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届 2022年11月10日 15:00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3月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当过大学教师,干过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过《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 》等纪实文学多部。
原题
不计工分拿工资 岗位依然在农村 ——从社员到售货员, 还开了个照相馆
作者:范文发
很多知青插队落户在农村干农活,经过一段时日的锻炼,有的被陆续抽离走了,离开了农村进了城;没进城的,大多去当了拿工分的代课老师、民办老师,甚至当上了拿工资有正式编制的教师。而我却挺特殊,特殊就特殊在于我工作岗位的多样性,短短一两年辗转做了好几样工作,最令人不能忘怀的是:站柜台和开照相馆。 1970年抽调我到供销社,本意是参加“一打三反”运动,结束后再回公社安排职务。为便于摸情况联系群众,就得负担点具体事情做做,这样,就安排我当食品柜台的营业员。
虽然没有直接当干部,可知青们仍羡慕我:这下可用不着背顶青天面朝黄土了!可是,连我自己都没料到,等“一打三反”结束了,我都没能当上干部,原因是供销社的第一线太需要年轻人了。尽管大家都说我干得不错,但我觉得在农村站柜台竟是这么的不容易。
供销社天一亮就得开门,赶在社员出工前,方便他们买东西;上了灯才能闭店,是为了等社员收工回来;若晚上有人敲门,还得起来卖货,不管刮风下雪或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冬,一声招唤立马营业。根本没有星期天法定休息这一说。
按常规每星期由采购员从珲春发来两卡车货物,都是由供销社年轻的男职工负责卸货,完了还得将空油桶、空酱桶、空酒桶、空麻袋、空啤酒瓶等等装上卡车拉回珲春。再加上送货下乡、支援农忙,真比干农活更忙更累。
平时,我一个人得管288种商品;重的有两三百斤一桶的大酱、粗盐,轻的有热水瓶塞、婴儿奶嘴;大的有猪食锅、牲口盆,小的有打火机、糖精片。
顾客十之八九是朝鲜族,我得把这些商品用朝语说出来,确实使人犯难。过去在生产队与阿兹妈妮打交道,点点头比划一下就懂;阿兹爸依往往会讲几句汉语,但说出来比古汉语还简约。
比如冬天我喂牛,值夜的老饲养员指着自己的脑袋关照我:“牛,白的出去,黑的进来。”闭眼一猜就知道叫我不要忘了白天把牛牵出去晒太阳,太阳落山了再牵回牛圈。
可站柜台凭猜测就要出差错。
我便把288种商品的名称、价格、产地、性能以及朝语简单会话用中朝两种文字抄在纸片上,一份贴在柜台边,一份贴在自己睡觉的炕沿上。不管在柜台里还是临睡前口中都念念有词。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攻破了语言关。
可又有一道难题摆在面前:算盘我不会除法,在农村站柜台除法最管用。比如那时一斤饼干七角三分,农民往往不是买一斤或半斤整数的,是看口袋里有多少零钱,若摸出一角一分来,你就得用除法细细算到零点零零元再四舍五入。在这样精密又迅速的压力下锻炼着我的计算能力,致使我的心算反应至今还十分敏捷。
当年敬信供销社的上海同事们
最使人头痛的是卖猪肉。 我卖猪肉根本没师傅教,(我后来打听到城市里能够站在柜台里卖肉的,必须有师傅带,这还要学习半年的功夫呢。)往往按顾客要的斤两比量着在这里下刀,但事与愿违,这一刀却砍在别的地方,第二刀屏住呼吸照着第一刀的痕迹下刀,却又砍在它的隔壁,第三刀想一定要瞄准第二刀的痕迹却又重新开辟了一条战线,垛得猪肉支离破碎。亏得是农民兄弟好说话,不但没有责备我,还常常齐声宽慰我:“意了不稍,意了不稍(没关系,没关系)!”我只能伸出舌头傻笑。要是换了城镇顾客,非得夺了刀赶我出柜台不可。 就这样,我对卖猪肉的恐惧心理一点没有减轻。 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杀猪卖肉是星期六上午,星期五我就往边防站打电话,解放军买猪肉优先,每回最少是半头,这不省了我一半的功夫?因为柜台卖出的肉少了,社员就有意见,问怎么猪肉这么快就卖完了?我理直气壮地说:解放军在边境线上站岗放哨保家卫国辛苦大大的有啊!他们不优先谁优先啦!不料群众的觉悟真高,得到的依然是一句“意了不稍,意了不稍”的回答,却让我脸上很是挂持不住。 在如此不挑剔的顾客面前,遗憾的是站了数月的柜台,最终还是没有学会砍猪肉。 也有个别的社员让我失望的。 供销社最忙的时间莫过于中午,这是每天一趟往返县城的客车在门口下落和始发。柜台外站满了人,一个营业员在柜台前同时要接待四、五位顾客。那是考验你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灵活本事。 有一次自己队里的阿兹妈妮来挑选花头巾,见是熟人,我便放心地给了她四块不同花色的头巾,并告诉她买与不买都等我来收头巾,便急急去应付其他顾客。待我转身过来那位阿兹妈妮已离去,柜台上的头巾少了一块。闭店后我摸黑赶了六里地去找她证实,得到的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否定。晦气的我在月末盘点时从27元月薪中赔出了2元6毛钱! 发生了这件事以后,自己的“门槛”渐渐地精了起来。日子一久,便学会了不少诸如快酒慢油之类的生意经:卖酒时,斛子从酒缸里提出来要快,没等泡沫消失便倒进酒瓶里,那层泡沫一斤准能攒回几钱;卖油时,斛子从油桶里得慢慢往上提,等粘在斛子边口上的油全滴净了再往油瓶里装,否则,非得吃亏几钱。 季度末盘点,我的柜台竟长款156元3角3分(这在五十年前的农村可是个大数目),我高兴极了!谁知供销社主任在会上却批评我这是克扣贫下中农,要不是新职工,还要写检查。我听了一时难以接受,委屈得几天没精神。 几十年过去了,期间我也调换过许多许多的工作,那些工作干过了也就在记忆中慢慢抹去了,唯有“站柜台”这个工作,天南地北的奔波,它的印记在我身上却是那样的强烈。每每接触到有关站柜台的事儿,耳畔就会响起熟悉的“意了不稍,意了不稍”的鼓励声,觉得像是欠下了什么没还似的心里老不踏实。 多好的顾客啊! 柜台站了满打满算不到一百天,我的工作岗位就有了变动。 我插队的公社东临图们江,对岸是朝鲜;北靠水流峰,峰下是苏联。1970年在图们江边设立了出入境检查站,作中朝双方探亲通道。当地居民大多是朝鲜族,在对岸都有亲戚。两岸探亲往来比较频繁。但出境得办证件,证件须备照片,可照相馆在百里外的县城里。公社书记算过一笔账:老百姓探亲要照张相,车费食费加宿费最少得花五块钱。这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公社决定自己开办一家照相馆,并选我这个供销社的员工到县里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去学习。 县照相馆老马主任对我进行了面试:熟悉照相吗? 我如实回答:在上海玩过海鸥牌相机。 马主任告诉我:室外拍照与室内拍照不一样,使用的机子也不同;另外,也不光只是照个相,你以后回公社开办照相馆,拳打脚踢就是你一个人,除了会照相,还要会自己配显影、定影药水,还要会暗室洗放,最难掌握的是修版技术,脑子灵的学一年,差的也许一辈子也学不出来…… 听了老马主任的一番话,我原本的雄心壮志顿时烟消云散。我怯怯地问道:马主任,像我这样的条件,那需要学习多长时间? 马主任不假思索地回答:做好学一年的准备吧。
我急了:那不行啊,公社书记只给了我两个月的学习时间。
马主任失声笑道:乱弹琴!
我赶紧给公社书记拨电话,书记十分看重照相馆的开办,第二天便急急地赶来照相馆和马主任会面。 不知道他们两人是如何商量的。只是公社书记临走跟我交待:安心学习半年,力争四个月回来,前提是一定要学会学好!面对如此艰巨的学习任务,我也暗中自己给自己使劲:重点放在修版上,照相其次,洗放排第三。 学习开始了。我没有按照先学照相、洗放再学修版的顺序,而是反着来,先学修版,照相技术暗室洗放则采取灵活机动、见缝插针。比如:乘照相师傅换班要去吃饭休息的功夫,我便接替他照相,这样,不但节省了好多的时间而且增加了实践的机会。若是师傅在,你连摸相机的空档都没有,只有站在旁边瞪眼干瞅的份。但学习暗室洗放技术,却吃了个闭门羹。暗室老潘师傅性情古怪,从不主动跟人说话也没见他有过笑容。我试探着跟他商量:潘师傅,我有空想进暗室看看您的洗相、放大是怎么弄的…… 还没等我说完,老潘师傅硬生生地说:不行,那哪是看看就能会的? 说得我一脸沮丧! 很感谢教我修版的王阿姨。她原是北京人,因为丈夫戴了右派帽子,才被发配到珲春这个小县城里来。我站在她身后看了两天修版,她就把修版技术的基本概念给我说得十分清楚。不几天就让我自己操作。因为我喜欢绘画,对于脸部的纹理、明暗有一定的感觉,所以进步很快,不到一个月,我修出来的底版王阿姨就改动很少。她夸奖我接受能力强:上海人就是聪明! 我修版的成绩在照相馆内传开。 晚上开会,老马主任笑嘻嘻地说:小范就留在咱们这里了,王阿姨还没有像样的徒弟呢。 我只当是随便说说,没往心里去。 让我诧异的是,古板的老潘师傅竟然也主动把我拉到他的暗室里,让我做他的徒弟。听他一说,我真是求之不得。 功夫不负有心人,只五十来天我就基本掌握了照相的整个流程技术,顺便还偷学会相片着色(那时可没有彩色胶卷,都是事后人工上色的)。我便给公社书记通风报信,让他来接我回去。 没几天,书记就风尘仆仆地来到照相馆。谁知老马主任反悔了,他不让我回去,不是因为我学不好,而是说县里照相馆需要我这样的人才。公社书记哪能同意?官司打到了县商业局李局长那里,她来了个折衷:让公社书记回去再物色一位上海知青来学习照相,小范就留在县里。书记还是不能同意。也正是赶巧,因为我时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县政治部军代表听说我能写,还学会了一整套照相技术,便派人来照相馆说,小范政治部要用了,不准回敬信公社。这一下让书记火了,直接跑到县委书记那里诉苦,县委书记本着向基层倾斜的原则,支持公社接我回去。
学习结束,与珲春照相馆的师傅们合影
学成归来的我,在一个月内就独自办起了照相馆。虽然没招牌,名声却很响,大家称之为“国际照相馆”。朝鲜过来探亲的大多要在这里和亲友一起留下合影,我和朝鲜客人还经常交换各自领袖的纪念章,俨然是在行使外交和统战的职责。 确实,我的服务范围常常超出照相本身。
与我心爱的照相座机在一起 照相馆旁边是供销社的农副产品收购站,当地有些姑娘拿不出现金来照相,就拎着鸡蛋来。那时一斤鸡蛋收购价才六角五分,正好照一张二寸的相,于是我和收购站凭着转账划款,就有了类似银行业务的往来。从四川、河南等地来当兵的很多,其中不少还是文盲,他们央我代笔写信,连同照片一起寄给父母兄弟或妻子情人;我不抽烟,又推辞不了他们的敬烟,一天接受的烟可以装成好几包,我便把烟分送给既抽烟又买不起烟的知青们。 公社知青有好几千,自然经常光顾照像馆,致使我的生意一直兴隆不衰。当时每天的营业额都在百元上下,可我的日工资还不满一元,但是积极性却很高,上午照相,下午洗相,晚上修版,全然不知道有加班费这一说。 也许我在上海接受了点城市文明的熏陶,便在照相上显了身手。我请县文化馆美术老师绘制了一幅碧海椰林的布景,在画面的底部沙滩前,我拉来几车沙子铺在地上,又横竖躺了几块石头,涂上颜色,和画面的景致融成一体,拍出照来能达到乱真的效果。
照相馆开业,我的第一张习作 也许是大家农民都当腻了,喜欢换换角色和职业。那时除了农,只有工和兵好扮演。我就用硬纸板剪了个梭子,下端接了根毛线,从集体户小潘那里拿来了她母亲在纺织厂上班用的白围单,围单上面印着“上海第五纺织厂”的红字,又自制了一顶白帽子,这下吸引了很多女青年来拍上海纺织女工的照片。 我还向公社武装部借了一支报废的步枪,一套军装,当兵的荣誉感,又替我招来了众多的顾客。 当时来照相的几乎张张照片要求题字,频率最高的有“她在丛中笑”“革命友谊深似海”“革命战士最听党的话”等词句,写多了我总觉得乏味,因此,往往由我随意改,但有一条,不能脱离革命内容。 有个女知青借来一身朝鲜族衣裙,头顶水罐照了张相,她要求在照片上写“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在修版时琢磨出这么几句:“让山风吹红脸膛,让厚茧布满手掌;这模样,谁还能认出是上海姑娘?”她看了很赞赏,我自己也满意。 我这里既是照相馆,又是上海知青的联络站。每天一趟来往县城的客车就在门口停靠,这公社最繁华的地段在知青眼里犹如上海的南京路一般,而照相馆也被称作山沟里的“王开”(即南京路上的一家有名的照相馆)。经常挤满了候车的知青,或烤火,或说笑,我都满面春风地接待。 我不知给多少知青传递过书信,保管过物件。因此,知青对我极好:圈河杀了牛,建兴会送一大块牛肉来;二道泡套住了狍子,福生就会端一碗红烧狍子肉来;朝阳赵敏接到上海寄来了月饼,忘不了给我留下一块;大肚川徐懿润队里分了鱼,会托人送几条新鲜的……每当我吃着这些馈品时,心里别说有多高兴。 然而并非都是开心事。有一次阿迪来接上海回来的小燕,在照相馆等车回生产队。我知道他俩是一对,就躲进暗室洗相,腾出地盘来给他俩说话。 我在里屋,无意间阿迪的一句话钻进我的耳朵里:“你心肠怎么这样硬?” 紧接着传来小燕断断续续的啜泣:“送掉孩子,也是为了将来能有机会招工、上学,若是让人知道咱们有孩子了,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剩下的只是阿迪重重的叹气声不绝于耳。我停住了手里的活,独自在黑暗中默默地傻坐着,心里堵得慌。那天报废了不少照片,因为在显像药水里的照片没有及时翻动,全变黑了……
1997年7月,重返珲春照相馆(旧址),在大门口留影
1997年7月,重返敬信供销社,在当年我曾经站过的柜台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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