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我发表了题为《中国新民党提醒中国国民党不要再上中国共产党的当》的文章。文章在列举了百年来中国国民党上过中国共产党的两次当之后，指出“这两次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两次国共合作’的大当，最后迫使中国国民党被驱逐出大陆”。

文章的最后，我说，“中国新民党有责任提醒中国国民党不要再上中国共产党的当。因为，前两次当，你们已经被赶到了台湾；这第三次当，我想你们一定会被赶下大海！”（参见《民主先声》341）

《民主先声》341发表后，得到了很多海内外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但是，让我感到意外的却是更多台湾朋友并没有我这样的担忧，他们担忧的是中国国民党会和中国共产党联手，把台湾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赶下大海。

例如，台湾朋友告诉我，台湾警察为了不让大陆官员陈云林看到中华民国国旗感到不舒服，就驱逐了所有持中华民国国旗抗议的台湾人，警察甚至还撕拦抗议者手里的中华民国国旗。

于是，台湾的李文芳女士给我信函说：“郭泉先生好！國民黨這回不會被趕下海，他們也要做可以濫殺人民、權利無限的惡黨！”

最近，有个事情让我很警惕。

日前，一个自称是“泛蓝联盟”的人咄咄逼人的对我说：“你赞同三民主义吗？”

我说：“是的，民族、民权、民生，我赞同。”

他又问：“你赞同三民主义统治中国吗？”

我说：“我研究过三民主义，我认为三民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所以，我也赞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他再问：“那你赞同中国国民党在大陆训政吗？”

这就开始让我高度警惕了。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发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皇帝的家天下。孙中山在革命成功后，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步走的三政革命路线。

北阀战争后，结束“军政”统治，百废待兴，国民党按部就班地实行“训政”（一党独裁）。然而，就在一切欣欣向荣的时候，日本入侵中国，打掉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国民党被迫重新实行“军政”，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二战结束后，国民党立即从“军政”回向“训政”。后内战爆发。49年，中国国民党败往台湾。继续执行了数十年“训政”后，在台湾人民的不断抗争下，中国国民党1990年5月宣布开始“宪政改革”（多党竞选）。

但是，这位自称“泛蓝联盟”的人却希望中国国民党继续在大陆“训政”（一党独裁），而“泛蓝联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亲国民党的组织，所以，这个人对我发出的“信号”是很值得警惕的。

台湾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民主宪政”得来不易，台湾人民和台湾的民主政党理应高度警惕中国国民党的复辟独裁。

为了让台湾人民、台湾的民主政党以及中国国民党内真正意义上的宪政派人士，更准确地认清中共的独裁本质，我推荐一篇宋美龄女士在1982年8月17日致中共廖承志的公开信给大家看。

承志世侄：

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七年前事，世侄尚属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阂。余与令尊仲恺先生及令堂廖夫人，曩昔在广州大元帅府，得曾相识，嗣后，我总理在平病况阽危，甫值悍匪孙美瑶在临城绑劫蓝钢车案后，津浦铁路中断，大沽口并已封港，乃只得与大姊孔夫人绕道买棹先至青岛，由胶济路北上转平，时逢祁寒，车厢既无暖气，又无膳食饮料，车上水喉均已冰冻，车到北平前门车站，周身既抖且僵。离沪时即知途程艰难，甚至何时或可否能如期到达目的地，均难逆料，而所以赶往者，乃与总理之感情，期能有所相助之处，更予二家姐孙夫人精神上之奥援，于此时期中，在铁狮子胡同，与令堂朝夕相接，其足令余钦佩者，乃令堂对总理之三民主义，救国宏图，娓娓道来，令余惊讶不已。盖我国民党党人，固知推翻满清，改革腐陈，大不乏人，但一位从未浸受西方教育之中国女子而能了解西方传来之民主意识，在五十余年前实所罕见。余认其为一位真正不可多得之三民主义信徒也。

令尊仲恺先生乃我黄埔军校之党代表，夫黄埔乃我总理因宅心仁恕，但经多次浇漓经验，痛感投机分子之不可恃，决心手创此一培养革命精锐武力之军校，并将此尚待萌芽之革命军人魂，交付二人，即是将校长之职，委予先总统，以灌输革命思想，予党代表委诸令尊，其遴选之审慎，自不待言。

观诸黄埔以后成效，如首先敉平陈炯明骁将林虎、洪兆麟后，得统一广东。接着以北伐进度之神速，令国民革命军军誉鹊起，威震全国，犹忆在北伐军总司令出发前夕，余与孙夫人，大兄子文先生等参加黄埔阅兵典礼，先总统向学生训话时，再次称廖党代表对本党之勋猷（此时廖先生已不幸遭凶物故，世侄虽未及冠，已能体会失怙之痛矣。）再次言及仲恺先生对黄埔之贡献时，先总统热泪盈眶，其真挚恸心，形于词色，闻之者莫不动容，谅今时尚存之当时黄埔学生，必尚能追忆及之。余认为仲恺先生始终是总理之忠实信徒，真如世侄所言，为人应“忠孝两全”，倘谓仲恺先生乃乔装为三民主义及总理之信徒，而实际上乃为潜伏国民党内者，则岂非有亏忠贞？若仲恺先生矢心忠贞，则岂非世侄有亏孝道耶？若忠孝皆肭（注“肭”为不任事与不足之意），则廖氏父子二代对历史岂非茫然自失，将如何作交代耶？

此意尚望三思。

再者在所谓“文化大革命”斗臭、斗垮时期，闻世侄亦被列入斗争对象，虎口余生，亦云不幸之大幸，世侄或正以此认为聊可自慰。

日本读卖新闻数年前报导，中共中央下令对全国２９省市，进行归纳，总结出一“正式”统计数字，由1966年开始，到1976年10年之内，被迫害而死者有2000万人，波及遭殃者至６亿人。云南盛内蒙古等地，有727000名干部遭到迫害，其中34000人被害致死。

《北京日报》亦曾报导，北京市政府人员在“文革”中，就有12000人被杀，共党高层人物，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均以充军及饥饿方式迫死，彼等如九泉有知，对大量干部自相残杀，豆萁相煎之手段，不知将作何想法？……世侄所道“外人巧言令色”旨哉斯言，莫非世侄默诋奸邪之媚外乎。

相对言之，中华民国开国以来，除袁世凯之卑鄙觊觎野心失败外，纵军阀时代，亦莫敢窜改国号，中华民国自国民政府执政以来，始终以国父主义及爱国精神为基据，从未狮亵谀外，如将彼等巨像高悬全国，灵爽式凭，捧为所宗者，今天有正义感之犹太人尚唾弃其同宗之马克斯，乃共党竟奉之为神明，并以马列主义为我中华民族之训练，此正如郭沫若宣称“斯太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或谓我总理联俄容共铸成大错，中国共产党曲解国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之要旨，断章取义，以国父容共一词为护身符，因此讳言国父批牍墨迹中曾亲批“以时局诚如来书所言，日人眼光远之人士，皆主结民党，共维东亚大局，其眼光短少之野心家，则另有肺腑也；现在民党，系联日为态度。”此一批示显见：（一）总理睿知，已洞察日本某些野心家将来之企图；（二）批示所书“现在”民党当以联日为态度，所言亦即谓一切依国家之需要而定。联日联俄均以当时平等待我为准绳。当时日本有助我之同情心，故总理乃以革命成功为先着，再者毋忘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对中山先生肝胆相照之日本信徒为我革命而牺牲者。世侄在万籁俱寂时，谅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在抗战前后，若非先总统怀仁念旧，则世侄何能脱囹圄之厄，生命之忧，致尚冀三次合作，岂非梦呓？又岂不明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此时大陆山头主义更为猖獗，贪污普遍，贿赂公行，特权阶级包庇徇私，萋萋迭闻：“走后门”之为也牲牲（注“牲牲”众多也。）皆是，祸在萧墙，是不待言，敏若世侄，抑有思及终生为蟒螫所利用，随时领导一更，政策亦变，旦夕为危，终将不免否？过去毛酋秉权，一日数惊，斗争侮辱，酷刑处死，任其摆布，人权尊严，悉数荡尽，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顺祝安谧  民国71年8月17日   宋美龄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中国基督教民主党代主席中国在野党联盟轮值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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