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后余生》是中国知识人徐友渔（1947年生）的一本回忆录。全名《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在台湾出版于2023年。 徐友渔之名早就在网络上见过，然而对他的生平、学术和社会活动的情况并不了解。最近读到的这本回忆录，让我对徐先生的思想与人生有了比较多的认识，同时对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思想、社会演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徐先生文革中曾经是红卫兵，也是中国恢复高等教育之后最早的一批大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学的是哲学。 1986年，徐先生曾到牛津大学进修。2014年，他因为组织纪念六四而被送进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从学人到政治犯，徐先生的人生在不到三十年间有了巨大的反差。 徐先生和中国几乎同龄，可算是完全接受中共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当然徐不是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被洗脑之后的无知无觉之辈。因为即便在上山下乡期间，徐都在读书。 读书虽然没有给徐带来“黄金屋”或“颜如玉”，却让徐跳出了中共宣传话语的深井，有了较为开阔的视野，看到了中国以外的世界。为他后来进入大学，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学习分析哲学的学术道路打下了基础。 1986年，徐友渔到牛津大学进修分析哲学，同时开始转向文革研究和政治哲学。 1989年，徐先生积极参与了北京的民主运动，见证了中共动用军队对学生、市民的血腥屠杀。 2008年，徐先生参与签署《零八宪章》。 2010年，徐先生参与发起”新公民运动“。 2014年，因发起、组织六四25周年研讨会而被捕入狱，关进了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从以上履历看来，徐友渔先生是中国社会过去三、四十年真正的公共知识人，也是中共动用各种宣传手段反复抹黑的”公知“之一。 《革后余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这个标题非常有张力。从访问英国的学者到中共的政治犯，徐先生的这三十多年见证了中国从开放走向封闭，特别是中共政权对知识人日益增长的敌视，以及其动用警察制度反复骚扰与镇压公共知识人的丑恶现实。 中国之逐渐成为今天的警察国家，是中共的耻辱。徐友渔先生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的遭遇是中国文化的耻辱。古代儒生所谓“斯文扫地”也不过如此。 余生也晚，没能赶上徐先生的年代。然而阅读先生的回忆录，却非常有“代入感”。如果早生许多年，我个人的命运大概率会和徐先生类似，很可能成为中国这个警察国家的政治难民。 读《革后余生》，我最感兴趣的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思潮”。文革之后的八十年代，中共政权一度放松了意识形态的控制，中国社会的思想最活跃，国外的思想，特别是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如春风扑面而来，让中国人手足无措。 1979年去读研究生的徐友渔能够比大众更早、更全面地接触到国外的信息、思潮，从而对于中国一些知识人贩卖的思想有更深刻的洞见。徐先生积极参与了许多思想、文化的论争，开启了他公共知识人的角色。 六四屠杀之后的九十年代，中共政权再度强化意识形态的控制，中国社会的思想不再活跃了，一些知识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思想、观念上为中共政权辩护或服务。徐先生难能可贵地坚持普世价值，为“启蒙”辩护，反对通过误读或年代误植西方理论为中共专制辩护，特别是他与国内一度甚嚣尘上的“后殖民主义”思潮的论争，彰显了他公共知识人的良知与理性。 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思想论争都少见了，因为中共政权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已经发展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公知“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徐先生不仅在生活中被警察骚扰，在网络上、出版上也遭到中国政府打压。根据网络上的信息：他1999年一年之内出版了三本书。然而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总共才出了三本书；第二个十年一本书也没出过！ 很明显，中共政权滥用纳税人的税金，对徐先生进行各种跟踪、骚扰，控制他网上的言论，不让他出版书籍。中共政权违反中国法律，通过警察对徐先生及其他公共知识人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予以或明或暗的限制。结果，公知们发不出声音，说不出意见。徐先生的公共知识人角色被边缘化到几乎消失的地步。 过去十多年，中国的思想界用”万马齐喑“来形容应该是非常准确的。虽然没有像文革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然而，思想文化上的僵化和文革时相比，大约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这样的思想界，哪里还有公共知识人活动的空间？ 最终，徐先生离开了中国。这才有了这本《革后余生》。 读《革后余生》，我们得以透过徐先生的个人化视角，触摸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演变之脉络，了解真实可感的中共政权对个体公共知识人的镇压与迫害，以及徐先生在重压之下的反抗。 作为中国过去的知识精英和今天的政治难民，徐先生的回忆录对关心中国的人士来说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窥一斑而知全豹。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人是中国历史的见证者，是中共政权迫害的亲历者。如果说，人在海外使得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被大大压缩的话，海外的出版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与学术自由也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影响世界。 真心希望有更多的类似《革后余生》这样的佳作出版。在21世纪20年代的喧嚣与浮躁中，我们需要更多理性、清醒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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