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高按：《波士顿书评》网站在2024年大选进入最后冲刺之际，组织了一组文章，分别出自郝志东、倪世杰、程映虹、朱与非、严家祺之手，编为一个专题：《唇枪舌剑：2024美国大选你如何看？》。编者说：“特别选取几种有代表意义的观点，呈现给读者思考与讨论：美国到底怎么了？美国该何去何从？” 大选早已尘埃落定，胜负分明，但是如何看待二进白宫的川普和川普现象，争论方兴未艾，这些文章多数并没有让读者感到过时。 这里我选录德拉瓦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的文章《特朗普素描：与人斗其乐无穷》。中文世界一般人包括我，了解川普，多是从2015年开始，因为他那时决心逐鹿中原。在那之前，我看过他一些电视节目，对他那句“You are fired”记忆尤深，但除了知道他是一位虽未发财、却总能绝处逢生的地产商，了解甚少。而程映虹这篇文章，将我对川普性格形成、思想演变过程的了解，往前推溯了三四十年，实在读来很有兴味。
“输家”和“赢家”也是他评价美国与世界之关系的概念。1987年他在纽约一家报纸上刊登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批评美国政府扶植盟国的经济政策使得日本、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国家的普通人都成为富翁，这些国家“totally take advantage of America”(完全就在占美国的便宜)，而很多美国人却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美国领导人使自己国家成为被它的盟国暗地嘲笑的对象。 1988年11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邀请特朗普作为节目嘉宾。当时正值美国经济滑坡和老布什当选总统。莱特曼问，照他看来美国经济会不会崩盘？他说完全可能，美国经济充满危险的变数，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过得不错，他们过得不错完全是因为他们占美国的便宜。美国成了这场贸易游戏中的loser。他说日本就是如此，日本人在美国倾销汽车和家用电器，但却对美国商品和投资设置种种障碍，所谓自由贸易完全是单方面的。中东很多国家也是如此，他们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技术和投资，却高价向美国出口石油。他说美国每年因为这种不公平的贸易损失两千亿美元，这两千亿美元如果用在本国可以干很多事。 有关特朗普的一个错觉是认为他指出了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困境，以此赢得了大众支持。实际上他从80年代就这么说了：我们的政治家很多是傻瓜，是loser，他们让全世界都来讨美国的便宜，自由贸易是单方面的，美国的盟国一面充分利用我们的善意一面暗暗笑话我们的愚蠢和颟顸，就在世界上其他人的生活越过越好时美国普通老百姓却每况愈下，简直是terrible（极其糟糕），美国每年起码损失两千亿美元（这个数字不知他是从那里得出来的，多年未变过）等等等等。
特朗普现象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特朗普主义”的热议，人们都在预测他的“新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实现他选举中的诺言或者大话，地位和身份的改变又会对他产生多大的制约，或者恰好相反，这种改变会更助长他的自信从而让他在行使权力时更任性。 至今为止，特朗普主义还是美国主流政治中的异端，是一个表面上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例如根据他的言论和获得的相当一部分大众支持，可以说他是 populist（民粹主义的），但根据他本人的背景和内阁成员的任命，也可以说他是 plutocratic （财阀主义的）甚至是 crony capitalistic（裙带资本主义的）。 如果说基于各种因素的制约，特朗普很多国内外政策还有待于观察的话，特朗普现象或者特朗普主义中的一个核心成分是恒定的，可以预测的，这就是被他的世界观和个性所决定的行事方式。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斗”字。虽然国家领导人的世界观和个性都会多多少少反映在他们的施政中，但大概无人能否认，在这一方面，特朗普是最突出和让人担心的。 甚至可以这么说，特朗普的个人意志和行事方式与美国制度、惯例和主流文化之间的不和甚至冲突，以及特朗普政府和美国传统盟国的关系的莫测，将是特朗普政府最可预期的前景，与此相比他的具体政策走向都是次要的。 认识特朗普主义的第一个层面是用他通俗语言表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视生存斗争为第一要务、以输赢论人生和政治的世界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在他获得普利策奖的名作《美国生活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Life）中指出，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在英国产生，流行于欧洲，但却受到了宗教性更强的美国社会的欢迎（虽然按理说宗教性更强的社会应该会排斥达尔文主义），在美国有更多的信徒。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传播时，正值内战后美国的社会思潮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改革思想和平等主义（集中表现在反奴隶制）后向保守主义的回归，这一点和当今的美国有些类似。霍夫斯塔德说，当时美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基于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和淘汰的逻辑对任何感性的理念的传统的事物的公然拒绝。看来特朗普对任何正面价值的回避，就继承了这一点。 霍夫斯塔德的分析对我们认识美国社会的两面性很有参考价值。美国社会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普世宗教情怀举世无出其右，在它们影响下的美国国策和普通的美国人的行动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但美国同样是个人主义的天堂，推崇个人成功，重视个人利益。此外，美国奴隶制度发展和延续的程度以及后来的种族隔离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必须正视美国社会的这些矛盾，把这些矛盾视为人类本身的局限性，既不把这个国家阴谋化、妖魔化，也不要把它理想化、神圣化。 认识特朗普现象的第二个层面是他的个性和他的世界观之间的密切关联。他一方面视自己为生存斗争的幸存者和成功者，随着商业的成功其个性越来越自负，使得他最终决定参与竞选总统、成为人生最大赢家。但另一方面，生存斗争的世界观又使他一直在强烈的不安全感下生活，始终不能摆脱危机感。极端的自负和极端的不安全感，使得他的竞选语言带有一种浓厚的宿命和天启的色彩，自己成了弥赛亚——“我是唯一能拯救美国的人”（I am the only one who can fix the problem）——这是他竞选过程中包打天下、允诺把整个美国和那些未得利益者或者丧失利益者从loser 变成winner的一句话。他的所谓“大嘴”不是一种夸张的语言风格，而是实实在在地表现了他是如何看待自己与他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建立在极度的自恋、自大和自负之上的唯我独尊的人格，不能再从商业成功中获得满足；对财富的追求，对声望的追求，最后导向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这样一种动力下的追求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它难以接受既定的政治文化甚至制度规范的约束，导致对舆论、制度和传统的藐视。它超出了一般政治家都具有的鲜明个性和人生追求的范围，甚至超出了所谓“政治强人”的概念，是一种在商业社会中产生的现代社会极权型领袖人格，很接近二十世纪一些被美国主流政治视为专制独裁者的外国政治家。 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所谓“挑战建制和精英”，在特朗普现象中更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它是从外部对民主制度的侵蚀，而不是民主制度内部的制衡和调节。即使它不能达到颠覆这个制度的程度，但起码可能造成对这个制度严重破坏性的后果。特朗普就任一个月，行政当局匆忙出台的强硬的反移民政策就遭到联邦巡回法庭的否决。而特朗普毫无妥协和迂回地采取了对着干的姿态，不但像他以往那样对诉讼对手扬言“法庭上见”，而且称联邦法官为“所谓的法官”，其言行不但完全不像一个理解和尊重美国制度、以国家大局为重的领导人，甚至缺乏基本的修养和教养，似乎还生活在那个可以无视公共形象的地产商人的世界中。 这样一个“斗”字当头的人一入主白宫，就把输家和赢家的心态和作风带入美国制度内部的复杂运作，引起了一场其后果有可能产生宪政危机的政治分裂，这无论对美国和世界都绝非福音。 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教训之一就是手中握有大权的统治者的专横和一意孤行对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影响。这个历史会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重演吗？一方面，美国的制度设计固然防止了这种现象的出现，美国根深蒂固的独立于政治权力的公民社会也仍然健康有力；但另一方面，美国社会的危机和分化是显而易见的，民主制度下党派政治的畸形发展和斗争的激化也已经危及这个制度本身；尤其重要的是大量普通选民对二十世纪在其他一些国家出现的那种政治现象基本没有免疫力，作为选民，他们在社会危机下能否做出超越个人利害关系的理性的选择，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心的未知数。 重温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两句话此刻非常有意义。第一句是“真相比虚构更离奇。”对很多人来说特朗普的当选就是如此，看似不可能的结果就是发生了。对此我们要有更多的心理准备，美国的制度可能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像保险箱那么牢固。第二句是：“历史不会重演，但其主旋律会周期性出现。”这里的历史，指的就是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可能正在经历世界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