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think you have to examine how far back in your life you’ve been anticipating the worst. Because the farther back this pattern goes, the more likely it is that she’s been picking up on it for a very long time.”

“I said I knew that it went very far back, to early childhood.”

读纽约客上发表的Joan Didion 记录她自 1999 年开始与精神病医生罗杰·麦金农的治疗过程，  “WHAT WE KNOW WITHOUT KNOWING,  Notes[ from Joan Didion to her husband, ] To John Gregory Dunne”，勾起了许多关于童年的回忆。

缺乏安全感，总预备着不幸的事发生，可能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妈妈生我之前就患有心臓病，身体不好，经常跑医院。记忆中有早上醒过来，环顾四周还是自家和自己的床，邻居家十几岁的姐姐却在床边上坐着。因为妈妈夜里咳血，爸爸陪她去了医院，把我一人留在家里。

我一直觉得自己跟别人家同龄的孩子不一样，从来没有无忧无虑地开心大笑过。妈妈的病像呼吸的空气，总在背景里。即使快乐也要时刻准备着，有马上就会乐极生悲的可能，得留有余地。或不然，大人也压抑着孩子的情绪，恐怕过于兴奋招来厄运。

20世纪60年到70年初是个什么年代呢，每一家的日子过的胆颤心惊，小心翼翼，但也免不了悲剧的发生。

从很早守寡的奶奶开始说吧，她的四个孩子，我的大姑妈最大，武汉公汽售票员，全国劳模，1959年参加过北京的群英会，受过周恩来的接见。大姑妈工作过于卖力，操劳过度，加上营养不良，得了肝炎。大姑妈很会在外表现，但跟大姑父感情不好，家庭关系一塌糊涂，三天两头上演武打戏。她有三个女儿，在北京开群英会后生的二女儿，时不时跑到奶奶家找人去劝架。她那时也就八九岁的样子，还是让人疼的年纪。一般在围着桌子吃晚饭的时候，二表姐小脸紧绷着出现在奶奶家的木门旁，大人们就知道准没好事。

奶奶家住汉口政昌街，二楼木板房，一条走廊，几家合住，奶奶家在走廊的顶头，有两间房，一间房小叔叔和婶婶住，另外一间是奶奶带几个孙子辈儿的。墙壁上糊着报纸，从天棚到墙根，一盏15瓦的灯拉根电线，从屋中央吊下来，用报纸做个灯罩。屋外昏暗的走廊，没有灯，好在走廊不长，走上去，咯吱咯吱地响。房间不隔音，隔壁邻居晚上睡觉打呼噜，说梦话，我们听的一清二楚。

小姑妈排二，年纪轻轻要求进步，早早入了党。姑父又红又专，有才气，是武汉市市委的秘书。文化大革命，派系斗争，他那一派斗输了，被另一派关起来交代问题，还挨打。当时小姑妈带着八个月的身孕，组织上找小姑妈谈话，做工作，让她跟二姑父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二姑父众叛亲离，有一天，他趁着放风出来，迎着对面开过来的汽车走了上去。可怜我二姑妈肚子里的小儿子生下来就没了父亲，也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新寡的二姑妈抱着襁褓里的小儿子，拉扯着四岁的大儿子回了娘家，跟寡母互相搀扶着过日子。

我们家，奶奶唯一上了大学的儿子是我爸爸。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的一家设计院里做技术员。工作没几年，赶上文化大革命，下放内蒙，住鸡棚，也交代问题。军代表隔三差五上家里来套话，顺带着劝妈妈改嫁。这个曾经让奶奶在邻里特别有面子，也特别听话的儿子，在那些日子里，奶奶是指望不上了。

我跟爸妈一起下放去内蒙的西桌子山的时候，不到一岁半。回来时两岁多一点儿，不到三岁。在内蒙住的地方荒凉，风沙特别大，一年也下不了几场雨， 只有圆白菜可以吃。菜叶子嚼着像软木屑，没水分，是糠的。大人没有吃的，妈妈的奶水不够，自己也快病倒了。

妈妈写家信寄北京的姥姥家，二舅拿着信读给姥姥，姥爷，大舅，三舅，四舅听，听哭了一家子。二舅忙着去邮局给远在内蒙的我们寄奶粉和绵白糖。当时姥姥家五舅最小，只有七，八岁，姥爷，姥姥没收入，买东西寄给我们的钱不知道是从哪里挤出来的。

姥爷过去做买卖，养活一大家子，加上伙计，五十多口。解放后公私合营，买卖没糟几年，没了。有在政府做事的人跟他通消息，家里租出去的房子可不能要回来了。谁住着就给谁住吧，租金也别惦记着。仗着人好，邻居没有检举揭发，给划了个富农。姥爷没了收入，三个大一些的儿子在厂子里学徒，两个小儿子要养，后来自己又得了脑中风，没钱治病，每天在炕上躺着，守着日头从东边升起来，西边落下去。

妈妈还有一个妹妹，我二姨，在家排二，嫁给了地主的儿子。老地主在乡下是专政的对象，住不下去了，东躲西藏。姥爷说要接到自己家住，我妈妈吓的要命，高低给拦了下来。老地主最后还是给抓回去镇压了。因为这，一向好面子的姥爷也抬不起头来。

奶奶的老四，我小叔叔，在湖北省京剧团里弹琵琶。他从小喜欢吹笛子，无师自通，一只笛子不离口。奶奶不让他学，把他的笛子夺过来，竖着，从中间一劈为二，怕他得肺病。后来小叔叔还是得了肺病，笛子不吹了，改在艺校学琵琶。小叔叔的古曲弹的不错，十面埋伏什么的。有几年在奶奶家过春节，他抱着琵琶秀一手。大珠小珠落玉盘，带着假指甲的手熟练地拨着琴弦，嘴也不闲着，爱吹牛，有表演欲。

那几年剧团不排戏了，大家都被赶去农村接受再教育，他长期跟弹月琴的婶婶下乡汇演，还两地分着。婶婶生了孩子，带不了，月子一过就扔给了奶奶。

小叔叔是奶奶最宠的儿子，从农村回家给奶奶带些土特产，一家子像过年一样可以吃顿好饭。不过除了奶奶，大概没有其它人盼他回来。家里的侄女，外甥们怕他怕得像老鼠见了猫。他看见我们在他面前晃，言语稍有不慎就对我们吹胡子瞪眼睛，揪辫子。没来由地吓唬我们，一直到我们长大。

后来国家政策又有变化，爸妈下放回来，在地方上，湖北的一个四线城市，安家。搬家忙乱，有几个月把我放在奶奶家过渡。那几个月在奶奶家的记忆不多，除了昏暗的灯，报纸糊的墙，小叔叔的儿子吃的香甜的奶糕，只剩下曾经被小叔叔吓尿了裤子的记忆。大冬天的，连穿的厚棉裤都湿了。

那时侯的人戾气重，总得找个出口吧。那时侯的大人大多心里苦，有没有盼头，我不知道。那时候长大的孩子心里有疤，日后即便愈合了也不能随便揭。

明天接着读Joan Did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