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康熙的红票》

康熙曾经派了四个西洋传教士作为他的特使，赴欧洲与教皇交流。后来因为长年未得回音，特发几十张红色的寻人启事，叫人带往欧洲。孙立天《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从康熙皇帝的红票切入，展示了清朝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与皇帝的交往，以及清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科技汇流的机会是如何邂逅但最终擦肩而过的历史。描写生动，可读性强。

1676年俄罗斯大使斯帕法里（Nikolai Gavrilovich Spathari）率领一百五十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入华，斯帕法里使团除了在通信语言上与清朝达成了一致，其他议题都没有结果。因为清朝礼部坚持要求俄罗斯以藩邦附属国地位与其谈判，并且坚持使团行跪拜叩头的礼节，斯帕法里表示难以接受而无功而返。而康熙本人对跪拜叩头很通融。他接见教皇特使多罗绕过了礼部，他便让太监告诉多罗，可以自己选择用中国的跪拜方式，或者欧洲屈膝的方式来行礼。

康熙本人对西学比较开放。1693年，康熙得了疟疾外加发烧，御医治不好，病情一天一天加重。张诚、洪若翰、刘应（中文译名）三位法国神父毛遂自荐为康熙医治。他们用金鸡纳树的树皮治好了康熙的病。为了表示感谢，康熙把内务府一套院子送给了法国传教士。康熙1706年废太子后，经常心慌心悸，在北京传教士介绍下，他喝了少量西洋葡萄酒后症状有所改善。为此他晓谕江西巡抚，在来往西洋人那里收集葡萄酒。康熙派手下去问教皇特使多罗，还有没有上次进献过的巧克力和多余的西药，有的话，让他在走之前，再进献一些。1718年，康熙吩咐两广总督：“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着速送至京中。”康熙带着皇子们向传教士学习西洋数学。他委任传教士们用西法和西方仪器绘制各省地图。他还写信祝贺波兰国王约翰三世取得维也纳之战胜利。说明康熙对世界并不闭塞。和西方有一定的交流。

耶稣会传教士代表中国和俄罗斯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并在签约过程中维护了中国利益。后来彼得大帝看了条约以及使团报告中提及的传教士的表现，很生气，认为这些耶稣会传教士背叛了整个基督世界。盛怒之下，封了耶稣会在俄罗斯的代办处，还把耶稣会所有传教士都赶出了俄国。

1686年，在波兰和俄罗斯签订的一份协议中，约翰三世要求在条约中加入“教会人员可以通过莫斯科领土前往中国”的条款，但俄罗斯拒绝了这一条。俄罗斯谈判方称，条约中已有持波兰国王发放文件人员可以经俄罗斯通行的条款。不再需要另设规定。但是后来当一批波兰耶稣会传教士报名，希望通过这个条款借道俄罗斯到中国，俄罗斯方面以入华线路不安全为由，把到来的波兰传教士都劝返了。主要原因是俄罗斯不希望东西方的接触。

当时俄罗斯卖来的皮毛制品价格太高，无法和欧洲国家从海路卖过来的皮毛制品相竞争。除了价格高以外，俄罗斯产品质量也没有南方海运过来的东西好。跟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商贩，赊了俄罗斯的货款，最后还不上了，俄罗斯商人又在北京告官。为了两国和睦，最后是康熙从内库拿钱出来赔付给俄罗斯商人。

康熙传位诏书说“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 如果诏书是真的，说明康熙的眼光很有问题，连自己的儿子都没看准。雍正和康熙在人品性情上截然不同。雍正对自己的兄弟残忍，对手下亲信和大臣多疑刻薄寡恩，应该是康熙料想不到的。

作者认为西学没能在中国传播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不是传统士人不接受西学的问题。因为从明万历年间算起，中西互通已经走过了一百年。康熙对西学的兴趣和雍正对佛教的修行是中国18世纪与西方科技擦肩而过又失之交臂的原因。康熙突然病逝，并很意外地将皇位传给了热衷佛教的雍正。雍正对天主教和西学都很冷淡。几个月后，皇三子被发配去给康熙守陵，他负责的西学事业也随之停止。又过了几个月，天主教也在中国被禁。当时所有的西方知识都是靠来华的传教士带到中国的。于是西学传播的渠道也随之减少。对于中国来说，这就使得中国错过了西方科学革命中最重要的18世纪。此时欧洲的牛顿正在使用代数和微积分等数学工具来解释现实世界，开启了18世纪欧洲科学的井喷式发展。可惜在代数就快要进入中国时，持续了大约一百年的西学东传，随着康熙的驾崩和雍正的登台戛然而止。

作者设问，如果康熙不那么快驾崩，如果不是四阿哥胤禛接位，而是与传教士有交往的三阿哥、九阿哥或十四阿哥接位，或者雍正没有发配皇三子，是不是康熙的西学引进还能持续，从而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的西化能否提早二百年？历史不容假设，没人能确定回答。不过制度比人强，封建皇权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大概率会左右历史的进程，小农经济，天朝心态，华夷之辩，必然导致闭关锁国。中国命运不可能发生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