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奇人奇事之两记耳光以及湖上叫骂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这是一件不体面的往事，但是，我必须据实以录；先交代一下相关的社会背景——

1968年夏天，北京江湖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绰号叫小混蛋的地痞（此人对干部子弟怀有刻骨仇恨，

一见干部子弟就打，并誓言绝不活到20岁），被以将门之子谭余光(江湖人称小坛子)

为首的一百多个老红卫兵凌迟处死了；据说，基于法不制众的幼稚想法，他们为了分散刑事责任，

每人轮流向小混蛋身上捅一刀，以致捅了100多刀，才把小混蛋捅死。小混蛋享年18岁，得其所愿。 

从此以后，原本势不两立的老红卫兵和地痞流氓相互勾结，共同危害社会治安。

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兵匪一家的现象，竟然重现于1968年的北京江湖。

——说几句题外话，近年来，人们出于各种动机研究习近平性格的时候，

对于他去梁家河插队那一段琢磨很深；却未见有人研究1968年北京江湖对少年习近平性格形成的影响，

以及拍婆子时尚对少年习近平性心理形成的影响；窃以为，

中共党史学家们以及五花八门的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的学究们，有必要补上这缺失的一课。

对于毕汝谐而言， 拍婆子本来是在干部子弟圈里流行的时尚活动，也因为小混蛋之死变得不那么单纯了。

一般来说，干部家庭的女孩叫做婆子，拍婆子不存在金钱交易，请婆子吃一瓶酸奶或者喝两瓶汽水就已经很好了。

而老百姓家的女孩跑到大街上去玩，通常就被称为圈子；与拍婆子相对应的是扑圈子，

更粗鄙的说法则是砸圈子——这里面是存在金钱交易的。换句话说，这就是卖淫嫖娼的先河。 

那时候，我和我的假表弟整天价搭档拍婆子，号称是全北京拍婆子的第一号双打种子选手，

我们俩因而十分得意。我们尽可能去拍婆子，而不搭理圈子。一是我们俩经济上不独立，

跟父母要来的零花钱有限，如果给圈子花了，自己就紧巴巴了；二是圈子的背景比婆子要复杂很多，

要小心小心复小心，以免偷鸡不成蚀把米，搞出一些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血腥事件。 

 毕汝谐还有其个人原因，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北京大街上少见的美男子，相貌才情两皆不凡；

单单凭借个人吸引力，便可以引得婆子圈子上钩，根本不需要用金钱收买或者讨好婆子圈子。 

人要衣装马要鞍；那年头，北京大街上最高级的行头当属将军水獭皮帽；据说，

每个开国将军家里都有三顶将军水獭皮帽——55年授军衔一顶、毛泽东接见一顶、

57年建军30周年一顶；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希望能够得到军事专家的证实或者反驳。 

那个时候，我和假表弟在王府井西单拍婆子，见到戴将军水獭皮帽的来了赶紧让路；

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等级观念。有个婆子嘲笑我说：人家普列汉诺夫碰见沙皇一家都不让路；

毕汝谐啊，你一见将军水獭皮帽就让路了。我无奈地说：普列汉诺夫是普列汉诺夫，我是我。 

1969年，也不知道北京百货大楼抽了什么风，突然在三楼出售25元、35元、45元三个档次的水獭皮帽；

那年头，北京人生活水平低，没有什么人买这么贵的水獭皮帽。毕汝谐为了更好地拍婆子，

一咬牙买了一顶25元的水獭皮帽；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毕汝谐戴上这顶25块钱一顶水獭皮帽，

就像是骑着赤兔马的吕布，威风八面，可不得了了！走在大街上，吸引了全体婆子圈子的爱慕的眼光！

那个时候，我做着狂热的文学梦，梦想有朝一日成为职业作家；十月革命后，

列宁曾经批评并告诫高尔基走出彼得堡，也就是说，走出沙龙，深入群众；我暗忖：想当作家，

光懂得干部子弟圈的那点破事，是绝对不行的。为了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回自己家睡觉，用1968年北京江湖的黑话来说，这叫刷夜。

我曾经在各种各样的人家里刷夜，最高级的人家是中共元老吴玉章家，最低级的人家是三轮车工人

（用北京土话来说是板爷）；我因此获得很多社会生活的经验和知识，受益匪浅。 

 俗话说：人一上百，形形色色。我和我的假表弟用这种拉大网式的办法在大街上拍婆子，

不遇到麻烦事儿是不可能的。果然，我碰上新街口的一个圈子，让我倒了霉。 

这个故事一开头平平无奇；那天，我和我的假表弟逛到新街口，我拍中一个老百姓家的女孩赵某；

当然了，这个赵某不是干部家庭的婆子，但是好像也不是在大街上鬼混的圈子；

因为她一上来就给了我真名，还有真实的家庭住址，一般的圈子都不会这么做的。

我也告诉她我叫毕汝谐，没有暴露家庭地址。

这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和赵某商议了一下，

我决定就近带她去白石桥首都体育馆围墙外面我非常熟悉的一个老地方野合，

这个老地方闹中取静，旁边环着一条小河，所以只要假表弟在路口给我们把风的话，就非常安全了。 

去了那个老地方，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事情办了；可是事情结束以后，却又横生枝节了。

赵某说：我现在叶子不活（按照1968年北京江湖的黑话，意思是手头拮据）。

毕汝谐是何等敏感之人，觉得自己这回好像看差眼了。果然，这个赵某并不是单纯的女孩，

她厚着脸皮说：你给我一点钱好吗？我一下就烦了；我说：你想要钱得事先要啊，

你要是事先跟我要钱，我就不理你了。你现在找后账算怎么回事儿啊？我的假表弟也在一旁帮腔，

谴责赵某；她说：我也知道事后再要钱不好，可是我们家现在实在太穷了。然后她介绍了一下家庭情况。

赵某说她的父亲是个资本家，已经得病死了，现在与母亲相依为命，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

可是我听来听去，觉得她父亲充其量也就是个小业主；北京是工商业不发达的地方，

同仁堂老板乐松生就是个开药铺的，他作为统战对象，竟然成了北京市副市长；乐松生如果到了上海，啥也不是。

赵某说着说着抹眼泪了；毕汝谐竟然动了一点恻隐之心——毕汝谐是个不伦不类之人，

既不是彻底的好人，也非彻底的坏人；因此，常常有难定好坏的不伦不类之举，这次也是如此。

我严厉地说：别哭了，碰上你，我算是倒了十八辈子血霉！还从来没有女的跟我要钱呢。今天我也不可能给你钱！

赵某失望地擦着眼泪走开了。

我喝道：别走！我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我现在身上有6块钱，我把它压在那儿

（我指了指大约10米外的一块巨石），你自己去把钱拿走，不算是我给你的钱，

是你自己捡来的钱；这样好不好啊？ 

赵某喜出望外地说：好呀，好啊，是我捡来的钱。 

于是，我走向那个巨石，找了块砖头，压着6块钱；然后回来对赵某说：得了，你赶快拿钱走人吧。 

谁知，赵某又有点矜持地说：不着急拿钱，我还想跟你说会儿话呢。接着，她就开始说恭维话，

无非是毕汝谐（她能够准确无误地道出我的古怪名字，使我觉得有些意外）不但人长的漂亮，

心肠还特别好，所以大街上的婆子圈子都喜欢你等等。 

这个时候，我的假表弟有点不耐烦地说：你们俩在这儿聊着吧，我先颠儿（北京土话，意思是走了）了。

我随口答应了一声那你就先走吧。 

赵某继续对我大唱赞歌，越说越肉麻；我反而有点不高兴了，心想：6块钱就把你烧成这样了，

一派小家子气；你还吹牛说你是资本家的女儿呢。

我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天不早了，咱们散了吧。

然后，我们俩就往那块巨石走；赵某走到巨石旁边，快手揭开砖头，用尖厉的声音说：

钱呢？你的钱在哪儿呢？

我走过去一看，果然只有砖头，没有钱！哎呀坏了！一定是我的假表弟把这6块钱拿走了！

我叫苦道：哎呀呀，他把钱拿走了！ 

赵某只是冷笑，根本不相信我的话；她说：毕汝谐（读音很流利），你很会说话，也很会演戏，

我知道我不应该为了这种事跟你要钱；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可我们是资产阶级！哼，哼哼。

说时迟，那时快——她挥手就给了我正反两记耳光！打得我左右脸颊火辣辣的；

这是我这辈子仅此一次被女人打耳光呢。可是我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因为我跟她野合是真的，

而我答应曲折地给她6块钱也是真的；却因为意外没有能够兑现，倒霉死了！

赵某冷笑着发出哼哼声走远了，把我一个人剩在原地发呆。 

我马上去找假表弟，生气地说：你坑了我了！谁让你把钱给拿走的？！

假表弟理直气壮地说：毕汝谐，你傻不傻呀，这个姓赵的就是个臭圈子，不要脸的卖X货！

卖X卖到咱们哥们儿这儿了，瞎了眼的！ 

我愈益生气地说：赶快把6块钱给我！我明天就给姓赵的送去。人说话要算话。

第二天，我特意买了两张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电影票，找到赵某的家。

那是新街口一条死胡同的大杂院深处的一间小屋。赵某不在家。

他的母亲是一位相当清秀的中年妇女，很客气地给我泡茶。

我心如撞鹿，浑身燥热；一种非常新鲜、非常陌生的感觉刺激着我，在我的情人系列里，

有不止一对姐妹花；西方有句谚语：不能让你的左手知道你的右手在做什么。

因此，我从来没有让姐妹花互相知晓对方的存在；如果今天我能创造一个奇迹，

情人序列里出现了母女，那是一种什么奇特感受呢？我借口要取暖瓶里的热水，

换了一个角度看着她，我觉得这位素衣菜色的中年妇女甚至比赵某还吸引人呢，

我的呼吸有些急促了，说：赵某不在也没关系，我请你一起去看电影吧。 

赵某母亲颇感意外：我？我怎么能和你一起去看电影呢？ 

我迟疑地却是露骨地说：呃，你不是寡妇吗。

赵某母亲勃然变色，说：你是谁家的孩子(事后想想，她将一脸天真无邪的毕汝谐贬为男孩了），

怎么跟大人说话这么没有礼貌啊？ 

我觉得事情不妙了，却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关键时刻，毕汝谐的脑子有时转不过弯！），

我不合时宜地把6块钱拿出来放在桌上，我的本意是兑现昨日的诺言，把这6块钱转给赵某，

从此一刀两断，不再来往；可这是毕汝谐一根筋的想法呀，毕汝谐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了!

还没等我说出这是要送给赵某的呢，赵某母亲（或许是资本家的遗孀或许是小业主的遗孀！）

错误地认为我要拿这钱收买她呢，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她根本不知道赵某索钱的前因！），

她怒声道：谁要你的臭钱！？出去，你给我出去！然后把钱塞回给我

（她的手是柔软而温暖的，耐人寻味）；我这时候才觉得大事不妙了，

把肇祸的6块钱攥成了一团儿，狼狈不堪地夺门而去。 

当那种潮涌一般的生理欲望消退以后，毕汝谐开始深度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明显的等级优越感作祟；是的，文化革命人人倒霉，

但是由于倒霉的程度不同，彼此之间还是存在等级歧视和等级优越感；比如说，

一个单位里几个领导都挨斗，但是，挨斗之后能够回家的人，

看不起那些挨斗之后被扣在单位牛棚不得回家的人；而那几个被扣住单位牛棚里面不得回家的人，

彼此之间也还会有等级优越感及等级歧视，那些挨打挨得最厉害的人，最被别人看不起；

而那些挨打挨的较少的人，优越感强烈。说到社会上，那些父母被赶回农村老家的孩子，

被父母尚在身边的孩子看不起；而那些父母被打死或者自杀的孩子即孤儿，则最被人看不起。 

但是，我发现现在好像没有人指出这一点，好像大家在文革灾难面前人人平等，半斤八两，

不是的，不是的。等级差别随处存在。

——作家白桦在揭露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时候说过：即使是南京大屠杀，

那些被驱赶着遭受集体屠杀的战俘之间，也存在等级优越感和等级歧视；

某些离死亡圈较远的人，对那些离死亡圈较近的人存在着优越感；因此，

指望战俘们发动反抗日军的集体暴动，是不可能的。我为此拍案叫绝；

可惜白桦的这个观点，根本没有引起世人的关注。

 正是这种等级差别以及以及赵某的过错（那年头大街上的道德标准是：

只有坏女人才为了这种事儿向男人要钱呢），使我把赵某母女看得非常轻贱；

哦，怎能设想我去朋友同学家会对人家的长辈生出邪念呢？

6块钱惹出来的事真像一团乱麻一样纠缠不清！

应该说，是赵某的索钱行为败坏了她的母亲的形象，使我误以为有其女必有其母，

她们母女都是生活作风随便的女人。其实不然，两人有霄壤之别。

就像日本人尊敬张自忠而不尊敬汪精卫一样，我尊敬赵某母亲而不尊敬赵某。 

这个故事的最后结局竟然是这样的：几年以后，我和一个女子在昆明湖划船的时候，

在湖面意外地遭遇赵某及其男伴，两船接近之时，

赵某用那种我毕生难忘的尖厉声音叫道：毕汝谐，流氓！毕汝谐，流氓！ 

叫骂声在昆明湖上传得很远。 

如此，赵某一个人就占了我生命史的两项独一无二的记录：两记耳光以及湖上叫骂。

就这样，我与赵某母女莫名其妙地结下了深仇大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