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天理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夏全面开始，搞了两年到1968年夏，运动中冲锋陷阵的大学红卫兵们成了被烹的走狗，借清查莫须有的“五一六分子”整死整倒一批，向大学派军工宣队弹压，然后“毕业分配”，将前三届学生毕业分配扫地出门，赶到工厂农村军营，剩下就是红卫兵中最无法无天的各三届初高中学生了，俗称“老三届”，学校关门，没学可升，经济凋敝，就业无门，值此困局，老毛就从他的锦囊中翻出了“上山下乡”这条妙计。

还在农业生产合作化时间的1955年，遥远偏僻的河南省郏县大李庄、邱庄、吴堂、杨庄四个村7名未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回到村里参加农业合作社，这在当时甚为普通，那时学校很少，能升学者是凤毛麟角，农村青年升不了学就回乡劳动，天经地义。或许是郏县的某个基层干部心有灵犀，拉着个“秀才”整出典型材料上报邀功，说此举有效解决了合作社缺乏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该经验在许昌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介绍后，引起地委领导的高度重视，指派专人对这一典型进行考察整理，形成了《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刊登在1955年9月4日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主办的第15期《互助合作》上印发。1955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上许昌地委书记赵天锡将该期《互助合作》通过中央农工部副部长廖鲁言转呈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看到《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后非常重视，作了如下批示：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不知以上照片就是毛皇当时的批示原件，还是事后追补。

到了火烧眉毛的1968年，千万初高中生在城市麇集，习惯了两年来的造反有理，文攻武卫，敢把皇帝拉下马，整日无事生非，械斗武斗此起彼伏，老毛就祭出了“上山下乡” 这条打神鞭。当年12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晚八点的“新闻联播”里首条播出了红太阳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那时的规矩是“最新最高指示”传达宣传不过夜，八点没过几分钟，街上就传来喧天的锣鼓和口号声，到午夜才消停。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头版头条登出。自此历时十年，葬送一代1600万青年青春、荼毒千万家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令枪扣响。

马上有热血青年自动报名插队到边疆，如内蒙、黑龙江、云南、广东海南，豪情满怀，认为是踏上了成为革命接班人的征途，更多的是不得不离乡背井，辞别父母亲人和熟悉的城市生活的前红卫兵们。为了让这些城市娃下乡，有街道办事处天天到他们家做工作，单位办孩子父母的学习班，甚至直接注销孩子们的城市户口，这就出现了一幕又一幕车站父母亲友送行，哭声一片，哭得天昏地暗的惨剧。正所谓“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十年中学毕业生一茬又一茬一锅端上山下乡，直到1977年邓大人皇恩大赦，高校恢复招生，上山下乡运动才寿终正寝。

实则知青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而是从1950年代便被倡导，至1960年代展开，但都只是针对城镇里没考上高中大学的年轻人，数量很少。当然也有能升学但自愿放弃插队到乡下的，有几个还被树成了全国典范，如侯隽、邢燕子、董加耕。发动知青到农村去，打的一个旗号是为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强词夺理，都是鬼话，而1968年开始的这个运动关乎的只是如何稳定文革两年造成的乱局，打出的却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大旗。

顺应知青上山下乡的大势，郏县有人窥探到了能在全国展露头脚的机会。有个脑瓜灵活的基层干部想出了将老毛1955年批示的文章中提到的“大李庄乡”大李庄、吴堂、杨庄3个大队10个自然村、25个生产队，从渣园公社划出，成立一个新公社，县革委领导一听觉得此计甚妙，几经讨论，为新公社起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取自老毛的批示。地区革委省革委马上批准此请示，1968年7月15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在郏县隆重举行，许昌地区革委会、许昌军分区领导及郏县干部群众3万多人参加，全国广播电台报纸头条报道，热热闹闹，大会还向毛泽东发了致敬电。公社第一任党委书记叫卢中央，据称是《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文中提到的7名回乡务农的初中毕业生中之一，回乡时上完了高一，7人中学历最高。此公后改名卢忠阳，由自诩“中央”变成了“忠于红太阳”，这是那个现代的通例，不足为奇。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广阔天地公社”党委书记卢忠阳作为代表参会，1970年作为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入清华大学水利系学习三年毕业，当然，同今上的清华学历一样，不会学到一丁点儿学科的专业知识。后卢忠阳连续在中共十大十一大上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有郏县县委书记，团省委副书记、省委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省委常委头衔，最后在郏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任上平安退休。有老乡说，大李庄乡那块地风水好，一镢头下去能刨出个金娃娃出来。卢忠阳抱着那个金娃娃扶摇直上。

“广阔天地公社”成了香饽饽，1968年8月24日，郑州召开20万人大会，欢送经过层层筛选的首批71名省会下乡知识青年到该公社落户。后来有几年时间“广阔天地公社”只接收郑州知青。公社县委两级干部都知道“广阔天地”除了出个卢忠阳，还会有全国知青典范出现，都想跟着沾点光，所以对广阔天地公社的郑州知青关怀备至，这引起了其它公社其它城市下乡知青的不满，与广阔天地的郑州知青时有龃龉，甚至有械斗发生。

不出预料，县委和广阔天地公社推出郑州知青薛喜梅，一下成了全国知青的典范。薛喜梅发迹于“拾粪”，千百年来中国北方农业都是“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直到后来有了化肥。过去郏县城镇常有老人早上早起，背上背一个藤条编的筐，手拿一个长把铁铲，将大路上晚上驴车马车走过牲口拉下的粪便铲到背上的筐里，倒入自家地里。后来公社化，土地归公，这个行当也就销声匿迹了。不知哪个高人传授，据说薛喜梅背起了拾粪筐。我当年插队在临近公社，没看到过薛喜梅拾粪，倒是见过一个胖乎乎笑嘻嘻的郑州知青姑娘背个粪筐在县城开会，筐里没有粪便，她也不肯把筐放下，纯属摆样子。无论如何，薛喜梅拾粪的事迹在全国大肆宣传，她就成了“典型人物”。后来我还在一次县里慰问知青的演出里听过河南坠子“喜梅拾粪”，这个曲艺节目全国广播电台也播过，薛喜梅也就成了全国四届人大常委、省团委副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大李庄大队党支部书记。1974年，薛喜梅还作为农业代表团成员去美国考察过，那时候能去美国比登天还难，我不知道初中没念完的她能考察学习到什么。

从68年到74年，郏县“广阔天地公社”虽然出了卢忠阳、薛喜梅，还有几个小有名气的知青典范，公社还得到许多省里县里在钱财农业机械技术上的偏袒照顾，但基本还是相安无事，民以食为天，广大社员和基层干部都只是要多打粮食吃饱饭，平静直到1974年初被打破。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1月28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召集部分知青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的纪要，其实这都是秀才们的杰作，座谈会都是摆拍，不想江青看到这篇报道后，当天给郏县“广阔天地知青”写了一封亲笔信。翌日就派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李玉和扮演者浩亮、新华社记者杨瑞敏和一名警卫员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给知识青年送信、赠书。浩亮一行突然飞抵郑州，说带着江旗手的懿命，要河南省委给他安排一辆专车直插广阔天地，这下把河南省委的头头吓得三魂出窍七魄升天，因为不久前在河南南阳发生的事他们还都记忆犹新。

1973年7月10日，与许昌邻接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中二年级15岁学生张玉勤厌倦学习英语，在期末考试英语考卷的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监考老师发现后责令其交给英语老师，然后拿给班主任杨天成老师看，第二天早操后校长罗长奇在会上批评了张玉勤，杨天成也将张玉勤叫到办公室批评她：“你这个妮儿，考不好算了，还写顺口溜顶撞老师，老师让你写检查，你也不写，如果没有外文这个工具，怎能让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全世界？”7月14日早上，有人在虎山水库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得知她自杀身亡。

1974年1月，江青从《人民日报》看到有关材料后声称“我要控诉”，1974年1月19日，江青派迟群、谢静宜调查此事。197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现场调查报告”的文件，把这件事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1974年2月，有关部门又做出逮捕法办马振扶公社中学校长罗长奇、班主任杨天成的决定，均判处有期徒刑2年。追认张玉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并给她立了碑，碑文是“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

浩亮一行一到广阔天地公社，马上要公社召集全体知青和全公社社员大会，这时省委有关干部、地县委主要领导也都赶到了会场。浩亮郑重其事从怀中掏出江青的亲笔信，亮出他饰演李玉和的大嗓门，朗声读道：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

我看了人民日报今天对于你们批林批孔的报导，十分高兴！为了使你们早日得到阅读材料，更为了使你们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的关怀，我特请浩亮同志和一名新华社记者同志前去探望你们，祝你们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也会得到更大的胜利！

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二百份；《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各二百份；《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二百份；《五四运动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百份。其他材料中央将来会发给你们。

要重新学习毛主席的以下著作：一，《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四，十大和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这些文件你们可能还有，如果没有请河南省委帮你们解决。

致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

浩亮话音一落，全场掌声欢呼声雷动，大多知青们是真的高兴，得到旗手的褒奖，而乡民们只知道是听到了当今娘娘的懿旨跟着躁动，而省地县的干部们是真的欢呼，浩亮从怀中掏出的不像在南阳，不是他们的索命符。

这件事的高潮持续了很久，后来河南省委还在省会郑州召开盛大群众大会，“学习江青同志来信精神，将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到底”。我的一个初中同班男同学那时正插队在广阔天地公社，并被树为继薛喜梅之后第二代知青典范，在这次大会上代表全省知青发言，右手坐着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左手坐着省委第二书记耿其昌，发言稿还被整理成文在《红旗》杂志上署名刊登，当然文章是地委宣传部秀才捉笔写的。

时光走到1976年十月，毛皇龙驭上宾，英明领袖一举抓捕包括皇后在內的四人帮，谁都知道要变天了，文革典范“广阔天地”何去何从，从公社到县里的领导们心里都打起了小鼓。果不其然，河南形势大翻个，保守派还乡团“胡汉三”回来了，省委赵文甫戴苏里整肃文革一直掌权的刘建勋纪登奎一派，全省大翻烧饼，“广阔天地”十年得势自不免被清查。当事人说，查了两年，一无所获，唯一和四人帮江青的关联是那次送信，公社和县委并没有顺杆儿爬攀附江青。我和卢忠阳有过接触，他始终都是一个憨厚朴实的乡下人，从青年到中年，从乡民、基层干部、到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常委，朴朴实实踏踏实实，到清华三年，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央政要同堂开会，也算见过世面，更见过文革爆发户直升飞机式的窜升，他却还是踏实站定在公社书记位置上，耕耘着自己那块三个村庄的一亩三分地。被人两年查了个底掉，什么过错也没有，后来还升任了县委书记实职，干到平安退休，算是异数了。

“广阔天地”另一个被重点审查的自然是薛喜梅了，薛喜梅一开始在公众面前是一个身材高挑单薄的小姑娘形象，不漂亮也更不丑，从不夸夸其谈，成名后也不咄咄逼人。我的那个当上“广阔天地”知青第二代典范的男同学曾与薛喜梅一起数人去拜访知青前辈侯隽邢燕子，一路同行，他说薛喜梅很平易，也很风趣，一路上给他们出智力数学题做。按年龄算，薛喜梅只上过两年初中，能把对数学的兴趣保持到血雨腥风的文革后期，念书时应是聪明有心的好学生了。到了北京薛喜梅放了她的同伴一天假，她是人大常委，到人大常委会露个脸。那时江青已经给他们送过信了，她若要求见江青，或写信向江青问候自在情理之中，可她什么也没有做。1976年之后被审查两年，掘地三尺也没查出任何过错，也顺利过关了，都知道要是她求见并见到了江青，等待她的就是铁窗生涯了。比起文革同期的红人张铁生黄帅等，薛喜梅下场最好。

在我的印象里，直到1976年薛喜梅还没有结婚，也没听说她有男朋友。她们一行去拜见邢燕子，网上查到，邢燕子插队农村后，当地组织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同村的村民，一家兄弟好几个，最贫的农户，新郎没有文化，邢燕子的婚房是一间牛棚改建的。我看到这个故事直想骂当地组织缺德。邢燕子舍弃城市生活，要献身建设新农村，但年轻姑娘内心深处一定还是希望自己的终身伴侣有情趣有文化，能志同道合，有共同语言，却被塞给了一个乡民她还不能拒绝，哑巴吃黄连。

薛喜梅的结局之所以不错，还有郏县乡民地方政府厚道、及十二年一贯薛喜梅吃苦耐劳。1980年3月组织推荐她到河南农学院农学系进修学习，两年毕业被分配到省农科院小麦研究所工作，后任该所副所长。她一直到退休20多年不断往返于郑州和郏县之间，痴情钻研农业科技，将郏县做成了她的实验基地，硕果累累，先后在国家及省级报刊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为小麦品种的试验、培养、推广、应用做出了突出贡献，主持参与的农业科研项目有两项获得国家级一、二等奖，5项获省部级奖励。

说“广阔天地”的知青，还不能不提另一个知名人物：程虹。倘不是后来的“夫贵妻荣”，程虹只是众多“广阔天地”郑州女知青中干的还算不错的一个，1977年考入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在国内只能算三流大学。1983年嫁给仕途无量的李克强，后来李克强仕途在河南展开，一路升到国务院总理，程虹也就亦步亦趋成了海内外闻名的大学者。那些年与郏县和“广阔天地”稍微沾点边的人都言必称程虹，好像都和程虹有八拜之交似的。一年前李中堂不明不白骤逝，电视上看到程虹苍老衰迈，与之前的风光形象判若两人，让人唏嘘。她已下凡变回凡人，我也有了资格以插队的先进为插妹掬一把同情泪了。

2014年我从海外回国探亲，兄弟姊妹五个又访郏县，我们五个除小弟年幼，四个都在郏县插过队，二弟就在“广阔天地”。到了“广阔天地”，见到一个据称2012年建成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纪念馆收费，但对曾是该公社的知青免单，二弟报上名字，我们一行就没掏钱进去了。

纪念馆占地颇广，迎面矗立毛皇巨像：

馆内图片实物蜡像都完全是文革风格，影像和音乐还是放的当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纪录片，还有江青1974年写给知青的信件原件，让人恍惚觉得文革还没有结束，我觉得无比压抑愤懑，赶快逃出了纪念馆。2012是个转折的年份，自此的变化表现在“上山下乡运动”上是歌颂的声音越来越大了，而激起我的反而是那一代青年血淋淋的苦难、悲伤、心酸、屈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我期待有一天郏县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变成展示知青的血泪，控诉制造这场运动罪行的舞台，到那一天我会再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