去活動時，他就必須以自己的本來面目，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行為去面對和處理身邊的事情，這樣他們就不再是我們平時叫慣了的小馬，老張……，而透出了使我們陌生的他本人的個性和人性。

人們亂七八糟的坐在禮堂的每一個可以坐的地方，窗口的邊沿上，桌子上，禮堂後面高高堆起的麻袋上……，有的在抽煙，有的在交頭接耳……，如果說多少年來這個會場上的人在那裡就像一列列西安秦始皇墓中的兵馬俑，那麼現在這黑黝黝會場中的人就變成了一座古廟裡的羅漢，或是呲牙咧嘴，或是慈眉善目，或是嘻笑歡顏……活龍活現，充滿了生命的活力。

會議由一個東北石油學院的紅衛兵主持，他說工人師傅們，今天我們開會批判農場黨委執行劉少奇反動路線，瘋狂反對毛主席和迫害廣大工人的罪行，請工人師傅勇於揭發，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為我們撐腰，大家不要怕。

其實當一個人說不要怕的時候，他已經害怕了，要不他怎麼會能想到害怕呢？ 會議一開始沉悶而且審慎，上台發言的都是出身好的沒有任何歷史問題的工人， 連運動初期被農場黨委打成反革命的人都沒有一個上去發言，發言成篇累牘地引用毛主席語錄給自己壯膽。

但是這個沉悶只是暴雨前的沉寂，工人們雖然從那個巨網中脫出了，他們還沒有完全認識、和適應自己的新身份，加上常年來對於幹部習慣性的低三下四的心理障礙，必須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在禮堂看不見的空氣中，工人們心中的憤懣正像地下的岩漿，到處激撞，當它找到一個出口時，就會以千鈞之力噴發出來。

這個沉悶終於在一個老工人上台淚汪汪地控訴他被卡扣了三個月的工資，家中揭不開鍋，孩子餓得哭的時候打破了，黑暗中有人叫茹作斌站起來，雖然沒有人響應，茹作斌還是站起來了，態度恭敬，不卑不亢。他用他特有的平實聲音回答說：這位師傅說的事情我不知道，我回去調查，如果屬實，一定給他補回卡扣的工資。

茹作斌是西北甘肅人，焊接工人提升的幹部，雖然在忠誠於共產黨上，在國策階級鬥爭為綱上，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慶精神上，他與知識分子幹部沒有區別，但是他的務實和穩重作風儼然與大學中我見到的緊跟風浪尖的極左知識分子幹部不同，六十年代初期共產黨黨中央內鬥，發出的政策經常一百八十度相反，這些知識分子幹部都有一套見風使舵，在浪頭上生存變化的本領。而茹作斌顯然不是這種風格的人。

2000年，我重訪中國時，我的紅顏知己張慶華，以她丈夫大慶工校校長的名義請我吃飯，並請來了當年的難友李延成和茹作斌一起作陪，茹作斌已經官升至大慶組織部長，剛退休不久。難友李延成也已滿臉風光，完全一掃當年反動學生的霉氣，剛從處長的崗位上退休不久。李延成的處長就是茹作斌提攜的，可能正因為如此，難友李延成已經很難分清對茹作斌尊重和阿諛的界限。在飯桌上我回憶了當年在農場的艱難歲月和一些令人心酸的往事時，李延成說我們當年能在農場安然無事，全是靠的茹書記，可以說，茹書記就是我們的保護傘。說完後，大家愕然，不知道說什麼，倒是茹作斌思索了一下，用他那慣有的平實語言說道，哦，不能這樣說，我只是慶幸那個時候我在你們的問題上沒有胡來，表情顯然流露出當年在不是我們問題上胡來的自責。

我對茹作斌最深的記憶是農場每年一次的慶豐收大會的聚餐，農場的生活極其艱苦，可是那一天宰豬屠羊，農場的大禮堂中擺滿了幾十張巨大的圓桌子，每一張桌子可以坐二三十個人，那一天也是農場做飯師傅大顯身手的時候，桌子中間放着一個大豬頭，豬雜冷盤和各種素菜的冷盤，每個盤子有臉盆那麼大，然後是農場自製的米酒，那個場面令我終生難忘，氣氛熱鬧極了。然後茹作斌一桌一桌的走過去敬酒，那種恭敬的樣子令我非常感動，那一天也是沒有階級鬥爭的日子，所有的反動分子，包掛我們戴帽子的都坐在席上，如果茹作斌走到一個桌子旁，正好是一個改造分子，他也會謝謝他一年的辛勤勞動，為農場豐收做出貢獻，一點不提什麼努力改造，重新做人之類的屁話。

我不知道共產黨的幹部隊伍中今天還存有多少茹作斌這樣的幹部，我相信當年共產黨在上升過程中從中國基層吸收的這些幹部是共產黨維持它生命力的重要成分，當它隨着離它起事的堅韌和殘酷的鬥爭愈來愈遠的時候，雖然它離暴力和殺戮也就愈來愈遠了，但是它也就愈來愈失去了它從中國底層，那個真正蘊藏着中華民族活力的瀚浩的底層得到的活力，當它愈來愈接近消耗完了這些正能量的時候，它也就愈來愈慢慢回到中國社會固有的軌道上，轉化成一個中國社會文化基因和生物基因控制下的黨了。這時候它也就只能從羨慕它的榮華富貴和權力，而圍繞到它周圍的群體中去吸收補充養料了。

批判大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幹部在氣勢上完全壓住了工人。他們在回答問題或傾聽工人敘述時，眼睛直視着工人，使控訴的工人感到咄咄逼人，要說的話也就吞回了一半。主持會議的人發現了這個問題，就和茹作斌展開了一對一的針鋒相對的交鋒，主持人問他應該怎麼樣對待毛主席親手發動的文化革命的時候，茹作斌平靜的回答，我忠誠於毛主席和黨的革命事業，接受革命群眾對我的審查。然後台下黑暗中有人叫起來，讓黨委的成員都站到台上去接受群眾的批判，好多響應的聲音也叫了起來，上台去。在叫聲中茹作斌與場長劉金煉等一起慢慢走上了台。有人叫低下頭去，這些成員們將頭低下去了。但是形式上的強制，甚至侮辱並沒有使工人在心理上取得優勢，這些幹部們依舊占有着氣勢凌人的驕傲。這些傲氣雖然在運動後面盛行的戴高帽子，噴氣式和體罰下被打得稀里嘩啦，但是在運動的初期，它是如此頑強地占着上風，非常頑強，無形地籠罩着運動的氣氛。

大會的真正轉折終於到來了，那是必然要到來的，這並不是因為哪一方是正義的，非正義的，這些已經根深蒂固的栽在中國人心裡的古老的信念，好人與壞人，進步與落後，或者理想主義者將人民群眾拔高成真理化身的對社會的一廂情願的解釋，都只是中國社會中中國人用來意淫自己的自慰。當歷史像從山上奔來的洪水猛獸不可抵擋地在山麓巨石之間奪道亂衝殺出一條河道的時候，與這些理念又有什麼關連呢？對於農場來說，運用權力的一方，處於權力沒有任何法律控制和約束的狀態，同時又必須競競業業地戴着那些與農場情況完全沒有任何聯繫的，對農場完全沒有用的中央權力鬥爭發布的政策和指示的鎖鏈，不管這些幹部怎樣無私和認真，都是不可避免地會傷害被施用權力的一方的。何況對於這些穿着滿身油膩和破洞工作服，在北大荒嚴酷的自然環境中掙扎和求生的生靈啊，他們向誰去訴說他們心中的憤懣，他們的痛苦啊！他們會毫無選擇的將心中的痛苦，物資的秉乏，病毒的折磨……，一切的一切都歸之於掌握着支配他們生活全部權力的官員，儘管那時尚未形成像今天這樣的巨大的官民貧富差別，農場的幹部生活也只是比工人略好一些而已。

一個中年工人顫顫巍巍的走到台上，他沒有說話眼淚就出來了，他說茹作斌啊，你讓我成了廢人了啊，我的孩子死了，是你逼着將我騸了的，現在我生不出孩子了，我怎麼對得起父母啊，不孝中無後為大啊……，他哽咽得講不下去了。

全場像開水一樣沸騰了起來！農場去年做出了一項收到大慶工委表彰的創舉，全部有了一個以上孩子的職工都做了絕育手術，現在這些被“騸”了的人憤怒了，幾個職工一起衝到台上，一個四十多歲的工人說，茹作斌，你好狠心啊，你為了得到上面的表揚，升官發財，騙我們，逼我們將自己騸了，你說沒有付作用，可是我現在一到陰雨天就腰疼，渾身沒有力氣，我以前能夠扛二百多斤的麻袋，我現在完了，成了廢人了……。他在台上大哭起來。

茹作斌的頭上開始流下了一顆顆的汗珠，他的頭真正低下去了，黑暗中有人在狂叫，讓他回答！讓他回答！

茹作斌說：這個問題我有責任，我對不起大家，對不起這裡的工人師傅……。有人又叫了起來，是責任嗎？

茹作斌說：不，不是責任，是罪，我有罪……。語氣中已經完全失去了大會開始時的矜持傲慢。我相信那一刻茹作斌說這些話是發自肺腑的，這是不是就是多年後茹作斌在和我們一起吃飯時說的“胡來”之一呢？

文化大革命在茹作斌這樣的幹部身上留下來的也許不是像大部分共產黨幹部們那樣，只是對文化革命的仇恨和恐懼，還有沉痛的反思。這種反思只可能在那一時代的一部分幹部中存在，對於今天在高爵顯位上的他們的子女，是無法理解和達及的。但是這能怪他們嗎？正是這個文化革命，使他們有着怎樣的童年和少年啊！還當他們沒有成人的時候，他們碰到的是抄家，是對他們父母鬥爭，是周圍人毫無同情的欺凌和白眼，是社會的世態炎涼。有一個高乾子弟告訴我，當他的父母被斗，深夜不能回家的時候，他拉着他的妹妹，餓着肚子，躲在柜子裡發抖。還有一個高乾子弟告訴我，當他的父母被送到監獄和幹校去的時候，他失去了家，變成了孤兒，沿着嗚咽啼哭的長江要飯流浪，像條搭着尾巴的狗一樣，那個時候有人可憐過他們嗎？什麼是愛？什麼是憐憫？為什麼當他們今天得到榮華，得到富貴，得到顯位的時候，要強迫他們給愛，給憐憫，給施捨，於這些殘忍的無愛心的LOSER啊？

錯的也許不是每個個體的中國人，因為每個人心裡都有着委屈，有足夠的理由去不顧一切地，不惜手段地，用成功，用瘋狂，用奸詐向這個社會榨取，去抗議，去將周圍的人壓下去，去，去報復！報復那個冥冥中嘲弄作踐他們命運的力量！僅管在這個社會的表面上用大廣播，用報紙，用電視說的，叫的， 唱的是完完全全相反的，無關於委屈，無關於成功，無關於出人頭地，無關於風光，更無關於你死我活的報復的話。

中國人從什麼時候開始，為了什麼理由，是誰，將他們拖到了這個冤冤相報的，人性高度扭曲的，充滿謊言和欺騙的生存道路上？這個始作俑者，是一個暴君？是中國人千百年來智慧無法找到一個平衡社會的無奈？是外國列強欺凌後中國民族自尊不顧一切的瘋狂反彈？是國際共產主義風暴給中國留下的遺產？還是深入中國人骨髓的人的禮制等級做人上人光門耀祖的觀念在作崇？

終於幹部們的心理防線被衝垮了，工人們一個個地上台痛哭流涕的揭發農場幹部的倒行逆施。

文化大革命在大慶農場終於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