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道德元理 33. 体制的“合议性”是咋回事 既然制度对整个社会，有着如此决定性的权重效应，手握管控大权的统治者，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伙人，自然都会想方设法巩固它，以免能将自己的正义理念，实施下去的那个政治体制，哪一天被别个推翻，消失不见咧，嗯哼。 不用讲，当权派巩固制度的头号工具，就是那些本身就能，贯彻正义底线的，强力他律的玩意儿了。逻辑上说，统治阶层用征收的财税，把国家机器养起来的目的中，加强政治体制，俗话或曰“坐江山”的动机，往往绝对地压倒了，维护人伦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动机。理由蛮简单：按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神婆道理，要是制度很虚很疲软，甚至不在了，别说底线了，你连根毛线，都实施不了，不是？ 执行力为啥重要，原因也在这地儿：平常的时候，要让国家机器发挥执行力，把纸面上的规则章程，变成现实中的他律管控，难度不算大；怕就怕有事儿了，响当当硬梆梆的东西，却不听使唤，不服从命令，文言又叫：“队伍不好带了吔”，可就一切全玩完啦。不管怎样，前不久的孟加拉国，正是个还在冒热气的新鲜事例哦。 这个意思上讲，“缺少执行力的制度，只是个没用的花瓶”，几乎是个同义反复：倘若不能把，强力他律的赏罚机制，通过有效的贯彻实施，落脚到社会生活中，哪怕纸面上的规则章程，再严谨细密体系化，也不过是统治阶层脑瓜里，正义理念的秃羊表述，发挥不了约束被统治阶层，维系正常秩序，巩固现行体制的规范性效应，可以说全无意义，嗯哼。 然而哈，在此就不必啰嗦，这样子的废话一句了，把它留给政治学去对付，转过来看另一个，虽然也是同义反复，但对政治哲学来讲，特别重要的问题：政治体制的“合议性（legitimacy）”。中文语境里，人们经常把这个英文词，译成了“合法性”；至于浅人为啥要另辟蹊径，改译成“合议性”，有下面两条理由。 第一呢，至少有俩英文词：“lawfulness”和“legality”，也能译成“合法（条）性”，意思还更清晰：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及其成果，是否符合有关的法律条文。无论如何，一鱼三吃的烹调，尽管肥肠好吃，一词三译的语用，却严重违反了，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形式逻辑，变戏法的味儿很浓。 无需说，掌权者的行为及其成果，肯定也有是否符合法律的问题，但撇开整体的政治体制，往往兼有立法和司法的功能，所以当权派完全可能，随时改变有关条文，让自己永远“合法”不谈，即便从法治视角出发，追究统治者，包括最高负责人，应当承担的“违法”责任，好像也不在，“legitimacy”的关注之列吔，不是？ 第二呢，首先考虑到，这个英文词，还包含“有正当、公平、可以接受的理由”的意思，其次考虑到，分崩离析下的“议”字，能够理解成：有关“正义”的“言论”，眼下的语境中，将它译成“合议性”，甚至要比译成“合意性”，更能彰显一个关键点：任何政治体制，是不是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并因此拥有了，在社会中继续存在的，正当性或正义性…… 不用讲，这意思上的“议”，主要指社会普通成员，亦即被统治阶层的“议论”。正因此，时下许多国度的“legislature（议会，立法机构）”，文言又叫“民意机关”，主要就是由“民意代表”，俗话或曰“议员”组成，立法外的首要职责，则是收集民众的议论或意见，代表民众质询和监督，行政和司法机关的运作，从而或实质或形式地，扮演三足鼎立中的“一权”，成为民主政治中，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呢，一旦成了整个政体的组成部分，立法机关的行为及其成果，同样要面对民众的品头论足，评判它们是否可以接受，由此从一个新视角，更有力地证明了：将“legitimacy”译成“合法性”，非但不足以敞开，反倒还会掩盖，它的独特定位：即便立法机关立的“法”，原本其实也有个，是否“合议”的问题呢，嗯哼。 特看重这问题的哈贝马斯，虽然一如既往，免不了糊里糊涂，可至少有过一个洞见：要是把法律系统想象成，某种回溯性地返回自身，并赋予自身合议性的循环过程，“合议性产生于合法性”，听起来就像是个悖论咧。 浅人有个瞎蒙：或许正是由于，“合议性”与“合法性”之间，存在酱紫深度的微妙差异，“legitimacy”才有了，在“lawfulness”和“legality”之外，独立存在的必要；否则的话，讲外文的那些家伙们，何必画蛇添足，多一道子地又弄出了，这么个玩意儿来呀，不是？ 打个预防针哎：各位心胸别太狭隘了，把这样子理解的合议性，单单看成民主体制下，才会出现的问题。实然看，权益自由的深度悖论下，既然任何政治体制都会面临，统治阶层强力他律的管控，是否得到了被统治阶层认可的麻烦，所以再那啥的体制，也会把合议性挂在心上，时刻加以关注，以免它陷入了，远比是否符合法律条文的合法性意思上，严重得多的危机，嗯哼。 空口无凭，文本作证：先秦文献业已记载了，商周统治者们，振臂高呼的“民本”口号，很美很动听：“重我民，无尽刘”“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理由蛮简单：既然“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要是不看重这个本，不考虑民众的意欲，乃至把他们杀光了，“予一人”还能统治谁呀？光棍。 换个方式曰哦：尽管木有摩登的“legislature”，先秦的当权派，早就明白了一条道理：“民心”决定着王位的“legitimacy”，得了多少民心，自己统治的合议性就有多大。所以哈，倘若不重视民心向背，最后把老百姓赶跑了，或者更糟糕，都逼上了梁山，“孤家寡人”又该如何首先王天下，再让江山代代传呢，不是？ 据说极力“反专制”的咱儒家，这方面与掌权者们，简直是心心相印。比方讲，孔二就明确宣布：“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言下之意等于说：既然皇上陛下的统治管控，完全合乎仁义之道，你们这些屁民，还有什么可“议”论滴，闭嘴就是咧，英文或曰：“shut up”，文言又叫“和而不同”。 孟三紧跟着凑热闹：“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说白了，这也是他主张“民为贵”，把“人民”视为“诸侯之宝”的头号猫腻所在：要是压根木有民众，听你的指挥，接受你的管控，就剩你一个光杆司令，别说坐稳江山了，连个秤盘也压不住，俗话或曰“君为轻”，嗯哼。 由于这个原因，几乎每种政治体制，哪怕既不民主，也不法治，多少都会保护点，普通民众的某些权益，不让它们受到，其他民众或外族的“不法”侵害，既靠这个维系，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也靠这个“得民心”，增强自身的合议性。 至于挥舞着大棒子，命令“庶人不议”的同时，孔丘又号召圣王们：“博施于民而济于众”，俗话或曰：“全心全意为民众谋幸福”的意图，则是进一步告诫统治者：别光顾着享受，“低人权优势”了，还得给老百姓一些，胡萝卜味儿的民生福利，免得他们饿着肚子，大搞“亲专制”的“犯上作乱”，不是？ 无需说，圣人肯定忘不了，自己肩上的重担，所以继“庶矣哉”和“富之”后，又特别加了个：“教之。”怎么个教法呢？当代儒生一语道破了天机，戳破了那层窗户纸：“宜以内在的道德加以诱导，以成文不成文的规范、制度、行为方式，即‘礼’来训练、调教民众，使民众有羞耻感，心悦诚服地归服。” 你想啊，一旦这样子，发挥出家国礼制的决定性作用，把民众诱导、训练、调教得，满腔子全是羞耻感，心悦诚服地归服，不仅一见到当官的，说个话、走个路，都如同气不足、鞠躬、木有呼吸那样子，而且内心深处，也与咱大周的核心理念，保持了高度一致，咱姬旦光大了的“三代宪政”，还会面临合议性的危机么？不存在滴。万岁万岁万万岁！欧耶。 无独有偶。通过民主票选上去的，德国纳粹政权，特别强调“婆婆敢打”，文言又叫“宣传”的重要性，乃至弄出个，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真理的洗脑模式，目的也是为了诱导、训练、调教，文言又叫“忽悠”，雅利安种族的国民们，满腔子爱国的激情，心悦诚服地归服，时刻唯元首是瞻，步调一致向前进，嗯哼。 于是乎，本系列也兜起了圈子，又回到舆论板块那里啦：在强力他律的政治板块，手握大权的统治阶层，为啥会频繁地，甚至是必然地，干预强势他律的舆论板块，采取各种手段，带节奏，给导向呢？ 与其说是吃饱了撑滴，越界瞎搞，不如说目的灰常明确：诉诸软实力的舆论，增强硬实力政治的合议性，让更多的民众，与自己的价值理念保持一致，无条件顺从自己的强力管控，最好能培养成，割了再长的韭菜，永远不会闹事造反——虽然合议性危机到了最后关头，统治者还是得靠，强力他律的措施，维系现行体制，如同垮了台的孟加拉国前政府，和还没垮台的委内瑞拉现政府那样子，不是？ 于是乎，文化与制度之间，来回倒腾的双向决定性，终于在此显现了：一方面，现行体制往往会通过，决定性地诱导、训练、调教，民众的价值理念，增强自己的合议性；另一方面，民众的价值理念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合议性，又会反过来，决定性地影响到现行体制：允许它照旧存在下去呢，还是用某种新玩意儿，取而代之？所以哈，无论是说：有怎样的民众，就有怎样的政府，还是说：有怎样的政府，就有怎样的民众，这里讲的双向决定论意思上，一定范围内统统成立。 这样子瞅，二元架构下的制度决定论，就忽视了一个要害：无论统治者，想巩固现行制度，还是被统治者，想改变现行制度，都离不开价值理念的权重效应，甚至要取决于，多数民众的狭义文化，是会决定性地增强，还是减弱，现行制度的合议性？也因此，后面还将讨论，道德尤其政治方面的“理念体系（ideology）”，江湖人称“意识形态”的，某些重要问题，嗯哼。 这里只想再次显摆一下，《人性逻辑》把正当以及正义的核心语义，界定成“可以接受”的伟大英明：所谓“合议性”，归根结底是指，政治体制的强力管控，对于它统治的民众来说，道德特别是政治上，是不是“可以接受”，亦即是不是“具有正当的资格”，所以倘若答案是否定的，它就会遇到，严重的危机咧，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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