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有一群篮球爱好者，自发组织了一个篮协。找校工会出面，每天下午五——七点到学校的老体育馆里扑腾。人数有五十多，年龄跨度从25—-65，根据水平高低分为AB两级，各占一半球场。因为大学教师的工作时间比较松散，不用坐班，准时到场的基本都是教师，行政机关和后勤人员因为得按时下班，下班后还得为孩子服务及做家务等，不像教师们提前能够处理好，只能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这样每天场上出席的也就一边十几人，按四人一队，输五球下场轮换。A级年轻人为主，球技较好，那些纯为锻炼身体的，球技不堪入目的，年老体衰的就自然淘汰到球馆另外一边的B级。因年龄原因，B级球员里教授居多。B级打球的时间里，1/3用于争论，发送各种对犯规的神解释。1/3等候轮班，坐在下面品头论足，喝彩叫好，同时也交流讨论很多信息。

         张教授居然知道加拿大的列治文市不顾民众反对要建一个注射屋，他笑眯眯的对我说：政府支持毒品，怪不得西方社会毒品泛滥。我回答他：政府从卫生等角度帮助和照顾一些瘾君子，采取措施是可以认可的，在什么地方，采取什么措施也是可以磋商，反对的。中国政府确实手段严厉，打击力度雷霆万钧。不过，我听一个警察朋友说，在本市的一个城区里，吸毒人员超过二十万。比列治文全市人口还多。光靠抓捕，关戒毒所就解决问题了？                             旁边的李教授忍不住也插嘴：我儿子本来有机会去加拿大的UBC留学。我听说温哥华街上有大麻商店，坚决不让儿子去，免得染上毒瘾回来。我告诉他，我家附近就有一家大麻商店，但是我没有看见附近的居民染上毒瘾。肯定有染上毒瘾的，但是我认为与大麻商店的关系不大。

         23年10月，我准备去日本旅游。几位好心的教授朋友认真的劝我：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日本排放的核废水造成这么大的污染，你现在去是找死？我告诉他们，你们多吃点中国沿海的海鲜吧，是谁找死，让时间说了算。

       久之，我被他们起外号：“境外敌对势力”。我给他们排号是脑残1、2、3。好在我们不争吵，各说各话，不求说服，只为表达。当然他们也愿意提出问题找我聊，可能希望多听些反面教材。提的话题巨多，有些不便细述。

         当然，聊天的不一定全都是教授，不过，很多教授们的见解更加引我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