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1）：抢救 （ZT）

高华

中央党校一部集中了一大批二十年代或红军时期入党的中共高级干部,计有朱瑞(中共山东分局书记)、薄一波、孔原、罗瑞卿、邵式平、丁玲、阎红彦、陈奇涵、陈郁、陈赓、宋时轮、王树声、刘景范、李培芝(王若飞夫人)、陈锡联、马文瑞、韩先楚、舒同、陈再道、乌兰夫和蔡树藩等。

对于集中在党校一部的老干部,党校领导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不同政策,老干部中凡出身井冈山,或参加过长征的,一般不属于「抢救对象」,但仍需在党校接受审查和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李伯钊是红军文艺宣传工作的开创者之一, 她与其夫杨尚昆都是二十年代后期被派往苏联学习的留苏生, 李伯钊 1931 年进入中央苏区后,长期领导红军中的宣传鼓动工作。在长征途中,李伯钊曾被分配至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任宣传干事,由于不了解上层的争论与分歧,在毛、张草地分家后,写过〈南下歌〉和〈谁的罪过〉等歌曲。1942 年毛泽东为召开文艺座谈会,曾向李伯钊了解根据地和八路军的文艺情况,李就此向毛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解释和说明了一些情况」。在党校一部的审干中,李伯钊在所在支部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并向党组织递交了「几万字」的自传材料,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

朱瑞也是原留苏生,瑞金时代曾任红五军团政委,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1944 年 2 月,从山东分局书记的任上调入党校一部学习。在审干中, 朱瑞写了详细的自传和(整风学习思想小结), 他反复检讨自己「为什么会被教条主义所提拔」, 朱瑞认为, 这其中「除了(自己)有莫斯科留学生的标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做了许多工作之外」,更在于「我的思想方法是教条的,颇合他们的口味」。在党校期间,朱瑞还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称「这次反省十倍百倍甚于过去任何一次,痛痛地打动了我思想方法上主观主义这个悠久肥大的根株」。

李伯钊、朱瑞皆有留苏背景,在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中,受到冲击自不待言,然而他们毕竟长期在红军中工作,所受到的审查相对说来,仍是属于「和风细雨」式的。相比之下,那些在国统区工作的老干部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在党校的审干、抢救中,来自国统区的大批老干部被打成「特嫌」,邹凤平案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例。

邹凤平原任四川省工委书记,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因从事地下斗争被捕,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由于他的脊椎骨已断裂,身体一直不能直立。1938 年邹凤平曾在成都约见过来自昆明欲投奔延安的陈野萍,并分配陈野萍去宜宾作地下工作(陈野萍在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0 年,邹凤平因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被捕,川西地区大批疏散干部,与张曙时奉调回延安。邹凤平抵延安后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在「抢救」前夕的审干中,就已被认定为「特务」受到批判。邹凤平新婚不久的妻子在压力下,也诬指邹凤平是「特务」,随后与他人同居,邹凤平陷入绝境,愤而自杀。

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抢救、「逼、供、信,恶性循环」,曾任中共四川省妇女部部长的曾淡如,在「抢救」中,因被诬为「特务」、「叛徒」而备受折磨,最终也绝望自杀。一百多老干部被指控有政治历史方面的嫌疑, 经彭真批准,将这批人分配至二部, 编成两个支部,继续审查。丁玲则作为有问题暂时弄不清的干部,被「挂起来」,于 1944 年夏调往边区文协。中共老党员、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孔原(陈铁铮),中共西南工委负责人、鄂中鄂西区党委书记钱瑛被诬称为「叛徒」、「特务」、「红旗党」,遭到大会、小会轮番批判。

原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志杰、郭晓棠等此时已被公开诬指为「特务」,他们也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康生亲自坐阵中央党校的批斗大会,逼迫王、郭承认「河南党是红旗党,是特务,是叛徒」。大会一开始, 就把郭晓棠等揪到台上, 郭拒不承认,继之,又将王志杰揪上台,限令王在五分钟内坦白交待。王也据理力争,声辩「河南党是执行党中央路线的」,大会主席当即制止王的发言,宣布开除王、郭的党籍,把两人捆起来,押往中央党校柳树湾禁闭院。(王志杰在抗战胜利后恢复党籍,调往太行根据地工作,郭晓棠的党籍在 1950 年才恢复,1966 年文革初期郭晓棠被河南省委抛出来,以「叛徒」、「特务」等罪名第一个在《河南日报》被点名批判。)前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则被施之以车轮战、疲劳战,并被拖出去「假枪毙」,最终也被打成「特务」。

邹凤平当时的妻子甘棠,原名阚思颖,1928 年参加中央特科工作,其兄阚俊民,后改名刘鼎,中共党内著名军工专家。1949年后甘棠任重庆市妇委书记,四川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甘棠 1935 年长征至遵义时被疏散在地方,并与其它被疏散的红军组成游击队, 1936 年一度被俘,延安整风期间受到严重冲击,晚年生活凄凉,1971 年因疾病不得医治而逝世。

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的河南省委干部中,叶剑英的前妻危拱之尤其引人注目。曾参加广州暴动、留学苏联、又参加过长征的危拱之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女知识分子干部,早在瑞金时期就因所谓「托派嫌疑」遭到开除党籍的打击。抗战后,危拱之被派往河南工作,后被中共河南省委推举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于 1940 年 4 月来到延安。1943 年 3 月,上级组织以参加整风学习和帮助党审查河南干部为由将危拱之等调入中央党校,事实上是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不久危拱之就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受到隔离审查。危拱之因不堪迫害,悲愤难禁,手持剪刀朝自己喉咙猛扎一刀,血涌脖颈,但幸未死成。

薄一波当年曾被编入党校一部担任第一支部干事,他在晚年回忆抢救运动时记述了他所亲眼目睹的「抢救」惨状。薄一波写道:

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看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薄一波的回忆虽未具体指明这关押上百人的深沟属于哪个机关管理,但他明确记述了在中央党校也有关押干部的审洞。薄一波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押着『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一百五十名干部」,其中有武竞天、宋维铮等。

当时在一部接受审查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1942 年底,吕振羽夫妇随刘少奇从华中根据地来到延安。到延安后, 吕振羽已不再与闻核心机要, 而专作研究工作了。吕入中央党校一部后,很快就被卷入一宗「托派」案件中。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原与吕相识的王姓夫妇,被诱导要他们交待吕振羽的「托派」问题。在多次逼供下,王的妻于被迫供出吕振羽是「托派」。有关方面再以此追逼王本人,王某断然否认,并陈述其爱人从未见过吕振羽。然而在高压下,最后王也被迫指供吕为「托派」。不久,王某即翻供。尽管王某已经翻供,但吕振羽仍受到审查,吕详细写出自己的自传,断然拒绝了对他「托派」的指控。吕振羽受此事牵累了近一年的时间,使其创作完成《简明中国通史》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是一位广东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红军长征后,一直坚持在粤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此时正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被委之以负责审查高级干部的重任。古大存在党校一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将一大批老干部整成「特务」、「叛徒」和「特嫌」,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

陶铸的妻于曾志此时也是一部的学员,古大存认为曾志的历史有疑点,但一时又无法查清,于是迟迟不肯为曾志作一个相信本人交待的结论,而是将其「挂起来」。曾志和陶铸对此都十分不满,陶铸曾当面批评古大存,为何没有证据,仅凭主观主义就将曾志的结论拖了两年。1954 年,古大存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发言,检讨自己在中央党校一部领导整风时曾伤害了一些干部。但是,延安审干运动还是在陶铸与古大存的关系上投下了阴影,五十至六十年代,陶铸主政广东,对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古大存多有压制和打击,最终将古定为「反党的地方主义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