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的原因—“貧”之內涵 

自从有了人和人类，贫穷，就像一个令人恐怖的幽灵，始终困扰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种族”，莫不如此。中国历史的五千年，简言之，不过是一个与饥饿和贫困斗争的历史。迄今，世界上，处于贫穷状态、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口，仍然数以亿计。每到过年，政府部门，连同各方爱心人士，都不辞辛苦地给“劳苦大众”送温暖，也是在和贫穷作“最后的斗争”。 

如何铲除贫穷——这个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恶魔呢？在英国，亚当·斯密给出了放之四海的“标准答案”：分工与交换。分工的意义在于专业化，“业有专攻”，专业化一方面会带来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能发现生产的诀窍并带来技术创新。有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产品的产量将极大丰富，为此，每一个处于社会产业链上的人、企业和组织，并不是为了满足自我的需求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求而生产。一人有“鱼”，堆积如山的“鱼”，他自己是吃不完的，也吃腻了；他人有“熊掌”，两者交换，“鱼和熊掌兼得”，社会与人民的富裕，由此而来。 

分工带来富裕，斯密如是说；什么导致贫穷呢？“分贝”，中国古人说。解释一下，这个“分贝”不是声学中计量单位，而是“贫”之构成——“贫”由“分”和“贝”组成，“贝”在古代，是财富象征。由此，不难明白造字者的用意：个人和社会的贫穷，是因为“平分”社会财富造成的。孔子以及儒家相信：“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这一“理论”，使得中国人热衷于“平分”财产并导致中国社会陷入人类历史上最长期和连续的贫穷。 

古代中国之“分贝”，有两种途径，其一，分自己的家产；其二，分他人之财； 

分自己的家产，即析产制度。与日本、欧洲不同，中国的财产继承，是平均分配的。女性除外，男性无论出力多少，人人有份。这种做法，看上去公平合理，实际上，却走向了鼓励“懒汉”、鼓励“不劳而获”的反面。试想，一个家庭中，有人勤恳劳作，另一个人却五毒俱全、不务正业，可是，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却“一碗水端平”，人人均等。以后，那个出力多贡献大的人，必然要向“懒汉”看齐。 

“平分”家产的财产继承制度，一方面，使得财富难以积累。“一分而小，再分而衰，三分而竭”，一个大家族和大企业，三代之后，就财绝而亡了；另一方面，“平分”财富，与奖勤罚懒的正向激励相反，集体中的每一成员，都担心自己的贡献会被他人无偿“平分”，所以，都不出力，结果，必然走向“共同贫穷”。 

“分他人之财”，是指中国直到今天，也没有建立起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保障制度。皇权时代，皇帝及其代理人，可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查抄大臣家产，小老百姓，更不在话下。在西方，经营得法的商家以及贵族，富可敌国王——比国王阔多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却没有一个个人的财富，能和皇帝相比。并不是中国缺乏经营人才和自然资源，而是“人怕冒富猪怕壮”，一旦家大业大，让皇帝看上了，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小富即安”是最好的选择。受穷，谁也不愿意；可是，太富了，很可能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何苦呢。 

“在家怕兄弟”——家产平分制度，使得一个家庭里，最有才干、最能干、最能获得财富的人，不思进取；“出外怕皇帝”——私有企业的财产，始终在皇权集团以及各级官僚毫无节制的暴力威胁之下，在夹缝里艰难生长，何其缓慢。 

劳动，就其本质，可分为生产性劳动和分配性劳动。生产性劳动，能增加个人和社会的财富总额，分配性劳动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就像打麻将，一进一出，总量不变。社会的进步和富裕，必须将最大量的人力和才智，用于生产性劳动，减少和杜绝分配性劳动。中国社会之长期贫穷与落后，原因在于，太多的人将“勤劳和智慧”，投入到了分配性劳动——当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分配性劳动，远远大于生产性劳动的时候，“共同贫穷”，是唯一可以期待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不相信乾隆皇帝的日子，多好过。要是时间可以倒退，我也不当乾隆爷爷。因为，乾隆仅仅是极端贫困人群中的一个富人，而已。 

别想“分贝”，当你梦想“分贝”时，所能得到的只能是“贫”穷。“贫”之内涵，值得深思。

2010年2月17日星期三，大年初四，石家庄大哥家，13：00整。

一会儿吃饭，面条+西红柿鸡蛋。母亲做的，最好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