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南昌起义（1）（ZT）

二十七日早晨我到达九江，当时九江码头很为拥挤，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都由武汉来到这里，大部分候车转赴南昌，也有些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流上海等地。他们大都在那儿对时局发展交换意见，中共的要人们也乘机拉拢国民党左派人物，企图为南昌暴动增加声势。这里也是一个军事转运站，第四军正由武汉经九江转赴南昌。我很快在九江找着了贺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的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和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同志举行会议。简略告诉他们二十六日中央常委会议的经过和决定，他们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尤其是恽代英表现得最为激昂。

当我追问恽代英为甚么不能重新讨论时，他表示没有必要等候我的来到再行讨论，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并进而怒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他曾说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它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甚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他强调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按照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他也曾威胁过我说，如果我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我。

恽代英这种愤怒的发言，曾使我为之变色。他平时是一个正直而有礼貌的人，对我一直很友善，对人没有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我听了他这些话，当时百感交集。他坚持暴动，显然积压已久的愤慨到此时才坦白发泄出来。我也佩服他这种坚毅精神，自愧没有能够用他的蛮劲去对付罗明那滋。我也感觉到，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领导威信，已经丧失了。我当时在难过的心情中，不愿作任何解释，只说这件事等到达南昌后再行讨论。

我为了等候火车，在九江停留了两天，直到二十九日才和恽代英结伴前往南昌。当时落后的南得铁路显得破烂不堪，而且军运繁忙。少得可怜的车辆都被军队占用去了，没有客货车经常开行；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资利用，只有耐着性子，等候火车。在这两天内，我和恽代英紧张的工作，例如遣散一些同志秘密前往上海等地，策划反对汪精卫分共的宣传和行动，布置当地的地下工作等等。这一切，都是按照南昌暴动将如期举行为前提而处理的。

三十日早晨，我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一开始，我详细的报告了二十六日中央的会议情形，并要求了解南昌的情况。我说话的要点，大致是共产国际和它在汉口的代理人对南昌暴动的看法，都着重能否成功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期待有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和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将军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是值得重视的；我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当时情势紧迫，一部分到会者要赶着去与贺龙等举行另一特别委员会会议，另一部分人又有要事急待处理，大家都心情紧张急躁，根本不愿谈到“成功希望”和“改变计划”等等说法，谁说一句松劲的话，怒火就会向他喷来。

我的话刚说完，李立三即站起来急剧而简短的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甚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叶挺是唯一表示不同看法的，他大致认为南昌暴动不易获得成功，如果能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较为合算；中共同志们隐藏在第四军中，也不会遭到暗算；他与贺龙相处总是有些格格不相入。因而他继李立三发言后，就平静的说：将分裂行动推迟一些时间，也许是好的。握有兵权的叶挺抢先说出这样的话，这使谭平山大为焦急，因而他用威、胁的口吻说：如果我们在军队中的同志，此时不能行动起来，那末，以前的所有军事工作都很难认为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周恩来目击此种情况，也就急剧的说：我们最好行动起来。在这种不平常的讨论气氛中，我重新提到我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也再次说起共产国际那种有无成功希望的说法和加仑将军企图推迟这一行动的设想。这使周恩来听了大为着急，他似不愿意陷于冗长的讨论，因而愤怒的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周恩来愤而辞职的表示，使这个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腾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除叶挺和我外，都不愿对已有的决定作任何的改变，这是极为明显的。他们都好像骑上了虎背，抱有义无反顾的气概。我当时只是要求重新讨论，并没有坚决阻止和一定要改变计划的决意，自不愿闹到不易收拾的境地，除批评了几句周恩来那种要挟式的辞职表示外，也就到此止步。会议旋即转而讨论一些紧急事项，我则改与个别同志谈话，了解情况。

最先与我长谈的是李立三，他最坚强的论点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李立三认为不能停止暴动，要点有二：第一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定的密约；第二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李立三和其他的中共要角一样，都根本不愿涉及是否成功的问题，好像这是阻拦他们行动的魔鬼似的。因而他的语峰总是环绕着“来不及阻止了，来不及有任何改变了”，其他同志与李立三也大致抱同一态度。

中共与贺龙的关系，最先是李立三对我详细说明了一番。他曾指出，贺龙这个土匪出身的军人，以往与中共的关系不算很密切，现在决心追随中共一块儿干，我们不能令他失望；我们与贺龙已经信誓旦旦，在形势上说彼此都已骑上虎背，在决心上说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任何改变都易引起严重的误解。李立三更进而警告说，贺龙不得志，疑忌甚多；他不满张发奎，也自觉他这个土匪出身的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无出头之日，迟早要被缴械的，现在如果我们改变计划，联络张发奎，那他可能认为是被出卖了；也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张发奎告密，洗脱自己，反过头咬我们一口。在这一点上当天周恩来也曾有重要的补充，他指出，贺龙决心参加暴动，并且秘密征得他部下各师长的一致同意，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才有出头之日；整个暴动计划和发动时间，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变了。最先运动贺龙参加暴动的谭平山，也曾向我说明，贺龙内心有恐嗓也有野心，企图取张发奎的地位而代之，我们正要利用他的这种野心，捧他做总指挥，而且任何联络张发奎的做法都易引起他的疑忌。

李立三也曾对我详细的说明，深恐暴动计划的秘密泄露，知道这机密的人已经很多；在人员的调动上，宣传的语气上，和若干人表示出的态度上在在都易使人觉察。他曾警告说，即使张发奎真诚愿意与我们合作，一同回师广东，决心在那里重建国民革命根据地，依现在的情势看也是没有指望了；因为张发奎到达南昌后知道了我们曾策划暴动反对他，那有不反脸对付我们的道理。后来周恩来参加讨论，我们具体检查这一秘密可能泄漏的情形，获知暴动机密的人，已经超过一百人，除中共的重要干部外，还有张曙时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和贺龙部的重要将领。在通信联络方面也相当广泛，除南昌、九江、汉口之间每天都有函电和人员的来往外，而且还与驻在抚州的第三军教导团团长朱德和在湖南平江的工农武装领导人余洒度等通讯，约他们按时举事。因此检查结果，我们一致认为这个秘密已无法保持或掩盖，甚至有些行动都来不及停止了。

根据上面所说过的实际情况，我曾宣告暴动计划不能改变，表示支持前敌委员会的原有决定，至于不能根据国际指示办事和如何向中共中央复命，完全由我负责。叶挺也曾表示过根据实况只有不顾一切的干下去。我素来是责任感很浓厚的，我觉得我要严格的执行中共中央给予我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我应当替南昌暴动找寻一些成功的希望；因而我倒不很重视我在九江和南昌所遇到的同志的反抗。我虽然一直表明并不根本反对暴动，现在又明白表示支持，但我的同志们仍然不完全谅解我。

三十一日上午，中共前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再也没有讨论改变计划的事，决定照原计划执行。到会者知道了张发奎偕同汪精卫孙科等已经到达庐山举行会议，而且颇有针对着南昌的迹象，大家都在研讨对策。南昌暴动原决定在三十一日清晨举行，由于我的要求而改期，现在又重新确定，在八月一号清晨举行。而且根据这个决定，到会者部分担着紧急工作，分头活动去了。一九二七年“八一” 南昌暴动终于成为中共斗争史上一次重大事件。

要了解南昌暴动的发展，首先需要探讨一下中共的领导能力如何，而中共领导的无能与混乱，似乎是预定了南昌暴动失败的命运。在这一点上，我要先说说谭平山；他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之下，即在南昌九江一带展开活动。他曾标榜要在南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句话的意思，具体的说，大致是由他策划出一个南昌暴动，并由他自己名符其实的领导起来，不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直到有了相当成就之后再说。

谭平山的野心与他的才能相较，似乎是不甚配合的。他从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的时候起，一直担任重要的职位，在中共内他始终是个要角，在国民党内他又是中委兼组织部长。就由于这种地位使他有点飘飘然，常夸耀他是老同盟会，与国民党左派有广泛的联络，在中共又是最先参加者之一，而且是中共中央少数重要领导人之一，并为斯大林所赏识，这样他似乎是左派革命势力最好的代表人物。可是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人，似乎对他都不敢寄予甚大的期望，这一点，也许他自己并未完全觉察到。

在武汉末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谭平山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去农政部长的辞呈，认为太过软弱，表示不满，也有过指责。这件事，也许就促发了他单独行动的决心。南昌暴动的前夕，他的言词和态度都不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放在眼内，他把我视为中共中央的正统，一股怨气曾向我发泄过。他所提出的暴动宣言有许多不妥之处，须我代他修改，他曾横加阻止，并很不客气的指责我企图包办。可是他这种露骨的表示，不仅没有得到一般同志的支持，反而引起过不少的反感。

南昌暴动发动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贺龙是他提携起来的，中共的前敌委员会似乎也可由他领导，通过前敌委员会更可指挥叶挺等重要军人，一切似都如愿以偿，是以他曾摆过领袖的架子。可是他所得到的，是人们对他的不够热忱，更没有人高兴去捧他。当他想到处境甚危，不易获致成功，不应露骨反对中共中央的时候，也曾主动企图和我及其他同志改善关系，对外也曾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但这都收效甚微。根本原因，是一般重要干部都不相信他能够成为对内对外的重心。

当时叶贺这一支暴动军队，不待说，是极需一面政治旗帜的，对内需要团结和鼓励军心，对外需要有响亮的发言和号召。这点我也曾向我的战友们提起过，但他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南昌暴动没有得力的发言人，这就使中共的领导为之黯然失色。

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是可以负起政治领导责任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多谈政治问题，甚至很少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即使举行会议，也没有讨论过重要的政策。兼任革命委员会属下参谋团主任的周恩来，一心注意军事问题，大概他是以获致军事胜利，使这支暴动军能在广东东江地区立下脚根为第一要义。也许他以为一切要等到军事胜利后再说，如果过早奢谈政治领导，不是空论，便是自讨麻烦。多数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与周恩来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强调暴动是天经地义，谁要是怀疑或提出异议，谁就是动摇和不够坚决。这种不计成败的唯心观点，也就是盲动主义的根源。

我当时的处境相当尴尬，也有些无能为力之感。我是应当返回汉口中央去复命的，只因交通阻隔，无法成行，惟有随军前进。我不仅遭受过谭平山的反对，而且李立三、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无形中认为我对暴动不够坚决，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我自觉我的领导信用是受到打击了，除了照常参加前敌委员会会议，做些我所能做的事外，也无法挽救中共领导的凌乱局面。

暴动前夕，参加暴动的军队，都急速向南昌集中，中共的人员，也由九江一带向南昌涌进。中共将有暴动，似为张发奎所觉察。三十一日，张发奎从九江乘南得车赶往南昌，但他到达马回岭站附近，即被阻隔。据在当地指挥暴动的负责人聂荣臻向我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张发奎赶到马回岭时因为交通已断，即下车向正在移动的部队警言：“你们向何处开动？奉了何人命令？”并宣称：“我是张总指挥，我命令你们停止前进！”这时聂荣臻深恐军心动摇，便指挥同志，架起机关枪，向张来的方向作示威式的扫射。张见情形不对，便被逼不再指挥他的部队了。因而聂等也就指挥军队破坏铁路，将马回岭以次的沿线部队，都依计划移向牛行车站及南昌附近，并布置警戒。

南昌暴动，决于八月一日上午三时发动。第一步的目的是先行解除城内不参加这次暴动的军队的武装。三十一日叶挺贺龙等部队，都已按计划集中到南昌城内及四郊各军事要地。这一军事行动的指挥，是由叶挺负责的。那时，我也在叶挺的师部。还不到三时，枪声便响了。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留驻在南昌城内的朱培德部队约三千人，一下子就全部被缴械了。当行动开始时，叶挺曾接到好几次电话，都是他的部属向他报告：被包围的部队表示愿意投降一同参加行动。叶挺却一一以坚决的语气回答：先缴械再说，天亮前，南昌城内的各机关，都已被全部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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