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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国近期报复性随机杀人事件增多，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法律的不公、维权无门等。这些因素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但它们并不足以解释近年来此类事件急剧增长的原因。笔者认为，经济问题是主要因素。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政府对民营经济和外资的打击日益严重。低效的国有企业进一步蚕食民营经济份额，民营资本家甚至被当作敌人，尤其是在经历了三年对经济的“自杀式”疫情防控后，民营经济遭受了巨大创伤且没得到帮助与恢复，甚至进一步被政治环境影响。经济状况恶化导致失业人口剧增，尤其是年轻失业人口，因此社会治安急剧恶化。经济影响治安这种现象在近几十年并不罕见，例如“83严打”时期、东北的大规模下岗时期等。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共通过一些承诺加入了WTO，尽管加入世贸前的那些承诺最后并没有实现，但加入后十多年，由于经济获得增长，社会治安也得到改善，但请记住，治安得到改善是普通人收入增加，不再需要铤而走险，并不是因为监控技术的进步。而当基本生存都成问题时，再多的监控也无济于事。经济恶化、社会流动性变差、机会减少，年轻人看不到前景和希望。

政治是经济问题的最大推手。中国经济目前发展的瓶颈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存在。历史上看来，只要稍微放松管制，中国人便能迅速地取得经济上的进步，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急剧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有钱有闲。有钱有闲之后，便开始关注个人权利，最终认识到中共是其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而对于极权和威权国家的政党来说，中产阶级往往是最大的敌人。例如，台湾80-90年代的社会运动，65%的组织者来自中产家庭。也就是说，衣食无忧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通常是极权国家的最大反对者。中共当然知道经济背后的深层政治原因，能把14亿人当作“人矿”的统治者，并非如外界所认为的那样愚蠢。但他们现在面临一个抉择：不改革，经济将崩溃；继续改革，则可能亡党。在最近的中共高层会议中，习近平特意强调要吸取苏联改革灭亡的教训，中共显然更倾向于选择前者。

治理和司法体系的逐渐失效

习近平上台以来，大搞形式主义，地方官僚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无休止的开会与学“习”工作，做实事的变少，得到提拔的多是会搞形式主义之辈，基层敢怒不敢言，多数技术官僚私底下对习近平深恶痛绝。一些案件的司法程序不够透明，当事人对判决结果不认可，容易产生不信任感，激化矛盾。一些案件的审理周期过长，当事人长期得不到公正的判决，容易产生绝望情绪，采取极端行为。司法不公现象的存在，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导致部分人对法律失去信心，从而采取极端方式维权。而两者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的。

当前社会治理体系

秦晖老师提出的“秦制2000年”概念。也就是这个民族至今还生活在秦朝的阴影下。清王朝灭亡后，喘息了几十年又重新退回到秦制，1949年来历次运动，对中国社会冲击更大。为了维持统治稳定和强化权力控制，中共乐见底层社会的“原子化”状态。人际关系被割裂，社区间的纽带被削弱，个体变得孤立无援。然而，这种状态直接削弱了基层社会在突发事件中的自组织能力。当犯罪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通常倾向于将其定性为“极端个案”，而非去探讨和解决其背后的社会矛盾。中国社会表面上有着高度密集的安防体系，“天网”监控、警力部署以及大量维稳资源的投入似乎无处不在。然而，这些资源的分配重心却存在严重的偏向：

表面中国存在最大的监控网络，实际上大部分安防资源被用来监控异见人士、抓捕上访群众、追踪律师和记者。表面上的“稳定”实际上是为了维持政权安全，而非普通民众的安全。

历史文化

中国是全世界自然灾难、农民起义王朝更迭最频繁的国家，几千年来灾民心态刻入了基因，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些论调从小到大耳熟能详。面临绝望的人得不到及时的社会关怀化解，甚至可能被嘲讽。

另外，底层互害也是有文化传统的。窦娥的故事中，她遭无赖陷害，被昏庸的官员判处死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发下三桩誓愿：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三年大旱。然而，这些誓愿并没有直接针对陷害她的恶人或腐败的司法体系，而是让更多无辜的人间接承受了她的冤屈与愤怒。尤其是三年大旱，意味着普通百姓要为她的冤情付出沉重的代价。

白蛇传里白素贞和许仙的爱情遭到法海和尚的阻挠，许仙被骗到金山寺。为了救许仙，白素贞施展法力，引发了滔天洪水，将金山寺淹没，这个故事背后又是杭州人民默默且无辜的承受了一切。文革大革命时期，本身是高层权力斗争，最后也成了底层互害，神仙打架凡人遭殃。

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中国社会目前所发生的问题。

历史上所有极权专制国家，虽然可能在某一刻并且是意想不到的点上突然崩溃，但这种失败绝非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早已显露出种种败像。各种问题从小到大、从点到面，全年无休地持续累积，最终酿成了整体的崩溃，而中国目前正在经历这些。追求民主的人们是时候思考怎么接手并且重新建立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