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使人類社會制度形成和改變的直接原因是人的利己性，其他因素都是通過人的利己性來影響人類社會制度的形成或改變的。

所有發達的工業國家，在步入資本主義社會之前，其社會制度都不適合近代工業發展需要，企業常常被徵收高額賦稅，被勒索，被剝奪經營權，甚至被搶奪。這就會引起企業縮減規模或倒閉，使工人失業。人類自身的利己性使企業所有者和工人都希望企業經營順利，於是，資產階級就經常性地聯合工人階級與舊制度展開鬥爭，當企業達到一定數量時，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力量就超過了舊制度維護者的力量，於是就聯合起來推翻了舊制度，建立了相對適合企業發展的資本主義制度。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之初，或許由於勞動者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上缺乏話語權，或許由於資本和權力勾結現象嚴重，無論因為什麼，當時的社會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上，都過分忽略了勞動者的利益。結果是，隨着企業之間競爭的加劇，使勞動者的實際收入越來越低，勞動時間越來越長，且勞動條件惡劣，還經常出現經濟危機，使勞動者失業率大幅度增高。面對殘酷的現實，勞動者就在自身利己性的作用下聯合起來，建立了工會組織，通過罷工和談判等手段與資產階級抗衡。這就說明，社會制度需要一個代表勞動者的組織，來與代表企業所有者的組織談判，以就勞動者的勞動時間長短、工資待遇和勞動條件問題達成妥協。然而，資產階級和他們的政治理論家們或許是被眼前的利益蒙蔽了心智，竟然沒有對社會制度的漏洞採取相應的補救措施。馬克思和恩格斯針對這種情況創立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說認為，剝削和經濟危機源於私有制，無產階級可以組建自己的政黨——共產黨，由這個政黨領導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和其他一切剝削階級，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讓人民當家做主，也就是實行人民民主，這樣就能消除剝削和壓迫，實現按勞分配，使生產力得到解放，從而使經濟快速發展，使物質財富極大豐富，最終實現按需分配。可見，馬克思主義首先要達到的政治目標，就是政治上實行人民民主，經濟上實行按勞分配。至於組建無產階級自己的政黨——共產黨，和建立公有制，則只不過是實現“政治上的人民民主和經濟上的按勞分配”這一對目標的手段而已。讓人民當家做主，消除剝削和壓迫，實行按勞分配，這些話對人民是極具誘惑力的，由於對人的利己性理解不深，人們相信了馬克思主義。於是，在自身利己性的驅使下，人們紛紛開始支持共產黨，以至於許多國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私有制，建立了公有制，成為了社會主義國家。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制度，只不過是人類在自身利己性的驅使下，對資本主義漏洞做出的初步反應結果，不是一種成熟的社會制度。所以，人類必須先了解人的利己性，在此基礎上，結合人類其他研究成果，找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不足之處，加以避免；找出兩者的長處，加以吸收利用，形成基本適合人類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社會制度理論，並把它付諸人類的社會實踐，使之不斷完善。而不是在理論上，要麼全盤肯定，要麼全盤否定；在社會實踐中，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人的利己性，是由人的利己感覺、利己知覺、利己思想、利己動機和利己行為構成的。人的利己性是由人的利己行為表現出來的；利己行為是由利己動機決定的；利己動機之所以具有利己性，是因為其形成過程有利己思想參與；利己思想之所以具有利己性，是因為其形成過程有利己知覺參與；利己知覺之所以具有利己性，是因為其形成過程有利己感覺參與；人的利己感覺之所以具有利己性，是因為人類形成利己感覺的物質系統具有利己性；人類形成利己感覺的物質系統所具有的利己性，是由遺傳物質決定的，是用來保護人類個體的。根據是否對其他人造成損害，人的利己性可分為非損人利己性和損人利己性。人的非損人利己性是指不以損害他人利益為前提的利己性，是由非損人利己思想、非損人利己動機和非損人利己行為構成的。人的損人利己性是指以損害他人利益為前提的利己性，是由損人利己思想、損人利己動機和損人利己行為構成的。人的非損人利己思想要求自己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不受侵害，要求自己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有包括獲取物質財富在內的任何行為自由。可見，人的非損人利己性所要求的，就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倡導的人權和自由。一般情況下，人的非損人利己性不但對個體自身有利，而且對一些相關的人，乃至對整個社會也有利。如果人的非損人利己性所要求的任何事情受到損害，我們就可以認為這個人的非損人利己權力受到了損害。人的損人利己性思想認為，為了滿足自身需求，自己可以攫取他人的財富，剝奪他人的勞動成果和行為自由，甚至可以損害他人的人身安全。故而，人的損人利己性只對個體自身有利，或者只對包括個體自身在內的極少數人有利，而對被其直接損害的人，乃至對整個社會則是有害的。比如，一個人出資從事生產活動的思想、動機和行為，就屬於人的非損人利己性。這種非損人利己性首先是對自身、家人和其僱傭的工人有利，因為它不但能夠解決企業所有者自身及其家人的生計問題，也能夠解決其僱傭的工人的生計問題，還可能為自己積累較多的財富；其生產過程開始以前，需要購買原材料和機器設備等商品，這就對以生產原材料和機器設備等商品為生的人有利；自己、家人和其僱傭的工人有錢購買生活用品等商品，這就對以生產生活用品等商品為生的人有利；如果有錢購買奢侈品，還對以生產奢侈品為生的人有利；其生產產品的過程，也是生產知識的過程，這些知識無論是有償還是無償傳播出去，都對其他人乃至全社會有利；即使企業所有者沒有把其在生產過程中得到的知識傳播出去，其他人也可能從這個企業所有者生產出來的產品得到啟發，從而對他人乃至全社會有利；此外其生產活動還為國家帶來稅收收入。假如社會制度對人的損人利己行為抑製程度不夠，對人的非損人利己權力保護力度不夠，就會導致對企業的保護力度不夠，公職人員就可能在其損人利己思想的驅使下，借職務之便勒索企業，這就是一種只對公職人員自身，或者是只對包括對公職人員自身在內的極少數人有利，對被其直接損害的人，乃至對整個社會都有害的損人利己行為。因為它可以使企業所有者縮小生產規模，解僱工人，甚至使企業所有者破產，這就使企業所有者的生產給整個社會帶來的好處減少或消失。所以，好的社會制度應該儘量限制人的損人利己性發揮作用，以免人的損人利己性對社會產生不利影響，使人的非損人利己性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對整個社會的有利作用。好人和壞人的區別是，好人的損人利己性從不針對沒有損害過他們、他們的家人及他們的親朋好友的人，可見好人就是不自私的人或損人利己性弱的人。壞人則只要是對自己有利，從不顧及是否損害他人利益，可見，壞人就是自私的人或損人利己性強的人。在一個社會中，好人和壞人數量的多寡，受社會制度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影響，一個好的社會制度可以通過改變社會環境，影響人的思想，使壞人變成好人；而一個壞的社會制度，也可以通過改變社會環境，影響人的思想，使好人變成壞人。

《共產黨宣言》宣稱，共產黨沒有任何同人民大眾利益不同的利益。但是，如果你明白有關人類利己性的原理，就會知道，共產黨人同樣是人，同樣具有利己性，同樣有好人和壞人之分。客觀地說，在沒有取得國家政權以前，共產黨內好人還是遠多於壞人的，因為自私的人一般不會加入沒掌握國家政權的黨。也正因為如此，共產黨才可能取得國家政權。眾所周知，共產黨組建以後，一直是靠發展制來擴大或維持黨員隊伍的。在取得國家政權以前，靠發展制來擴大或維持隊伍的共產黨，或許可以勉強代表人民意願。但取得政權以後，情況就不同了，自私的人蜂擁而至，想盡一切辦法，利用黨內領導人的利己性加入共產黨，並進一步獲得權力，以分享權力帶來的好處。這樣，共產黨就再也無法代表人民大眾意願了。其實，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非得想讓其代表人民大眾意願也不是沒有辦法，其辦法就是靠選舉制來確立黨員，靠打票制來維護黨員隊伍的純潔。但如果那樣，共產黨就不再是個黨派，而是名符其實的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集體。即使我們硬要把它看成一個黨派，也應該改名，以改掉“共產”兩個字，因為靠所謂公有制來發展經濟是行不通的（關於這一點，我稍後會講），若黨內任何人死抓着“共產”這個宗旨不放，那他遲早要落選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大概沒有深入研究過人的利己性，因為他們沒有提出共產黨一旦取得政權，其擴大或維持隊伍的方式，就應該立即由發展制改為選舉制和打票制。即便是提了，黨的領導者們也一定不會同意，因為他們也是人，也有利己性，他們決不允許自己付出了較多汗水、鮮血，甚至他們親人生命代價得來的江山拱手讓出的。除非還有讓他們滿意的補償措施，來補償他們前期的付出，然而，沒有。

於是，共產黨在取得政權以後，仍然以發展制來確立黨員隊伍。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推翻原有社會以後，主要基於兩點獲得了立法、行政和司法官員的任免權力。一是《共產黨宣言》中說，共產黨沒有任何與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利益不同的利益；二是推翻原有社會制度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完成的。至於所謂選舉，多半是流於形式而已。共產黨通過沒收某些私人企業，以及“公私合營”等手段，把私有制企業，變成了所謂公有制企業，於是拿到了非農企業的管理權。共產黨沒收了地主的土地，建立了農村集體所有制，於是拿到了農業生產管理權，和與土地相關的其他權利。這樣，共產黨就幾乎掌握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所有權力。簡單地說，在社會主義國家，權力結構呈金字塔形，共產黨的最主要領導或最主要領導集體，掌握者黨政軍大權，處於金字塔尖，以逐漸分叉的方式向下輻射，黨的組織也隨之向下輻射。也就是說，權力來自上面，下面的掌權者，只對上面付予他（她）權力的人負責，不對民眾負責。這種權力結構，一直延伸到企業內部，或者說，企業內部的權力，是社會權利的延伸。

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排除了宗教對共產黨執政的絕大部分影響，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說，排除了其他黨派與共產黨競爭執政地位的可能性，也排除了民主監督的可能性。所以，社會主義就是無宗教影響，無黨派競爭，無民主監督的黨派治理國家模型，我們將其成為純一黨治國模型。純一黨治國模型的展開，對研究黨派利益與民眾利益之間的衝突非常重要。

一般情況下，智商特別高，能夠理解尖端知識的人，羅輯思維能力都特別強，他們很容易被各種客觀規律所吸引，甚至不能自拔，他們不會把有限的時間浪費到溜須拍馬上，也不屑於為了權力溜須拍馬；智商不太高，但損人利己性很弱的人或不自私的人，也不會為了權力溜須拍馬；智商不太高，但損人利己性很強的人或自私的人，物慾都很強，他們得到權力的欲望最強。為了得到權力，只要認為收穫大於付出，他們就會不惜用盡各種手段，忍常人所不能忍。也可以說，為了權力，他們會表現出高情商。於是，隨着時間推移，掌權者中自私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常常為了相同的目的結為統一的整體，使他們的鬥爭能力倍增。由於社會制度沒有對官員的獎勵機制，使得好官員一盤散沙，以至於自私的官員竟然成了主流。當然了，自私的官員之間，也存在着利益衝突，尤其是到了後期，他們之間的衝突會白熱化的，不過，他們前期是以聯合為主的，很少出現利益衝突。一般情況下，自私程度強的官員提拔的官員，比自私程度弱的官員提拔的官員更加沒有道德底線，所以，隨着時間的推移，官員的道德水平逐漸下降。大量符合條件的自私的人擠進官僚體制內，與體制外自私的人遙相呼應，即使出現再多損害民眾利益的事，也就都不足為怪了。

自私的人之所以用盡阿諛奉承、行賄，甚至色誘等手段獲取權力，並不斷向權力頂峰攀登，是為了享受收權力帶來的好處。所以，在體制內，上級官員希望下級官員獻媚他們並向他們納貢。於是，下級官員在上級官員面前，滿臉諂媚成了常態，下級官員還不得不競爭性地向上級官員進貢。這些經濟負擔，最終都要壓在勞動者身上，使勞動者的負擔越來越重，越來越無法承受。不僅如此，自私的官員為了自身的安全，還聯合起來，打擊、排擠，甚至陷害不同流合污的官員，使原本不自私的官員也只能隨波逐流，以求自保。最終，幾近整個官場都被自私的官員統治。自私的人掌權之後，還會打壓有能力的人，以免影響他們的升遷之路。這使得大量的人才被埋沒，有的被迫到國外發展。

由此可見，這種社會制度，不但是一種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還是自私淘汰非自私，高情商淘汰高智商的社會制度。從長期來看，如果這種社會制度延續下去，不但會使廣大民眾越來越窮，還會使人的素質越來越低下。所以，這種社會制度是難以持久的，否則，整個國家都面臨着被淘汰的風險。

再說社會主義公有制，按照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在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下，企業的負責人由共產黨的官員來任命，而共產黨的官員卻不是企業所有者，企業負責人當然也不是企業所有者。有人會說，在社會主義國家，每個人都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所有者。那麼，社會主義國家的每個人都有股權證書嗎？能按股權份額行使投票權，來決定企業領導者嗎？能按股權份額分到股息嗎？能自行處置自己那份股權嗎？實際上，都不能，那就不是全民所有制。假如都能，那也不是全民所有制，而是私有制了，因為一定會有一些人陸續賣掉股權，也一定會有另一些人逐漸買入股權使股權不均等的。所以，實際上，不存在全民所有制，甚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都不能說存在公有制，只存在國有制。這就是後來某些社會主義國家不再提全民所有制的原因之一。同樣，集體所有制也只不過是國有制的一種形式而已。可見，國有企業不過是所有權不屬於任何人的企業，因而，沒有任何人既有權力，又有動力使其保值增值。所以，這種企業的生產經營必然存在着極大的浪費，人才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甚至被打壓，人們只想着如何從企業得到好處。結果是，誰向企業負責人低頭，誰得到的利益就多。這一點，正是人才所不具備的。因此，在所謂的公有制下，根本無法實現按勞分配，而是按須分配，溜須拍馬的須。這樣的企業必然走向崩潰。所以社會主義國家要麼搞改革開放，引入私有制，要麼因國家瀕臨破產而轉變為資本主義國家，只有少數沒有做出改變的小的社會主義國家靠救濟生存。可見，靠所謂的公有制來發展經濟是行不通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就是“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所謂對內改革，就是在農業方面把土地承包給農民；在工業、商業和服務業方面允許私有制企業存在，允許把國有企業賣掉，或改造成國家和個人（或私有制企業）共同持股的股份制企業。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就是引入私有制。所謂對外開放，主要是指向資本主義國家敞開國門，把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和技術引入國內，把國內的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生產的商品銷往國外。

引入私有制後，在私有制企業競爭下，國有企業的劣勢更加暴露無異，這使它們加速向破產邊緣滑落。因此，社會主義國家不得不把絕大多數國有企業直接賣掉，或改造成國家和個人共同持股的股份制企業。這種企業通常被稱為混合所有制企業，我們將其簡稱為混合企業。混合企業包括非國家控股的混合企業和國家控股的混合企業。非國家控股的混合企業和完全私有的股份制企業沒有太大差別；國家控股的混合企業，好於純國有企業，但仍然與純國有企業有類似的弊病。為了維護社會主義的面子，領導者們不得不把一些所謂的關繫到國計民生的行業中的國有企業，和國家控股的混合企業，變為壟斷企業和半壟斷企業。這一舉動，使社會主義國家得到了壟斷利潤，也可以把它看成國家向民眾徵收的間接稅。一個本來是該倒閉的企業，通過壟斷經營的辦法使他活了下來，甚至還盈利，那麼，使它活下來甚至還盈利的錢，必然是從其他行業的勞動者和企業所有者手中擠壓出來的。這些壟斷和半壟斷行業的存在，也使社會主義國家非壟斷行業的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的強勢程度減弱，要想彌補這個相對減弱，必須經一步擠壓這些行業勞動者的收入。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壟斷和半壟斷行業的存在，使所在國非壟斷行業的勞動力收入占比進一步下降，結果消費更不足以支撐生產，所以更加需要依賴出口。社會主義的行業壟斷和半壟斷，不但不會使這些行業本身效率提高，相反，由於沒有了競爭壓力，使這些行業的效率會進一步下降，結果是這些行業只能像腫瘤一樣，進一步吸收非壟斷行業的養分。一旦進口國大幅度增加關稅，或限制進口，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就會承壓，甚至出現倒閉潮。光是社會主義壟斷和半壟斷行業的存在，就使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根本無法實現。況且，裁判員下場當運動員於理不容，所以，國有企業和國家控股的股份制企業根本就不應該存在。

不僅如此，由於官員的損人利己性行為沒有民主監督的制約，直接主管民眾事物的官員，就利用職務之便把手伸向了民眾的腰包，直接主管企業事物的官員，就利用職務之便把手伸向了企業的腰包。這種勒索，隨着官員競爭官位激烈程度的逐漸加劇，而越演越烈，使企業的處境日益艱難，甚至破產倒閉。更有甚者，竟然直接出手搶奪私有制企業。可見，沒有民主選舉和民主監督，沒有一整套保護私有企業的社會機制，私有企業是很難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長期健康生存下去的。

同樣，社會主義的農村集體所有制，也使農業生產效率低下，使農民普遍貧窮。通過農村集體所有制改革，把土地承包給農民以後，農業生產效率就有了大幅度提高，使多數農民家庭都有了餘糧余錢。這一點，在當時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雜誌上，隨處可見的農民有了餘糧余錢後充滿喜悅笑容的照片，就可以證明。然而，好景不長，農民又很快貧窮了。那麼，後來農民又是怎麼變窮的呢？關於土地私有化這個涉及到農業深層次改革的問題，我們不做討論。表面原因就是農業生產成本連年以較高幅度上漲，而糧食價格卻以較低幅度上漲，甚至下跌。實際上，國家只要杜絕經營農業生產資料的企業與政府相關部門勾結，來壟斷農業生產資料的經營權，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就不會漲幅過高。至於糧食價格漲幅過低，甚至下跌，原因就更明顯了。每個國家可耕種的土地是有限的，人口數量基本上每年都有所增長，在這個前提下，國家只要不允許在不標識的前提下，銷售轉基因糧食，只要不進口或少進口糧食，糧價就會隨着其他商品價格的上漲而上漲，甚至漲幅更高，這樣，農民的收入就會隨着物價上漲而增加，甚至增加的更多。更好地辦法，是增加農業進口關稅至某一合適水平，這樣既能增加政府收入，也能使農民收入不降低，甚至反而增加。而且，這樣做在國際上也能說得過去，因為農業出口大國都對農業進行了高額補貼。再不行，國家還可以通過收儲糧食，防止糧食價格過低。我要說的是，幾乎所有國家的糧食價格，都在政府的掌控之下，社會主義國家國家更是如此。搞改革開放的的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讓糧食價格保持較低的漲幅，甚至下跌，其目的是降低農民收入，讓農民不得不去城裡工作，使工人的數量增加，工人的工資下降，以壓低企業的用工成本，使工業產品在國際上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從而為政府賺取更多外匯。也就是說，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同時成了犧牲品。這與馬克思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相違背。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農民和工人手裡沒有選舉權和監督權，無法保護自己的利益。或者說，出現這種情況，就是因為沒有實現“人民民主”。

在城市化的過程中，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總是利用其手中的土地壟斷權，將土地使用權以儘可能高的價格出售給房地產開發商，並且使土地使用權的出讓價格逐年遞增，因此，住房的價格也逐年遞增。這樣，就引起了包括官員在內的富人紛紛囤積房產，也引起了房地產開發商無節制地建房。其最終結果是，一方面，房地產嚴重過剩；另一方面，普通家庭為了購買一套住房，往往要掏空家庭成員的全部積蓄，甚至還要背負很長時間的貸款。當住房持有者發現住房嚴重過剩，發現即使首付和利率一降再降，普通家庭也買不起房或不願意再買房時，就紛紛開始拋售手中持有的房產。隨着住房價格的下跌，槓桿率高的房地產企業就因資不抵債而率先倒閉，於是就拉開了房地產企業倒閉的序幕。當然也有房地產企業發現苗頭不對，提前撤出房地產行業，甚至有直接撤到國外的。炒高土地使用權價格，一方面使企業的用地和用工成本增加，另一方面使民眾的消費能力不斷萎縮。所以，炒房地產對非房地產企業的殺傷力是巨大的。炒房地產不但使許多房地產企業倒閉或撤走，也會使許多非房地產行業的企業倒閉或撤走。企業倒閉或撤走，會使失業率上升，失業率上升又會使消費能力進一步萎縮，消費能力進一步萎縮，會使企業加速倒閉或撤走，形成惡性循環，於是就形成了企業倒閉潮和撤走潮。所以，炒房地產，一方面奪走了許多民眾一生的積蓄，另一方面又奪走了許多民眾的工作機會。隨着消費水平的快速下降，房地產價格快速下跌。當房產價格下降到一定程度後，房產斷供潮就會出現，再加上企業倒閉的影響，銀行系統就會遭受重大打擊，系統性經濟危機也就在所難免了。

社會主義國家土地國有的社會實踐說明，土地資源被國家壟斷，不但影響土地資源的市場定價，也影響勞動力資源和其他資源的市場定價。也說明，如果民眾沒有選舉權和監督權，就只能被剝削，即使被《共產黨宣言》宣稱為沒有任何與人民大眾利益不同利益的共產黨掌權也不例外。

由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忽略了人的利己性，導致按照馬克思主義所創立的政權走向了集權制或極權制；導致按照馬克思主義所創立的公有制企業沒有生命力，不得不轉而走向私有制加社會主義壟斷制。在這種體制下，官員對私有制企業競爭性地盤剝，壟斷和半壟斷的國有企業和國家控股的股份制企業，對私有制企業的擠壓，使能讓國家興旺發達的社會造血細胞——私有制企業難以生存。結果是，社會主義國家既沒能實現人民民主，也沒能實現按勞分配。倒是使自私的人淘汰了不自私的人，使不太聰明的人，淘汰了非常聰明的人。當然，實現共產主義這個終極目標就更無從談起了，因為按需分配和人的利己性格格不入。但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一無是處，他是針對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勞動者沒有足夠的話語權，以及勞動者被剝削等弊病而生的，當初社會主義國家如雨後春筍班的建立，使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重視勞動者的訴求，不得不縮短勞動者的勞動時間，提高勞動者的收入，不得不改善勞動者的勞動條件，不得不消除嚴重的壟斷，降低經濟危機發生的頻率和嚴重程度。所以，如果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算是一場災難，那麼，對資本主義國家，由其是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來說，卻肯定是福音。更主要的是，馬克思主義提出的人民民主和按勞分配，正是人類社會制度的發展方向。關於這個問題，我稍後會解釋。

社會主義實踐證實，現代國家要想有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軍事實力，甚至要想維持下去，都必須得搞好經濟；要想搞經濟就必須靠私有制企業；要想讓私有制企業發展，土地必須私有化；要想讓私有製發展，必須保護每個人的非損人利己權力，必須遏制所有人的損人利己性發揮作用；要想保護每個人的非損人利己性權力，遏制所有人的損人利己性行為，必須使每個人都有相同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和監督權。

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只有承認其有不同於人民大眾利益的自身利益，並制度性地把自身利益與人民大眾利益進行明確分割，只有真正放棄對立法、行政和司法官員的任免權，保留對社會制度的建議權，保留對社會運行情況的監督權，才可能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提出的“人民民主”，這一能使國家興旺發達的政治目標；只有徹底放棄“以公有製發展經濟”這一不切實際的幻想，才可能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按勞分配”，這一能使國家興旺發達的分配目標。只有這樣，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才能以引導國家實行“人民民主”之功，補集權之過，與人民達成妥協。只有承認制度的缺陷，才能正確地做到該懲罰的懲罰，能寬恕的寬恕，然後，丟掉沉重的歷史包袱，面向未來。

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約，並且實行了選舉制，因此，比社會主義國家更適合私有企業發展。然而，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多黨制，使其在消除了一黨執政弊病的同時，卻無法消除多黨執政的弊病。首先，任何人都有利己性，所以，任何一個黨派都會有黨派的團體利益，黨派的團體利益不可能和民眾利益完全一致，黨派只能兼顧民眾利益以求當選。第二，一個有當選潛力的黨派，一定會有大量的自私的人加入，並想方設法與黨內主要領導拉關係，久而久之，黨內主要領導周圍就會以自私的人為主，假如說，黨派的創立者都不是自私的人，那麼，黨內主要領導最終被自私的人取代也是大概率事件。因此，一般情況下，黨派存在的時間越長，在其當選後的執政期，就越容易出現嚴重的腐敗。可見，允許以黨派的形式參選，常常等於從兩群或兩群以上自私的人中選擇一群，來執掌國家政權。第三，黨派領導者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消耗在黨爭上，使他們花在治理國家上的時間必然很短，所以，黨派領導者一定是擅長黨爭的人，但不一定是擅長治理國家的人。第四，允許黨派參選，就等於在實際上剝奪了不善於黨爭者的被選舉權，而醉心於研究治理國家的人，幾乎都不善於黨爭，而且，不自私的人也幾乎都不善於黨爭。所以，剝奪了不善於黨爭者的選舉權，幾乎等於消除了善於治理國家的人和不自私的人執掌國家政權的可能性。第五，更主要的是，黨派贏得選舉後，都會把重要位置換上該黨的人，這就便於財團操控。

總之，允許黨派參選，使當選者無法代表全體民眾的利益；允許黨派參選，常常等於專門選擇自私而且不善於治理國家的人來執掌國家政權；允許黨派參選，會剝奪多數人的被選舉權；允許黨派參選，幾乎等於消除了善於治理國家的人和不自私的人執掌國家政權的可能性；允許黨派參選，有利於某些大財團，有利於獲勝黨的主要人員；允許黨派參選會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為經濟危機埋下隱患，甚至會損害國家利益。

美國可以說是最成功的資本主義國家了，但是，他卻有着相當荒唐，相當不公平的中央銀行體制。眾所周知，美國中央銀行實際上是以全體美國人民的信譽設立的，所以流通中的基礎貨幣也應該歸美國全體人民使用，由美國財政部代持，由美國中央銀行操盤。當需要貨幣寬鬆時，可以把錢借給各商業銀行，由商業銀行貸出，或者把錢分給全體美國人民，由人民花掉，或者把錢用於增加聯邦政府支出就可以了；當需要貨幣緊縮時，收回商業銀行所欠的到期債務後，減少重新借給商業銀行的貨幣數量，或不再重新借給商業銀行貨幣，或者把新稅收鎖在中央銀行不花就可以了。這樣，發行貨幣的全部利息收入，扣除全部成本後，就都屬於全體美國人民所有了。只要向全社會公開美國財政部和美國中央銀行的的賬目，這一點是完全能做到的。而實際上，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以美國人民的信譽發行的貨幣，卻成了美國聯邦政府的債務，美國人民每年要為此付出巨額的利息，而這些利息卻成了美聯儲私人股東的收入。我們知道，美聯儲是依據美國國會表決通過，美國總統批準的1913年《聯邦儲備法案》設立的，而且，美國聯邦法院有權推翻該法案。美聯儲的設立，說明當時美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權，均在大財團的操控之下，失去了應有的作用，也證實，允許黨派參選確實存在着弊端。美聯儲的股東們，已經嚴重侵害了美國人民的非損人利己權力，美國中央銀行——美聯儲的結構，是美國聯邦政府巨額債務的最主要成因。照此下去，終將會引起美國聯邦政府債務違約和美元崩潰。如果美聯儲的股東們，不在美國聯邦政府債務違約及美元崩潰之前，把美國央行的運營權力交換給美國人民，或將招致清算，以至於以前所得都不保，甚至，某些人還會因此丟掉性命。

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共同弊病是，沒有處理好公職人員的利益和工作效率問題。公職人員也是人，也有非損人利己性和損人利己性。所以，不但應該抑制他們的損人利己行為，更應該利用他們的非損人利己性更好地為全社會服務。公職人員工作得好壞，關繫到能否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關繫到能否為民眾創造良好的生存環境。他們在間接為社會創造效益，所以，應該建立民主評價機制，來評價他們的勞動價值，使他們像企業工作人員一樣實行按勞分配，使對社會貢獻最大的公職人員收入，比肩掙錢最多的企業CEO或尖端科技人才，使對社會貢獻最小的公職人員收入，與掙錢最少的企業勞動者相當。計算機和互聯網的出現，使人類很容易就能做到這一點。而在所有國家的社會實踐中，都存在着企業所有者行賄甚至色誘公職人員的情況，卻很少有對幹得好的公職人員獎勵的情況，這等於某些企業主獎勵了公職人員的損人利己性，而社會制度卻使公職人員的非損人利己性無法發揮作用。這是很荒唐的，而且是對社會危害極大的。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實踐均證實，人的損人利己性表現出來的結果是只對自己有利，或者是只對包括自己在內的極少數人有利，對被其直接損害的人，乃至對整個社會來說，都是有害的行為，所以必須受到抑制，誰來抑制每個人的損人利己行為？當然是受害者或潛在受害者來抑制最可靠，這就需要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抑制他人損人利己行為的權力。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實踐均證實，每個人的非損人利己性表現出來的結果，都是對自己、家人和一些相關的人，甚至是對全社會都有利的行為，所以，人的非損人利己性權力必須得到保護。保護人的非損人利己權力就是資本主義國家所提倡的保護人權和自由。誰來保護每個人的非損人利己權力？答案是只有自己最可靠。所以，每個人都必須有相同的保護自己非損人利己權力的權力。每個人所具有的相同的抑制他人損人利己行為的權力，和保護自己非損人利己權力的權力，就是每個人的公民權利，具體包括選舉權、被選舉權和監督權等權力。大家各自利用手中的公民權力，來直接或間接決定社會規則或社會規則執行者的過程，以及直接或間接監督社會規則執行情況的過程就是民主。如果所制定的規則能夠完全抑制任何人的損人利己行為，完全保護所有人的非損人利己權力，就能使人的損人利己性對整個社會的危害完全消除，也就消除了剝削，實現了按勞分配。這會使人的非損人利己性發揮最大的作用，使經濟和科技快速發展，使人類有充足的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人類的勞動能力首先是智利，其次是體力。所以，實現按勞分配以後，自私的人再也不能占據主導地位，而是智商高且體力好的人占據主導地位。因而，如果實現了按勞分配，人類不但會越來越富裕，從長期效果來看，還會使人類道德水平越來越高，越來越聰明。如果一個國家實行了按勞分配，其他國家的人民見到按勞分配的好處，就會紛紛起來爭取，整個世界都實現按勞分配就為期不遠了。如果整個世界都實現了按勞分配，人與人之間就幾乎沒有了利益衝突，也就沒有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分別，也就沒有統治者為了利益發動戰爭的可能性，世界各國的貿易往來會不斷加深，甚至世界會因此變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可見，馬克思主義雖然因忽略了人的利己性而遭到了失敗，但它提出的人民民主和按勞分配，卻是人類社會未來一段時間不得不努力爭取實現的目標。有人會問，如果把按勞分配作為目標，那還會有社會保障嗎？當然會有，因為社會保障是創造良好生產環境和良好生存環境必須付出的代價。還有人會問，如果把按勞分配作為目標，投資者還會有收益嗎？當然會有，因為資本本身就是勞動力創造的價值，只不過沒用於消費，而是用於生產，自由市場自然會對這种放棄消費的行為給予補償的。至於補償多少，是由資本的稀缺程度來確定的，具體到每個投資者，就要看其投資能力了。那麼，實行怎樣的民主制度，才能近乎完全抑制人的損人利己行為，使人的非損人利己性充分發揮作用，從而實現按勞分配呢？這就是我寫這篇文章主要探討的問題。

如果，兩個人之間，從未出現一個人侵害另一個人非損人利己權力這種情況，我們就可以認為，這兩個人之間，處於互不侵犯的平衡狀態。如果，其中一個人的非損人利己權力，受到了另一個人的侵害，那麼，被侵害者就會對侵害者產生反擊的動機，不管有沒有反擊的行為，我們都可以認為，兩者之間互不侵犯的平衡狀態被打破。

如果，一個國家很少出現一個人侵害另一個人非損人利己權力這種情況，並且一旦出現，都會得到公正解決，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這個國家人和人之間，處於互不侵犯的平衡狀態。如果，一個國家時常出現一個人侵害另一個人非損人利己權力這種情況，並且出現後，一般都得不到公正解決，我們就可以認為，這個國家人和人之間互不侵犯的平衡狀態被打破。

如果在一個國家中的兩個群體，其中任意一個群體，都未侵犯另一個群體中每個人的非損人利己權力，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這兩個群體之間處於互不侵犯的平衡狀態。如果，在一個國家中的兩個群體，其中一個群體中的絕大多數人的非損人利己權力，被另一個群體所侵害，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這兩個群體之間互不侵犯的平衡狀態被打破。

如果在一個國家中，任何一個群體，都未侵犯其他所有群體中的所有個體的非損人利己權力，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在這個國家中，所有群體都處於互不侵犯的平衡狀態。所謂任何任何一個群體，都未侵犯其他所有群體中的所有個體的非損人利己權力，就是指，當把一個企業看成一個群體時，任何一個企業，都未侵犯其他所有企業中所有個體的非損人利己權力；當把一個行業看成一個群體時，任何一個行業，都未侵犯其他所有行業中的任何一個個體的非損人利己權力；當把所有企業所有者看成一個群體，把所有勞動者看成一個群體時，企業所有者群體，沒有侵犯勞動者群體中任何一個個體的非損人利己權力，勞動者群體也未侵犯企業所有者群體中任何一個個體的非損人利己權力。

在一個近代或現代國家中，存在着全體國民中，任意兩個個體之間的平衡關係；存在着無數個企業中，任意兩個企業之間的平衡關係；存在着若幹個行業中，任意兩個行業之間的平衡關係；存在着企業所有者群體和勞動者群體之間的平衡關係。如果，在一個國家中，人和人之間互不侵犯的平衡關係被打破，弱勢方輕則人權不全，自由受損，重則完全沒有人權可自由，甚至人身安全受損；從經濟後果來看，輕則貧富懸殊，重則出現經濟危機；從政治後果來看，輕則暴力事件增加，重則出現內戰，威脅政局穩定。其根本解決辦法只有使每個人都有相同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和監督權等權力，來保護所有人的非損人利己權力，抑制每個人的損人利己行為一種。如果在一個國家，企業和企業之間的平衡關係被打破，則會出現權力依賴性壟斷企業，其經濟後果是，輕則出現經濟失衡，重則出現經濟危機。如果在一個國家，行業之間的平衡關係被打破，就會出現權力依賴性壟斷行業，其經濟後果是，輕則出現經濟失衡，重則出現經濟危機。如果在一個國家，企業所有者群體和勞動者全體之間的平衡關係被打破，常見的情況是企業所有者群體侵犯了勞動者群體的利益，這會使整個社會的總消費能力不足以支撐總生產能力，結果是引發經濟危機；少見的情況是，勞動者群體侵犯了所有者群體的利益，這會使企業倒閉或撤走引發經濟蕭條和社會危機。所以，一個國家，就是一個以經濟為基礎的統一體，重點是維護其中的平衡關係，只有這樣，才能使這個統一體長期存在下去。無論是以資產階級為主導的政治體制，還是以無產階級為主導的政治體制，都不適合經濟發展所需，從長期來看，都會使經濟出問題，都只能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或重建，使上述關係維持平衡一條路。

如果在一個國家中，所有個體之間都處於互不侵犯的平衡狀態，所有企業之間都處於互不侵犯的平衡狀態，所有行業之間都處於互不侵犯的平衡狀態，企業所有者群體和勞動者群體之間也處於互不侵犯的平衡狀態，那麼，這個國家就是一個處於完全平衡狀態的國家。在一個處於完全平衡狀態的國家，社會總的消費能力，等於總的生產能力。這時，市場給出的每個勞動者的工資，就約等於每個勞動者的勞動力價值。這樣就實行了按勞分配。如果出現了重大技術革新，比如，自動化的重大進步，工業機器人的廣泛應用等，主動權往往被企業所有者掌握，使企業所有者收入增加的比率，遠遠高於勞動者收入增加的比率，結果使總的生產能力，大於總的消費能力，這就打破了完全平衡狀態，就會出現生產過剩的危機，使大量企業倒閉，失業率增加。而重大技術革新都是勞動者和資本相結合完成的，而且與知識的傳播和社會氛圍等因素有關，好處主要由企業所有者們擁有顯然是不公平的，而且是經濟規律所不允許的。這種失衡狀態，通常會引發勞動者罷工和示威遊行，甚至還會引發暴力。政府通常採取的辦法有：通過降息的辦法來減少企業倒閉數量，減少失業率；通過政府負債發放消費券的辦法，來減少企業倒閉數量，減少失業率；通過政府負債，搞基礎設施建設，增加短期就業機會；採用使本幣貶值和增加關稅的辦法，與其他國家爭奪就業機會；採用發動戰爭的辦法，以緩解國內矛盾，增加就業機會，等等。這些都只是緩解危機的辦法，最終要等待市場機制自發地進行緩慢調整，才能使經濟恢復一定程度的活力，而且常常會使經濟留下嚴重的“後遺症”。其實我們可以通過選舉，使國會能夠代表每個人及每個團體的利益，並通過設立研究各團體平衡問題的研究院，來輔助解決各團體的平衡問題。這樣，如果一旦要出現上述情況，企業所有者代表和勞動者代表，就可以根據團體利益平衡問題研究院的研究結果進行磋商，根據具體情況，調整勞動者收入高低和勞動時間長短，使社會總的消費能力與總的生產能力達到新的平衡狀態，經濟危機就消除了。能夠維持人與人之間處於互不侵犯的平衡狀態，能夠維持各團體之間處於互不侵犯的平衡狀態，從而實現按勞分配的社會制度，就是平衡式民主制度。

平衡式民主也可以採取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分立的方式設立，掌管立法的議會，也可以採取兩院制。平衡式民主的議會兩院，一個是代表全體國民的議院，我們暫且稱之為國民議院；一個是平衡複雜團體利益關係的議院，我們暫且稱之為團體議院。國民議院由全體國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代表全體國民行使表決權。這個議院，通過制定法律法規，可以抑制任何人的損人利己行為，保護所有人的非損人利己權力，從而使人與人之間處於互不侵犯的平衡狀態；可以保障企業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使企業與企業之間處於互不侵犯的平衡狀態；還能對團體議院提出的議案進行表決。團體議院由各利益團體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代表各利益團體維護其利益，以保持各團體利益的平衡，避免經濟危機發生。比如，勞動者選出的代表和企業所有者選出的代表，可以就勞動者收入高低和勞動時間長短問題進行談判，達成相應的共識，形成相應的法律法規，從而使社會總消費能力與總生產能力相適應，以避免經濟危機發生。再如，各行業之間也存在着平衡關係，這種平衡關係被打破，也會使經濟出問題，所以，各行業在團體議院也要有代表，以防法律法規影響各行業之間的利益平衡。平衡式民主制度的國會兩院首腦、司法首腦和行政首腦，均由全體國民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不允許黨派以團體的名義參選國民議院的議員，也不允許黨派領導們以團體的力量參選國會兩院首腦、司法首腦和行政首腦。平衡式民主制度應該設立網上民主評價機制，以便給公職人員支付相應的薪水。此外平衡式民主制度應該設立網上彈劾機制，使任何一個國民都可以對任何一個立法、司法和行政官員發起彈劾，並設定合適的彈劾成功率；也使任何一個國民都可以發起推翻某個法案的動議，並設定合適的成功率。

說到這裡，有人不禁會問，沒有兩個或多個黨派來維護民主制度，還會有民主嗎？我要告訴大家，讀過美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在美國獨立戰爭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實行的就是沒有黨派的民主。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民主是黨派領導人民爭取來的，也是黨派在維護着民主制度。這是一種錯誤的觀念，能否真正實現民主，首先要看民眾的民主意願是否強烈，其次，才是黨派和的領袖的民主意願是否強烈。我承認，有些黨派確實是主張民主的人組建的，這種黨派在組建之初民主意願確實非常強烈。但是，每個人都有利己性，這種黨派一旦掌握了國家政權，自私的人就會蜂擁而至，想盡一切辦法，利用黨派主要領導們的利己性，加入該黨，並獲取權力，絕大多數真心維護民主的人，在黨爭中是鬥不過自私的人的。所以，如果民眾的民主意願弱到一定程度，即使由民主人士創立的黨派執政，也會走向腐敗，甚至走向專制。中國的同盟會——國民黨就是由民主人士創立的黨派，該黨建立了中華民國。由於當時民眾的民主意願太弱，以至於，許多人為了一點兒蠅頭小利，竟然肯出賣選票，這使得當時的中華民國幾乎沒有真正實現過民主。由於大量的自私的人混進黨內，使當時的國民黨在執政的過程中逐漸逐漸走向了腐敗乃至專制，這就是當時中華民國失敗的內因。至於後來的台灣，由於有了蔣經國先生這個民主意願特別強烈的元首和執政黨黨魁，更由於當時台灣民眾的民主意願已經足夠強烈，這才使其民主制度得以成功。

雖然，黨派的最終結局幾乎都是走向腐敗，但是，如果一個黨派認可平衡式民主制度的可行性，承認黨派都有自身利益，並且，願意在把該黨利益與民眾利益進行制度性分割的前提下，引導國家走上平衡式民主之路，在徵得國民同意後，它仍然能夠擔負起引導國家走上平衡式民主之路的重任。因為，承認任何黨派都有自身利益，並且願意把該黨利益與民眾利益進行明確分割作為前提，來引導國家走向平衡式民主之路，這就相當於全體國民僱傭該黨引導國家走上平衡式民主之路。這樣就能夠避免該黨所有人的損人利己性對國家的損害，利用該黨所有人的非損人利己性對整個國家的有益作用。如果這樣，這個黨派或許最終成為國家的象徵性黨派，其地位類似於君主立憲制國家的王室。如果，在一個國家，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黨派認可平衡式民主制度的可行性，承認所有黨派都有自身利益，並且都有引導國家走上平衡式民主之路的意願，那麼，它們可以通過競選的方式爭奪引導權，來引導國家走上平衡式民主之路。通過黨派引導的方式走上平衡式民主制度之路，有可能是某些國民民主意識不夠強烈的國家走上真正民主之路的捷徑。

如果某個國家真正走上了平衡式民主之路，那麼，它的貨幣，一定會成為世界儲備貨幣之一，使這個國家的人民得到儲備貨幣“鑄幣稅”。如果，許多國家在美國央行體制改革之前，走上了平衡式民主之路，或者某個大國在美國央行體制改革之前，走上了平衡式民主之路，那麼，美元就會崩潰，美債危機就會爆發，美國將不得不改革其央行體制。

如果，以前人類所經歷的大災難，都是上蒼對人類的懲罰，倘若人類能夠通過社會制度改革，抑制每個人的損人利己性，保護所有人的非損人利己性，自行淘汰那些無可救藥的基因，使優秀的基因發揚光大，上蒼必然不會再對人類降下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