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香港反修例运动后和《国安法》颁布以来，涉案人数最多的“47人案”宣判。其中45人获罪，刑期从4年2个月到10年不等。

   从2020年《港区国安法》颁布以来，累计已有数百人因涉该法被捕，而反修例运动后涉触其他相关法律的有上千人。“47人案”不仅是规模最大的，也是判决较晚的，更是涉及香港反对派核心人物最多的。

   如戴耀庭、梁国雄、黄之锋等本次被判刑人士，长期作为香港政治反对派的领袖，在反修例运动之前就活跃于香港和国际舞台，颇有知名度和影响力。其他如区诺轩、毛孟静、林卓廷、朱凯迪、何桂蓝等，要么是前立法会议员，要么是参与政治的媒体新星，也都是社运骨干人士。

   这些反对派骨干，在反修例运动后纷纷被捕、长期羁押。根据香港政治环境与其个人处境，已基本宣告他们政治生命的终结。而“47人案”的宣判，则更具象征性的反映了港内政治反对派的集体告别、香港百年政治风云归于寂静。

   曾几何时，香港的公民抗命、社会运动此起彼伏。今日判刑的诸人面孔，曾长期活跃在香港各区街头和港内外媒体平台。自港英时期，香港就有活跃的抗争性政治。无论是20世纪初的“省港大罢工”，还是1945年香港重光后的政治风波与暴力，当时的政治活动主要针对港英当局，要求民主及改善民生，且有不少左倾的、社会主义色彩的运动。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社会的泛政治化色彩有增无减，同样在要求更多民主和改善民生，只是批判的目标变成了中共及香港特区政府。香港本土主义也在2009年及之后日益崛起，成为搅动香港的重要势力。

   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在清末至2010年代的一百多年里，长期是亚洲政治风暴的中心之一，并连接着中国与世界，在各方势力政治角力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独特价值。

   香港不仅有各种知名的羁旅者和过客（如张爱玲），也涌现了许多祖籍大陆、扎根于此的名人，如金庸（查良镛）、董建华、司徒华、刘梦熊等，皆是时代弄潮儿，并对陆港政治颇有参与。而到了2010年代，又一批政治新秀崭露头角。如黄之锋、罗冠聪、游蕙祯、何桂蓝等，以颇为年轻的面孔和本土主义立场，在香港引发了不少争议、卷入甚至主导了多次政治风暴。

    这些香港政治名人的名气和活跃，既是香港曾经作为亚洲重要政治活动策源地的环境造就，也反过来助推了香港政治和世界局势的波澜激荡。

   1997至2020年，这二十多年里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有着较大政治自由的特区（澳门因多种原因，政治自由有制无实、反对派较为低调），是中国极特殊的存在。许多公开反中共的标语旗帜，可以在这块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的街头展示，细思是令人感叹的。

   香港作为中国大陆与世界连结的枢纽、政治经济金融地位的重要，与香港政治反对势力的强大，让北京对这块弹丸之地爱恨交织，政策也多有变动和反复，对待泛民主派当然也是颇多压制的。但无论如何，2020年前的香港都长期保持着一定的政治反对势力的存在，以及北京方面对香港对街头政治活动的较大容忍。“一国两制”在那23年里确实得到了实行。

    但2020年《国安法》颁布及前后一系列“清场”行动，彻底改变了香港的政治生态。不仅街头的政治反对消失，2021-2023年相继进行的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区议会选举，行政长官和议员均被建制派包揽，除极个别中间派当选议员，政治反对派已无一席之地。

   本次宣判的“47人案”成员，据信大多数都是以非暴力方式表达政治异见（起码未直接参与和指挥暴力活动）、与北京及港府抗衡。其中除少数本土派，多数也都持反对“港独”的立场。但其中45人仍被定罪、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被判超过4年的徒刑。这意味着，在香港以非暴力方式反对北京和港府也是非法，批评政权即为试图颠覆，并会获重刑，等于宣告了政治反对力量不允许在香港存在的事实。

   自反修例运动被制压后，北京和港府不仅不再容忍暴力反抗、激进抗争、本土和港独势力，即便是建设性的、温和的、明确爱国爱民的泛民主派力量，也予以取缔或软硬兼施的压制。如民主党、社民连等名义上仍存在的老牌泛民主派政党已实质停止运作。未来的香港，几乎不可能再见到曾经司空见惯的各种政治抗争标语，街头的呼喊也难以寻觅，议会也鲜有唇枪舌剑，一切都看起来更加“和谐”与静谧。

   如果未来中短期内的中国大陆和香港，没有特别巨大的政治变动，本次“47人案”即象征着持续一百多年香港政治自由、政治多元化的结束，及香港回归以来建制派与泛民主派的斗争的落幕。香港将全面迎来由亲北京建制派垄断政治、控制社会的新秩序时期。香港本土也不再是亚洲政治风暴的中心之一，而会日益沉默和边缘。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社会矛盾和弊病的终结，种种风潮会更多转化为暗涌，继续扰动深圳河两岸的官场与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