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报研究的效果

广阳战斗中，战地报告称第四中队全体战死19名，失踪3名[1]（联队史战报记录）。师团第二野战病院总损失为死亡44名（1939年12月师团死伤统计）。此结果是否正确？有没有大的遗漏？为什么辎重部队没有出现损失报告？对此类疑问，除了战斗统计资料外，还有其它各种交叉验证方法。

比较可靠，全面的方法是利用政府《官报》中的《战地其他死亡者》通报，和同陆海军省上报的靖国神社合祀者名单对照验证证。若仅看死亡者数，日军的各种统计，包括联队史中的最终统计（战后的户籍统计）是接近于精确的。而负伤数则不然，主要是衡量标准不同。一般下级部队所称的“负伤者”，指的是战斗减员，并不一定出现在上级部队统计中。陆军省计算的标准是从战场后送入院。即重伤后送到兵站医院，海上病院船，或国内病院的伤员。此类负伤者，在军籍记录，死亡者档案（若后来死亡的话），厚生省的各种治疗，入院记录档案中都可以查到履历。但战场上负轻伤下火线时，决定者是现场军医。军医在治疗记录中，部队在战斗详报中都可能记录为负伤。但若没有后送，军内档案不会留下痕迹。

广阳战斗中也有此种例子。第三中队古味准尉的阵中日志，记录了广阳战斗第二天11月5日，第三中队出现的5名负伤者。但仅4天后，在榆次又记录了其中3名的归队。其余两名若后送（日志没有触及），记录会留在军籍履历中，但数天后归队的3名，并不会进入上级的负伤统计。所以精确地统计负伤者数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此现象不分敌我，具有一种普遍性。

由于负伤有这种表现暧昧，可伸缩的性质，所以某D担当宣传的部门，总愿意使用“死伤，毙伤，歼灭，消灭，日伪军，敌人”一类的定义不明确的词汇，来宣传扩大战果。此宣传技巧一脉相承，不仅今日的教育，记录，连战史研究的学者，也受到这种浮夸手法影响，滥用此类定义不明确的宣传词汇，使学问的严谨度大大下降。“歼灭，消灭”的“灭”，绝不等同于“伤”，从词汇本意是将对象全部除尽，不致复起之意，但在国内多年的抗战宣传，军史，战史记录中已发生政治性演变，外行者囫囵吞枣，沾沾自喜，内行者中，现似乎也成为暧昧的“死伤”代词。

如大学历史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为证明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所出示的数据中，就使用了“消灭”一词。称“在八年全国性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等…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1]。此处的“消灭”到底是死是伤？文意不明。若理解为死亡，仅共产党八年抗战的歼敌数（死亡数），就远远超出了日军在大陆地区8年间死亡者数（包括病死，事故死）总和[2]，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荒唐的国家见解。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5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66页。

[2] 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8年的战争中日军在大陆死亡人员约39万，其中包括军属和约两成的战病死，事故死数据。笔者推测，剩下的约30万名死亡者中，有约4/5，是在正面战场与国军作战中的损失。即八年抗战，共产党军队的真正歼灭（指死亡）日军数字最多不会超过6万名。

所以，笔者不赞成使用“死伤”“歼灭”“消灭”之类的已政治化的用语、概念，提倡明确死伤分类，进一步讲，只研究“死亡”数据。特别是对可以准确掌握的己方死亡数字的研究。如果是统计死亡数，日军损失计算的精确度就会大大上升。

在日本，不仅一部分部队史中有战死者名簿，各县厅的户籍课，靖国神社（全国战死者），各县护国神社（地方战死者）中，都有对同一死亡者的实名军历记录，没有一点可作假的余地。若战争对象国都能按此方法进行对战斗死亡者的研究，归纳，其结果才是公平的，交战对方所称谓的“战果”。此处，还要注意的是区别战没者和战死者。除战斗详报外，日本的统计，多以战没数字为准，其中包括2-5成的非战斗死亡[4]。

日本国内今日早已具备了这种对己方战损研究的客观条件。只是方法面还有一定阻力。因为此类死亡情报属于个人隐私，在民主国家受行政保护，一般人（包括研究者）不能随便查询。即使是以前公开过的（如联队史中的战没者名簿），现在行政面也不准复制，引用。研究成果中若触及战死者个人情报，也有可能遇到行政，法律面追究责任的麻烦，哪怕是已被公布过的，战争时期的名单。

但有一个可钻的空子，即战前的《官报》（政府行政事宜的公报）中公布的“陆海军其他战地死亡者”名单，和《官报》登载的“靖国神社合祀”名单，此类情报，现在还在继续公开中。虽资料不完全（战地死亡者通报栏截止至1941年，合祀名单截止至1943年），若调查对象是1940年以前的战地死亡者（战死，战伤死，战病死），通过《官报》登载的陆海军省战地其他死亡者通报栏，不仅可以掌握全体数（年间死亡数），还可以具体到死亡日期，死亡者的实名，籍贯，军阶等细节，经专业研究，也不难归纳出战死者的所属部队，并具体到某日，某地战斗的损失。

图表6-10 《官报》首页，约每工作日发一号，记录政府行政面大事件。

官报唯一缺陷是没有明确公开所属部队。所属在战时是一个不能公开的军事机密。各部队不称编制名，称呼“支队，部队”，冠部队长姓的方法，就是一种保密处理。战争期间出版的各种战场记录中，此部分内容也必须被伏字掩盖。另外，死亡者的正式记录，并不是由前线部队管理，而都在军管区。军管区，日中战争时正式称“师管区”，“联队区”，是分布于各地方掌管征兵，复员，保管军人户籍（军籍）的单位。在现地征兵后把兵员输送，分配给各部队。前线各部队作战的死亡者，最后也是由师管，联队区负责善后处理，并将最终结果报告给陆、海军省，符合条件者（英灵）付证明书等通报给靖国神社实施合祀。

兵役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所以国家有义务保管服役者的档案资料，赔偿损失（死亡一时赐金），进行表彰（作为英灵合祀），和公开进行死亡通报。可以说官报中的陆海军《战地其他死亡者》栏，即是某人在确认死亡后消除军籍，户籍，解除雇佣关系（兵役）的公式通报。从理论上应包括所有的死亡者（但会有少数技术面遗漏）。而靖国神社的合祀者，是从其中筛选出的英灵（功劳者），经过订正，核对信息更准确。实际上，只要不是投敌，叛变，犯罪者，包括所有的事故死，战病死者，都可进入合祀名单，受到国家的表彰。被淘汰者（成为俘虏，为敌军服务者），战后也有权利接受国家的恩赏（生存者），抚恤（遗族年金）。

从以上可得知，日本不仅有近代的，全国普及的户籍制度，更因为有兵役法（1927年），兵役制度，所以才留下大量军人的人事档案（厚生省掌管数达3400万件），能精确地掌管到每一名战死者的个人情报。

如今，在行政面的军人人事档案不公开（只对直系亲属公开）的情况下，利用《官报》的战地死亡者通报数据进行战史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方法面尝试，现在已取得巨大成果。但由于结果对现在国内的政治宣传，军史研究具有逼真且强力的颠覆性，可揭穿即成国内所有战史研究，政治宣传，学校教育中的不实之处，此方法至今在共产党政权管控的学术界，不可能获得研究的市民权，大多数拿官饷研究的御用学者，不愿意从事此类费力又危险的敏感话题研究，所以现状下被官学界所敬远，仅流传于民间战史爱好者之间。

图表6-11 陆海军公表的《战地其他死亡者》通报栏。按日期，部队别，记录了几乎所有战死者的基本情报。国会图书馆『近代ライブラリー』公開中

此种国家官报资料，对战史研究者来说应怎样来利用？又怎样克服死亡者所属不明的缺陷？。虽比较困难，但不是没有方法研究。因为通报中有明确的战死日期表示，和笼统的死亡地域（如“北支那”“中支那” ）别，所以仅此两点，即可得到一个相当大的聚焦效果。

比如从理论上讲，若能将各号《官报》（约每工作日颁发一号）中1937年9月25日这天，于“北支那”死亡的所有军人名单聚集齐全，其中肯定包括同日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和腰站阻击等战斗中死亡的日军全部名单。现已查明9月25日，日军在华北（北支）的全部死亡者共261名。其中包括八路军一一五师平型关大捷中日军死亡者总数的165名，腰站阻击战斗死亡者2名。所以，平型关大捷两处战斗，日军到底是宣传中的日军被歼“1300名”，还是档案文件记录的战死165名（不包括腰站阻击的两名），遵循战损自报原则，其结果一目了然。一个是死伤不分的战果宣传概数，一个是包括所有死者实名，军阶，出身地，死亡时间的详细战损记录。若此方法能得到推广，得到多数研究者的协力，构筑成数据库，定能出现一个惊人的，颠覆性结果，推翻所有宣传，教育“打造”出的，所谓国家认同和民族记忆（抗战的歼敌数据）。

二，官报研究的方法（示范）

以上所述，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方法，实际上的作业并不那么容易。存在一，如何聚集数字，二，如何区分战场，三，如何确定所属部队等难题。比如研究平型关大捷，1937年9月25日这天，八路军在后方小寨村，国民党军在平型关长城前线，激战同时在进行，“北支那”（华北）其他地区也有其它的各种部队在战斗中出现死亡。这样，要想要区分官报数据记录的261名战死者的死亡地点（具体战场）就发生了困难。况且像在平型关小寨村与八路军一一五师作战的日军各部队一样，其原属的师管区分为几处，同为自动车部队，新庄淳中佐的第六兵站自动车本部四名属于宇都宫师管，中西中队属于京都师管，矢岛中队属于东京师管，步兵第二十一联队的死亡者属于广岛师管，上报时间不会在一起，所以从约每工作日发行一号的《官报》陆海军“战地其他死亡者”栏中寻找出所有昭和“12年9月25日于北支那战死”者，并聚集归纳成名单，作业很麻烦，不仅容易出错，遗漏。即使都聚集到一起，得出了261名的总数字，若没有专业知识，也很难辨明哪些是在平型关口，团城口，东跑池村与国军作战的死者，哪些又是在小寨村与八路军作战中的死者，或哪些是其他战场（平汉线，津浦线）的战死者。

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也并不困难，一是要有高度的军事知识，知己知彼，从其他资料掌握作战日军的所属，战斗地域和行动踪迹。摸清在某地作战的到底是哪一支部队。属于哪一个师管，联队区。不能只笼统地称鬼子，敌人。由于死亡者都是师管，联队区上报，上报方法，排列也有一定规则，所以若能掌握，利用其规则，判断出部队所属也是不难的。

其规则之一是死亡者名单都是按日期，按部队别加以区分，不同部队之间，“战地其他死亡者”栏中一般都留有区分线。即某日，某部队的战死者，会出现在一个区分线内。由于有死亡者的原籍记录，所以只要有军事知识（师管的管辖地域），战史知识（作战部队所属），基本可以判明这是哪一个师管，联队区的部队。若再能从战斗详报，联队史中寻找到几位战死者实姓实名进行确认的话，很容易就能找到特定部队的战死者全部名单。即《官报》中这个小段，就是某一次战役（战斗）的某一部队的死亡者。（不会包括失踪数，失踪若确定为死亡，也是一两年后的事，名单不会在一起）。

1.广阳战斗辎重兵联队的损失

下面具体进行一下演示作业。以下三张表是从三处《官报》中寻找出来的， 1937年11月4日，广阳战斗（八路军广阳大捷）中的战死者名单。

图表6-12 官报第3440号，11月4日广阳战斗第二十辎重兵联队的死亡者名单

这是一个广阳战斗发生的11月4日，判断为某辎重部队的战死者名单。会不会是广阳战斗的战死者？由于第二十辎重兵联队没有留下自己的战斗详报记录，只按步兵联队史，判定不了辎重兵联队是否有死亡。换一个方法，若通过第二十师团的损失统计，可以掌握到至1939年12月31日，第二十师团辎重兵联队（下属6个中队）的总死亡数为174名。但也不能确定其中有多少于1937年11月4日死亡在广阳战斗中。此为战史记录的界限。若资料不完整，追寻到此地，会一筹莫展。

能解决此问题的，既是《官报》的“战地其他死亡者”栏。从上图中可发现，广阳战斗的11月4日，出现某部27名“辎重兵特务兵”死亡。是否是第二十师团辎重兵联队所属？可用如下方法确认。

判断方法一，可确认此27名，是1937年11月4日，于“北支那”战死。二，出身地多为大阪，神户，即都是大阪师管（第四师团）所属。第二十师团是朝鲜龙山师团，1937年事变后新创建的辎重兵联队（20T）为国内大阪师管区代管。三，兵种绝大多数是辎重兵特务兵二等兵（图中一等兵是死后的追叙）。从以上情报，可得知这是一只辎重兵部队。

仅以上三点，已具备了大多数证据，基本上已可确定为其名单为大阪师管上报的，第二十师团辎重兵联队11月4日在广阳战斗中的战死者，但还缺乏决定性证据。即个人名的对证。

若利用其他资料继续查找名单中的将校[5]“逸见重治”的人物线索，可发现其属于“加藤权”部队。1931年东京帝大经济学部毕业，其父是原日本银行的计算局长（《朝日新闻》1937年11月15日）。对照联队史等记录也可知，辎重兵第二十联队联队长为加藤权大佐[6]，其部队对外称加藤（权）部队。

图表6-13 1937.11.15 朝日新闻

由于得到人名对证，所以可以确认，此处的27名辎重兵，正是11月4日，第二十师团辎重兵联队（加藤权部队）的第四，第五中队在广阳战斗中的死亡者。在此研究分析过程中，可以说《官报》记录起了决定性作用，弥补了战史记录的不足。若想精益求精，还有一个补充验证法，查阅记录战功的《支那事变忠勇列传》。前出逸见重治的战功记录，也出现在其中第六卷第33页。记录了更详细的个人情报。有更具体的战斗时间，地点，战斗过程，死因等记录。也可以判断出，虽然第二十师团是日军甲师团的精锐之一，但日中战争后经战斗动员新组建的辎重兵联队，却全部是预备役，后备役和补充兵。可见日军平时一直轻视辎重兵部队建设，和人员素质培养的一贯作风。此弱点，战争初期被专打敌后勤部队的八路军的游击战术锁定，以辎重兵特务兵为对手，演出过多次后方作战的所谓“大捷”闹剧。从以上作业中可知，实际上战史记录没有过的内容，也能在政府的《官报》中得到确认，检证。

2.第二野战病院的战死者

图表6-14 官报3572号 11月4日广阳伏击战中第二十师团第二野战病院的战死者名单

下面，用同样方法继续检证一下广阳战斗中第二野战病院的战死者。见下图。

第二图

1. 蓝色框中的43名，可以确认是昭和12年11月4日于“北支那”战死

2. 战死者多数出身为大阪师管区内（和歌山，大阪）

3. 构成为4名将校，22名卫生兵，17名辎重兵

4. 死亡将校数量，和姓氏（高田，上田），与前出别档战史资料中病院长守田舍报告的将校数量，人名吻合。另外守田报告书提到的一名“饭沼一等兵”，也出现在名单中。全名“飯沼梅藏”大阪府大阪市南区人。

所以此件很容易断定，这43名，正是广阳伏击战中第二野战病院的战死者名单。按1939年12月师团死伤统计，第二野战病院总损失为死亡44名，负伤15名。《官报》记录中少记一名的理由，考虑是失踪者的处理手续问题还没有结束。

关于第二野战病院的战死伤，联队史等战史记录中有过复数记录。在此处利用《官报》又得到一次交叉验证。从结果看，官报记录和师团死伤统计的数据几乎一致，是十分可信的。通过此次再验证，不仅可确认数量，还能精确掌握所有死亡者的个人信息。

3.护卫步兵第四中队的战死者

再进一步验证一次广阳战斗中步兵第四中队的死亡数据。见以下第三图

图表6-15 官报3579 号 11月4日，广阳战斗中80i第四中队的战死者名单

1. 蓝色框中的20名，可以确认是昭和12年11月4日于“北支那”战死

2. 战死者多数出身为大阪师管区内（和歌山，奈良，大阪）

3. 构成为2名步兵将校，18名步兵

4. 将校名松下武男步兵大尉（死亡时中尉），中井义治少尉（死亡时准尉）

将校名与联队史记录的第四中队长松下武男姓名一致，战斗详报中的中井（义治）准尉也在同表中出现，所以无疑，这里出现的20名，是广阳战斗中第一大队第四中队的战死者。在此官报记录也交叉证明了联队史记载的战死19名（战伤14名，失踪3名）的记录是十分可信的。失踪的3名在官报中应有一名被认定为死亡。

4.用《官报》合祀名单验证

不仅如此，官报的“战地死亡者”记录，还可以进一步得到《官报》中的另一种记录，《靖国神社合祀者》名簿的再次佐证。

下面的这张官报，是1939年4月，也就是前述“战地其他死亡者”通报约半年后公表的靖国神社合祀名簿中有关部分。步兵第四中队，和师团第二野战病院的名单排在一起，说明其公表也是按照日期别，部队别的顺序。合祀名单中并没有日期是一个大缺陷。但只要能对上姓名，此方法也能成为一种再检证的手段。此图表，虽没有日期记录，但对照有日期的前出《官报》“战地其他死亡者”栏，可知道这前后数页，都是第二十师团在娘子关战役中死亡者的综合记录。其中包括了前出的广阳战斗第四中队的全体名单共46名。多出者，是战役中第一大队在其他战场的死者。

图表6-16 官报3675号 1939年4月《官报》3675号中，靖国神社合祀名单。此部分为第二十师团的合祀者

中段的水色框中的是第二十师团辎重兵联队在广阳战斗中的死亡者，和前出“战地死亡者”名簿的内容同样，下段黄色框中的内容是师团第二野战病院的广阳战斗死亡者，和前出 “战地死亡者”名簿的内容也同样。其中的前后，零星部分笔者还没能确认，推测也都是第二十师团在太原攻略战中的700余名战死者的一部分。如此，日军的档案记录中的死亡者，不仅可以进行复数，交叉验证，还可以提示死亡者名单作证据。

用《官报》数据查找死亡者十名以上的大规模战斗十分有利，若仅仅数名死亡的小战斗，还原起来就会很困难，在上十万人的名单中查找核对数人，不仅工作量大，容易出错，也十分繁琐。若不知道一名以上具体人名的话，几乎不可能进行有效查询。另外，官报的数据，也不一定精确。若是存在一段时间后的战伤死者，或失踪者被追认死亡的情况，即使名单进入官报，其排列位置也不会在一起。会零星出现在日后其他号官报中。所以查找大宗并不困难，若掌握全部的零星补遗却很难。补报成全，又是一个常见现象。所以最全面正确的统计，应还是战后按行政，户籍，军籍资料再次构成的战没者名簿（若存在，多附录于各联队史中）。可以具体到每一位“战没者”（包括“不名誉”的死亡者）。

[1] 高鍋博美編『地隙を征く/歩兵第八十聯隊北支戦誌』1984年、80頁。此为第四中队的记录。由于未见原文，是战斗详报还是战后的统计不明。

[2]《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5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66页。

[3] 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8年的战争中日军在大陆死亡人员约39万，其中包括军属和约两成的战病死，事故死数据。笔者推测，剩下的约30万名死亡者中，有约4/5，是在正面战场与国军作战中的损失。即八年抗战，共产党军队的真正歼灭（指死亡）日军数字最多不会超过6万名。

[4] 在大陆战场，病死等其他死因一般在战没者数2成前后，在太平洋战场，达4（秦郁彦说）-6（藤原彰说）成。

[5] 将校的公开情报，比士兵容易查到。报刊，特别是地方报刊为重要线索。

[6] 《追憶?輜重兵第20聯隊?朝鮮第30部隊》赤れんが会編，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