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类究竟需要些什么？

　　　　——随笔·五千一百五十四

　　有些日子没写文章了。

　　前时，写了篇短篇小说〈深深地埋进历史里〉；写时，电脑不停跟我捣乱。

　　于小说，除赵大夫话室的跟帖「先生的小说意境深远，很感人」之外，还有一位顾粉团朋友给我发来私信，「先生好！……我看文学奖评委那个水平，不一定能看懂先生的那篇小说。我也看不懂，不知道《一九四六年的早春》这幅画的特别意义……我还要多读几次，看能不能多懂一点……在这个时代被『深深地埋进历史里』是平常事，先生那么优秀的思想家都不断被……把先生『深深地埋进历史里』吗……」

　　哎，于那些个时不时惦记着性侵、总不忘了中国古墓……窝在冰天雪地里的北欧老头，指望他们啥都懂、且公允，不现实；然，若过于看低他们，也是不客观的。他们，都是些半睡半醒的人；同时，也选择性地懂或不懂……如此，就不是个别人的问题。

　　因此，我一直在思考、也一直在不断琢磨——我们人类究竟需要什么？什么才是人类需要的。

　　从文学的角度讲，你会发现——人类在不知不觉中自我培养一种反的文化。

　　什么都反，尤其是反时代、反社会、反政策……不反，好像就不优秀；不反，好像就不高明。只有反，才是好作品，才是伟大的。

　　比如，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就是反工业革命时代。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于人类来说、原本是好事，然，有的人适应不了；适应不了，本该鼓励人们去适应，然，文学却在挖掘「孤独」与「异化」，如是卡夫卡就写出了小说主人公变成了只甲虫。

　　其实，即使是面对工业革命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有的人适应不了、变成了一只甲虫，也没什么。这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是这个变成了只甲虫的人的自己的问题。

　　同样，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也是片面的，所反映的问题是小众化的。

　　然而，全世界的文学界在做什么？在鼓吹卡夫卡、鼓吹《变形记》、鼓吹「异化」，以致多年后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都在一路模仿。

　　如是，在潜移默化之中，反、尤其是反时代，成了一种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很高明的文学作品、的文学标配。如果谁不愿意这么做、或做不到，就仿佛那作品的文化层次很低似的。

　　如果仅仅只是反对社会的某个大时代，我也可假装没看见；然而，这种所谓文学层次的鼓励，如今已实实在在来到了——鼓励作家们写反社会的文学作品的层面了。

　　我非危言耸听。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褒奖的韩江的获奖作品，即反社会的。

　　韩江在她的获奖作品《素食者》中，鼓励女主人公逃避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等，而变成一棵树，用冷暴力对待丈夫、家庭与社会。

　　连作者韩江自己都不否认，其作品《素食者》中表现出的是女主人公的、人性的恶。然而，这样的类似于写老鼠、蟑螂的作品，却得到了诺奖的青睐，成今后文学作品的努力的方向。

　　这仅仅是这届诺奖评委们的失准吗？不，不是。与卡夫卡及其《变形记》受到全世界自以为高深的作家与文学人的追捧联系在一起看，这难道不是——人类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而在培养自己反时代、反社会，甚至反人类自己吗？

　　若韩江的《素食者》获奖是个别现象，那么，十多年前莫言获奖又咋解释？

　　我清楚记得，2012年10月初，传来莫言的长篇小说《蛙》有可能获诺奖的消息，顾粉团的朋友波心投影随即写了篇〈致文学诺奖委的第一封公开信〉（直至第四封），批评《蛙》，并推荐我顾晓军获奖。

　　那么，《蛙》写什么呢？写蛙这种生物，特能繁殖等；换言之，《蛙》在隐晦地攻击当时的计生政策，所以获奖了。

　　计生政策当不当，可另讨论。然，从卡夫卡被推崇与韩江、莫言的获奖，岂不已构成了——只要是反时代、反社会、反政策的，就是好作品、的直观的视觉现象吗？

　　如此鼓励作家们反时代、反社会、反政策等等，是人类的文学应该做的吗？

　　若人类不该鼓励作家们反人类自己，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我以为，是思想问题。我们一面按优胜劣汰维持着社会秩序，一面又假惺惺地同情那些变成甲虫或树的低能人。

　　甚至，连流浪狗、病猫之类，也要假门假事地流几滴眼泪（人类自己都顾不上，还管它们）。

　　可，诸如水稻、小麦等农作物的优选优育之类，不早成了人类的既定政策？

　　连花卉以及狗、猫等品种的培育，不亦属优胜劣汰之列吗？

　　而优胜劣汰，与同情卡夫卡《变形记》中的甲虫和韩江《素食者》中的树、之逻辑，难道不是一对巨大的矛盾？

　　人类，就这么忽悠着自己，把思想、逻辑、文学、认知等等，全都搞得一塌糊涂、一团乱麻。

　　我不知，鼓励反时代、反社会、反政策……的文学，弄不清优胜劣汰究竟对不对的思想、的这样的现实社会，有没有未来？或，未来究竟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弄清人类究竟需要些什么，是当务之急。

　　　　　　　　　　　　　　顾晓军 2024-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