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改革，先從整肅媒體業開始

沙皇

在當代社會，許多人對“新聞自由”存在一種普遍但危險的誤解：他們認為只要媒體數量眾多，言論自由就得到了保障。然而事實遠非如此。真正的新聞自由，不在於媒體數量的繁複堆砌，而在於新聞機構的獨立性與真實報道的能力。而這一切的前提，正是要縮減、乃至徹底取消官方媒體的存在。

實際上，在美國這個新聞自由度頗高的國家，報紙的數量卻十分有限。比如，在筆者所在的公司，辦公室之間流通的不過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以及一兩份本州本地的報紙。不是公司沒錢訂報紙，而是就這麼多報紙可訂閱。不是數碼時代紙媒式微，而是百年來一直這樣。這樣媒體的集中並非限制了言論，而是通過高標準的新聞職業倫理和市場機制，維護了信息的質量與公信力。

相反，中國報紙數量之多令人咋舌。各地街頭報攤上均可見大報小報許多。以筆者的故鄉杭州為例，有“錢江”打頭的日報、早報、晚報若干，有“杭州”打頭的報紙若干，更有“浙江”打頭的報紙許多，還有一批全國性報紙，以及強制攤派到學校荼毒學生的中國青年報。

報紙泛濫，信息冗餘嚴重 。這種媒體過剩導致內容同質化，重複報道浪費資源，公眾難以提煉有價值的信息。部分報紙為博眼球，熱衷聳人聽聞或碎片化報道，削弱深度分析空間。更甚者，有些報紙，比如中國青年報，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或受利益驅動，傳播不實信息或隱性宣傳，擾亂社會認知。

在媒體亂象中，中國青年報的惡劣行徑尤為突出。中國青年報早已背離了新聞媒體的職業倫理，淪為迫害異己、顛倒黑白的工具。該報污衊誹謗哈佛博士陳琳，對他人格、名譽和事業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更令人髮指的是，中國青年報不僅在國內進行輿論迫害，其觸手還延伸至海外，通過海外網警和代理人破壞陳博士揭露真相的努力，還試圖殺人滅口，在紐約行刺（未遂）。這種從文字暴力升級到物理暴力的行徑，充分暴露了其恐怖組織的猙獰面目。

今日，當社會上要求體制改革的呼聲日高時，建議中國政府從整頓媒體格局開始。建議中國政府大幅削減官媒數量，優先取締像中國青年報這樣以傳播謊言、施行迫害為主要職能的媒體。同時，應該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讓公眾看到正義的迴響。剩下的媒體則應朝着非政府控制、社會信任、專業獨立的方向發展。

新聞自由從來不意味着信息無序泛濫，而是要在制度保障下實現真實、獨立、多元的傳播環境。削弱直至取消官媒，是中國媒體生態走向健康的起點，也是邁向真正新聞自由不可繞過的第一步。只有如此，社會才能真正擁有“自由而負責任”的言論空間，也才能為未來的體制改革打下堅實的輿論基礎。

國家新聞出版署能有所作為嗎？ 

 沙礪 

 國家衛健委對協和醫院醜聞的果斷處理，展現了“有法必依，有錯必糾”的作風，令人欣慰。然而，轉向國家新聞出版署（以下簡稱“新聞出版署”），我們卻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

2002年，《中國青年報》捏造證據，誹謗歸國哈佛博士陳琳，雖被第三方媒體揭露真相，新聞出版署至今未對《中國青年報》及其相關人員作出任何處罰。這不禁讓人質疑：新聞出版署究竟能否擔當重任？ 

 新聞出版署的不作為可能有以下原因： 首先，2002年信息傳播受限是重要因素。當時尚未有社交媒體或熱搜平台，中國青年報的惡劣行為未引發廣泛輿論關注。缺乏公眾監督與強烈聲討，新聞出版署的行動動力自然減弱。這暴露了監管機構對輿論壓力的依賴。 

 其次，新聞出版署可能被中國青年報的謊言蒙蔽。回顧“哈佛博士事件”，該報慣於編造謊言。若新聞出版署曾嘗試調查，卻被虛假說辭誤導，誤以為其行為未違法，便可能中止追究。這反映出其在信息核查與虛假報道鑑別上的不足。

 最令人擔憂的可能性是，新聞出版署明知真相，卻因高層指令而“鞭長莫及”。若抹黑陳琳博士的行動來自更高層，新聞出版署即使清楚中國青年報違反新聞法規與國家法律，也可能因無法干預而擱置。此情景不僅挑戰法治精神，更動搖新聞監管機構的獨立性。

 新聞出版署的無所作為，使中國青年報逍遙法外，繼續發表誹謗文章，最終毀掉陳琳博士的聲譽和職業生涯。這位本可在計算金融與量子計算領域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專家，因此無法施展才華。這不僅是個人悲劇，更是國家損失。 

 古訓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如今，“時候”是否已到？面對中國青年報長達二十餘年的惡行，新聞出版署還能繼續沉默嗎？ 作為新聞出版的最高管理機構，新聞出版署肩負維護新聞真實、打擊虛假信息、保障公民權益的重任。若連二十多年前就已經坐實的造謠誹謗都無法處理，其公信力何在？其職責何存？

新聞出版署有責任徹查中國青年報及其涉事人員，依法嚴肅處理。這不僅是對受害者的遲到正義，也是對新聞行業的撥亂反正，更是對國家法律尊嚴的維護。 我們期待新聞出版署效法國家衛健委，展現“有法必依，有錯必糾”的魄力。只有果斷行動，才能回應公眾關切，捍衛公平正義，讓“善惡有報”在現實中得以彰顯。國家新聞出版署，行動的時刻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