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们上街抓“间谍”

格力董小姐关于海归可能是间谍的一番言论，引起50，60后的一段历史回忆。

那是60年代初，那场饥荒刚刚有所缓解，而另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山雨欲来风满楼。作为小学生的我们，也开始跃跃欲试。虽然每个月只有20来斤粮食，还没放学就饥肠辘辘，就等着那每天一干一稀的地瓜粥果腹，虽然有海外关系的同学经常可以带着香港亲友寄来猪油炒面来当伙食，但我们仍坚定不移地相信，美帝国主义，台湾反动派亡我之心不死，地主老财的墙缝里藏着变天帐，就等着国军登陆，重新收回财产。总而言之，阶级敌人虎视眈眈，稍不留意，人民政权就会得而复失，到那时候，人们只能当牛做马，只能吃树皮草根，连地瓜粥都没得吃。

于是，课间时候，我们同学常常会聚在一起讨论阶级斗争新动向：如某某牌香烟的图案写着打倒共党的反标，某某自行车的车徽是国民党的党徽，等等，等等。大厦将倾，安静的书斋里竟容不下一张书桌。心动不如行动，我们几个小伙伴决定，要上街抓间谍。

我们敏锐地觉察到，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而且，间谍活动的地方应该是邮电通信这些要害部门。于是，我们就来到邮电大楼埋伏，以等蛇出洞以便捕捉，这是教科书级别的叙事，所以应用起来得心应手。

果然，有一天，我们发现有几个人“鬼鬼祟祟”地走入邮电大楼，他们互相之间不说话，只是用手势，眼神交流。一个领头的用手打了个手势，其他几人就紧跟着他行动，这不就是妥妥的间谍吗？于是我们决定分头行动，几个人继续跟踪，另外几人跑到旁边的派出所报案… …

然后就把这几个人给扣留了，一查，说是几个聋哑人出来逛街，其它就语焉不详。

后来，区教育局派人来给我们作报告。也是通行的三明治模式：首先肯定学生的思想觉悟高，然后是学生还是以课堂学习为主，为将来当好接班人作准备，最后还是表彰了一下学生的革命热情，要继续发扬光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