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think you have to examine how far back in your life you’ve been anticipating the worst. Because the farther back this pattern goes, the more likely it is that she’s been picking up on it for a very long time.”

“I said I knew that it went very far back, to early childhood.”

讀紐約客上發表的Joan Didion 記錄她自 1999 年開始與精神病醫生羅傑·麥金農的治療過程，  “WHAT WE KNOW WITHOUT KNOWING,  Notes[ from Joan Didion to her husband, ] To John Gregory Dunne”，勾起了許多關於童年的回憶。

缺乏安全感，總預備着不幸的事發生，可能從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媽媽生我之前就患有心臓病，身體不好，經常跑醫院。記憶中有早上醒過來，環顧四周還是自家和自己的床，鄰居家十幾歲的姐姐卻在床邊上坐着。因為媽媽夜裡咳血，爸爸陪她去了醫院，把我一人留在家裡。

我一直覺得自己跟別人家同齡的孩子不一樣，從來沒有無憂無慮地開心大笑過。媽媽的病像呼吸的空氣，總在背景里。即使快樂也要時刻準備着，有馬上就會樂極生悲的可能，得留有餘地。或不然，大人也壓抑着孩子的情緒，恐怕過於興奮招來厄運。

20世紀60年到70年初是個什麼年代呢，每一家的日子過的膽顫心驚，小心翼翼，但也免不了悲劇的發生。

從很早守寡的奶奶開始說吧，她的四個孩子，我的大姑媽最大，武漢公汽售票員，全國勞模，1959年參加過北京的群英會，受過周恩來的接見。大姑媽工作過於賣力，操勞過度，加上營養不良，得了肝炎。大姑媽很會在外表現，但跟大姑父感情不好，家庭關係一塌糊塗，三天兩頭上演武打戲。她有三個女兒，在北京開群英會後生的二女兒，時不時跑到奶奶家找人去勸架。她那時也就八九歲的樣子，還是讓人疼的年紀。一般在圍着桌子吃晚飯的時候，二表姐小臉緊繃着出現在奶奶家的木門旁，大人們就知道准沒好事。

奶奶家住漢口政昌街，二樓木板房，一條走廊，幾家合住，奶奶家在走廊的頂頭，有兩間房，一間房小叔叔和嬸嬸住，另外一間是奶奶帶幾個孫子輩兒的。牆壁上糊着報紙，從天棚到牆根，一盞15瓦的燈拉根電線，從屋中央吊下來，用報紙做個燈罩。屋外昏暗的走廊，沒有燈，好在走廊不長，走上去，咯吱咯吱地響。房間不隔音，隔壁鄰居晚上睡覺打呼嚕，說夢話，我們聽的一清二楚。

小姑媽排二，年紀輕輕要求進步，早早入了黨。姑父又紅又專，有才氣，是武漢市市委的秘書。文化大革命，派系鬥爭，他那一派斗輸了，被另一派關起來交代問題，還挨打。當時小姑媽帶着八個月的身孕，組織上找小姑媽談話，做工作，讓她跟二姑父劃清界限，斷絕關係。二姑父眾叛親離，有一天，他趁着放風出來，迎着對面開過來的汽車走了上去。可憐我二姑媽肚子裡的小兒子生下來就沒了父親，也沒見過自己的父親。新寡的二姑媽抱着襁褓里的小兒子，拉扯着四歲的大兒子回了娘家，跟寡母互相攙扶着過日子。

我們家，奶奶唯一上了大學的兒子是我爸爸。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了北京的一家設計院裡做技術員。工作沒幾年，趕上文化大革命，下放內蒙，住雞棚，也交代問題。軍代表隔三差五上家裡來套話，順帶着勸媽媽改嫁。這個曾經讓奶奶在鄰里特別有面子，也特別聽話的兒子，在那些日子裡，奶奶是指望不上了。

我跟爸媽一起下放去內蒙的西桌子山的時候，不到一歲半。回來時兩歲多一點兒，不到三歲。在內蒙住的地方荒涼，風沙特別大，一年也下不了幾場雨， 只有圓白菜可以吃。菜葉子嚼着像軟木屑，沒水分，是糠的。大人沒有吃的，媽媽的奶水不夠，自己也快病倒了。

媽媽寫家信寄北京的姥姥家，二舅拿着信讀給姥姥，姥爺，大舅，三舅，四舅聽，聽哭了一家子。二舅忙着去郵局給遠在內蒙的我們寄奶粉和綿白糖。當時姥姥家五舅最小，只有七，八歲，姥爺，姥姥沒收入，買東西寄給我們的錢不知道是從哪裡擠出來的。

姥爺過去做買賣，養活一大家子，加上夥計，五十多口。解放後公私合營，買賣沒糟幾年，沒了。有在政府做事的人跟他通消息，家裡租出去的房子可不能要回來了。誰住着就給誰住吧，租金也別惦記着。仗着人好，鄰居沒有檢舉揭發，給劃了個富農。姥爺沒了收入，三個大一些的兒子在廠子裡學徒，兩個小兒子要養，後來自己又得了腦中風，沒錢治病，每天在炕上躺着，守着日頭從東邊升起來，西邊落下去。

媽媽還有一個妹妹，我二姨，在家排二，嫁給了地主的兒子。老地主在鄉下是專政的對象，住不下去了，東躲西藏。姥爺說要接到自己家住，我媽媽嚇的要命，高低給攔了下來。老地主最後還是給抓回去鎮壓了。因為這，一向好面子的姥爺也抬不起頭來。

奶奶的老四，我小叔叔，在湖北省京劇團里彈琵琶。他從小喜歡吹笛子，無師自通，一隻笛子不離口。奶奶不讓他學，把他的笛子奪過來，豎着，從中間一劈為二，怕他得肺病。後來小叔叔還是得了肺病，笛子不吹了，改在藝校學琵琶。小叔叔的古曲彈的不錯，十面埋伏什麼的。有幾年在奶奶家過春節，他抱着琵琶秀一手。大珠小珠落玉盤，帶着假指甲的手熟練地撥着琴弦，嘴也不閒着，愛吹牛，有表演欲。

那幾年劇團不排戲了，大家都被趕去農村接受再教育，他長期跟彈月琴的嬸嬸下鄉匯演，還兩地分着。嬸嬸生了孩子，帶不了，月子一過就扔給了奶奶。

小叔叔是奶奶最寵的兒子，從農村回家給奶奶帶些土特產，一家子像過年一樣可以吃頓好飯。不過除了奶奶，大概沒有其它人盼他回來。家裡的侄女，外甥們怕他怕得像老鼠見了貓。他看見我們在他面前晃，言語稍有不慎就對我們吹鬍子瞪眼睛，揪辮子。沒來由地嚇唬我們，一直到我們長大。

後來國家政策又有變化，爸媽下放回來，在地方上，湖北的一個四線城市，安家。搬家忙亂，有幾個月把我放在奶奶家過渡。那幾個月在奶奶家的記憶不多，除了昏暗的燈，報紙糊的牆，小叔叔的兒子吃的香甜的奶糕，只剩下曾經被小叔叔嚇尿了褲子的記憶。大冬天的，連穿的厚棉褲都濕了。

那時侯的人戾氣重，總得找個出口吧。那時侯的大人大多心裡苦，有沒有盼頭，我不知道。那時候長大的孩子心裡有疤，日後即便癒合了也不能隨便揭。

明天接着讀Joan Did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