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天就是5月7号，这个日子将记忆的闸门再次打开。

1966年的5月7日，毛泽东在审阅一份来自军委的报告后写下一段批示返至林彪处，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其中针对学生的批示称：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段话在当时作为最高指示，自然如圣旨一般被顶礼膜拜，在全中国广为流传，甚至几乎人人都可以背诵。它对当时的学生，包括所有的大、中、小学生影响深远。从此，正常的教育被终止，原有的教学秩序被摧毁，无数学生在一片狂热的运动下被裹挟进一场由毛亲自打造的巨大的“共产主义试验”里。在这场试验中，人人都早已失去了自我，进而沦为螺丝钉、试验品，若论个中滋味，恐怕只有当年的亲历者才能有那种刻骨铭心的深刻体会。

此时正值文革前夕，我刚进入小学不久。

1966年5月至8月，随着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文革”正式开始，以批“三家村”为开端的大批判风潮涌起，接着便是鼓励学生起来造反，“造反有理”嘛！6月中旬，北京市率先出现学生串联、批判教师、贴大字报的情况，中学开始出现了系统性的停课。直到8月18日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进一步鼓舞了学生的革命行动，红卫兵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全国范围内的中学、大专院校几乎全面停课，学生转向“破四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串联”等活动。1968年8月，波及全国的“停课闹革命”达到高潮。

我所在的北京十一学校，一夜之间便从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跌下“神坛”，成了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温床、“联动”的黑窝。学校因此被砸，老师被批斗、抄家。

几乎所有小学生在家“赋闲”一年有余，学校回不去，家长们又忙着搞运动，终日无所事事，又无人监管，于是乎这帮停课在家的孩子索性混迹于社会，跟着一帮大孩子屁股后面“裹乱”。

毛终于发现了问题。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说停就停，说复就复，“收放自如”，可见由来已久。

大约一年后，北京开始实行“按片招生”、“就近入学”政策，其直接指导文件是《北京市革委会关于1968年中小学招生工作的意见》（1968年8月），之后全国陆续跟进。

所谓的“就近入学”，标志着中小学招生制度的重大变革，即：由考试选拔制转变为“划片、就近、免试”入学。当然，这政策的背后有着明确的政治导向，旨在破除“升学主义”、“唯分数论”等所谓的旧教育制度，同时打破原有的“重点学校”体制，推动教育的“阶级斗争化”和“平民化”，以及“工农子弟”优先招生等。

也就是说，虽然已经复课，但革命仍然要“闹”，美其名曰：“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自此告别了十一学校，被就近分配到胡同里的一所小学，“贵族”破落，贬为“庶民”。

记得当时小学里也到处弥漫着“批判资产阶级”和斗争“黑五类”的紧张气氛。也许是因为来自“十一学校”，“素质”养成略高，一进校就被当时的班主任看重，于是委以重任：每天在讲台前带领全班同学学习毛语录，还有“老三篇”，一本小红书当时被我背得滚瓜烂熟，许多“警句”至今还能脱口而出。

以现在的眼光看，当时的班主任是位20岁上下的姑娘，大约是师范才毕业，圆脸，两条长辫子，模样端正，但常常一脸严肃，偶尔遇到班里出现不开心的事，她会急得满脸通红。她拿我当作班里的好学生，成了可供大家学习的榜样。

最夸张的是，1968年，正是全国范围内“踢开党委闹革命”、“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高峰年。当时学校讲究的是：“革委会”一律采用工宣队、老师、学生“三结合”的管理模式，所以校领导班子里必须得有学生代表。结果阴差阳错，或许因为班主任的极力推荐，当时才小学二年级的我忽然就成了“革委会”领导班子的成员。当时全校召开“革委会”成立大会，同时“向毛主席报喜”，规模自然不能小，除了全校人员，全体家长也被邀请到现场观摩。当时坐在台下的姥姥一眼就看见我赫然端坐于台上，于是大惊，回家后忙问我是怎么回事？其实来龙去脉我也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会前简单向我交代了几句而已。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小学期间，最让我无法忘记的事有二：

第一件是全校批斗老师的一幕。当时我们班主任因事请假一段时间，由一位瘦瘦的女老师代理班主任，她长得清秀自然，戴一副眼镜，说话轻声细语，显得温文尔雅、知性十足。一天，学校通知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都去大操场开大会，没有提前通知内容，于是班主任带领我们来到操场，按顺序入场坐下，她则坐在整个班级的后面，便于关照自己的学生。

会议开始，就在所以人都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台上突然传来一声断喝：“把现行反革命、资本家的孝子贤孙XXX压上来！”刹那间我即刻反应，那不是我们班主任吗？扭头回看老师，她显然也被这突如其来吓坏了，惊恐之间，手足无措，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此刻已有几名男老师走到她的面前，喝令她站起来，并将她双手做反绑状一路压上台去。接下来的批判发言我完全没有听进去，只记得台上被“喷气式”压弯了腰的女老师，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和善可亲，她偶尔抬起倔强的头，脸上并无太多表情，但在我当时的眼里，那分明是一张“可憎恶”的脸！谁叫她是“现行反革命”呢？谁叫她是资本家的女儿呢？

这，就是宣传洗脑的力量，特别是面对一批尚未完全涉世的孩子！好人与坏人之间，全凭一句话，整个乾坤便颠倒过去，心中硕果仅存的唯有仇恨，而且“仇恨入心要发芽”（样板戏《红灯记》中铁梅语）……

说到第二件，则与我间接有关。那是一次在我们班级召开的批斗会，批斗的对象是一位任课老师。她年龄较大，一头花白的短发，样子与一位慈祥的大妈无异。那次批斗会班主任指定由我主持，但所有的批斗策划、会议程序和批斗发言都由学校其他老师们包揽，我只需照本宣科就行。座位上的同学更是一头雾水，只有旁观的份。

我至今仍然想不起那场批斗会怎么就发生了呢？似乎没有任何前兆，只记得当根据议程宣布“将地主婆XXX押上来”时，门外早已准备就绪的一众人气势汹汹，鱼贯而入，走在最前面的是被左右两人押送的那位老教师。随着押解到位，口号声随即响起，无非是“打倒XXX”、“XXX不投降就叫她灭亡”之类的狠话。接下来的批斗方式则是批判发言夹杂着无休止的质问，质问者厉声喝斥，老教师的回答如蚊声般小心翼翼，于是又招致更大的愤怒......那次批斗时间不长，后听说是因为那位老教师患有多种疾病，怕时间长了会出意外。

这是我在小学二年级亲身经历的“文革”，荒谬加荒诞。但它竟然就是那样大模大样、理直气壮地发生了，而且在很长时间里并不觉得哪里不对劲。可见当时中毒之深！

十几年后再回故地，那间小学校早已改作它用。老师们也早已不知去向。惆怅之余，内心惟感内疚的，是当年那两位被无情批斗的老师。而她们当时面对的，是一群让她们倍感操心、却又糊里糊涂、乳臭未干的孩子。不知她们当时作何感想？

倘若有机会再见到她们，一定会怀着深深的忏悔之心向她们真诚地道歉！请求她们的宽恕。

回想起来，当年的我如同木偶一般任人摆布，可其实看去，更像是小丑，遭人耻笑。

当年有记者采访民间学者、蜀人王康时问他：“当年你含冤入狱多年，如今想来究竟是谁的错？”

王康沉思片刻答：“是时代的错误。”

也许当年王康如此作答，或有难言之隐。然而，倘若只将错误归咎于时代，却不愿反省、不敢反省，或没有能力反省是谁人、又如何打造了那样的时代，这样的反思至少是浅薄的，而且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