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女孩” 與環保政治

以色列國防部長卡茨（Israel Katz）6月8日指示國防軍不得允許氣候保護活動人士通貝里（Greta Thunberg）所在的船隻抵達加沙海岸，他下令說，必要時採取一切措施確保做到這一點。卡茨表示，為防止哈馬斯走私武器，以色列不允許任何人突破海軍對巴勒斯坦領土的封鎖。

卡茨在一份聲明中還表示，“我已指示以色列國防軍採取行動，阻止‘馬德琳號’抵達加沙。我要對反猶分子通貝里及其同夥明確表達：你們最好掉頭，因為你們不會到達加沙。”

據《耶路撒冷郵報》援引消息人士的話報道，貝通里所在的船隻目前正駛向以色列方向，預計在未來48小時內抵達加沙海岸。人們預計，以色列將進行攔截。

格蕾塔·通貝里2003年1月3日出生，瑞典青年活動人士、政治活動家和激進環保主義者。 2019年12月11日，美國《時代》周刊宣布，通貝里獲評《時代》2019年度人物。 2019年12月13日，通貝里入選2019全球最具影響力女性榜。

2018年5月，15歲的格蕾塔在瑞典一家地方報紙的氣候變化徵文比賽中獲勝。

2018年8月，她開始在瑞典議會大廈前抗議，發誓要一直抗議到瑞典政府達到世界各國領導人2015年在巴黎達成的碳排放目標為止。

她舉着一個寫着 “為氣候罷課”的牌子，開始每逢周五的罷課行動，並呼籲全世界的學生加入她的行列。

她的抗議活動在社交媒體上傳播開來。隨着支持她的人越來越多，世界各地也開始了其他罷課活動，並以#FridaysForFuture（為未來周五罷課）為標籤廣泛傳播。

到2018年12月，全世界有超過2萬名學生加入了她的行列，他們來自澳大利亞、英國、比利時、美國和日本。她也積極參加在歐洲各國的氣候罷課示威活動，並選擇乘搭火車來儘可能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但她努力宣傳的環保理念並沒有得到所有人的認可。

2019年9月她出席了聯合國氣候會議後，美國總統特朗普似乎語帶譏諷說她：“必須管好自己的怒氣問題”。

面對美國總統的冷嘲熱諷，格蕾塔表現出超乎自己年齡的冷靜、理性與幽默感。她把特朗普總統的話，寫在自己推特的自我介紹中。幾周后，當俄羅斯總統普京稱她是一個“善良但見識淺薄的少年”時，她又加進了自我介紹。

2020年1月，美國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Steven Mnuchin）告訴格蕾塔，在教訓投資者應該如何投資之前，還是先去學好經濟學吧。

在面對政界大人物的冷嘲熱諷之外，格蕾塔還要面對普通人對她暫停學業投身環保的不理解與批評。

環保政治興盛的原因

環保政治在歐洲高歌猛進，不僅表現在環保運動和綠黨的發展，而且還促使其他傳統政黨在政治議題上吸納綠色政治的理念。由此，環保主義在歐洲已經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正確色彩。環保政治得以興盛的原因是什麼呢？

首先，從參與主體來看，環保政治得以興盛，很重要的一點是獲得了青年群體的支持。事實上，青年與環保政治的結合併非偶然，二者存在着相互支撐的緊密關係。從歷史上看，肇始於上世紀60年代的全球左翼青年運動，不僅為環保政治提供了思想理念，而且也為其提供了政治組織網絡。例如，德國的左翼學生運動在60年代末陷入停滯後，便逐步與環保運動、反核運動相融合，其左翼思想也與環保運動中的“綠色理念”相結合，為當代環保政治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和堅實的理論基礎。與青年運動一樣，環保政治從一開始就訴諸一種“世界主義”理念，試圖超越現行的民族國家體制，在全球範圍內形成相應的制度運作機制。為此，環保政治需要一張全球性的組織網絡，以向世界各國政府及國際組織施加壓力。與此同時，青年群體的特殊性也與環保政治的普世理念相契合。青年群體普遍對政治社會現實缺乏經驗，對公共政策背後的利益衝突也缺乏充分考慮。他們往往只擁有理想主義情懷，而這種情懷顯然與環保運動所蘊含的理想主義不謀而合。當他們參與到環保運動中時，他們自認為是在為全人類伸張正義，具有至高無上的神聖性，進而忽視了物質利益層面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

其次，在意識形態層面，環保主義（environmentalism）理念為民眾提供一種宗教的替代品。據蓋洛普民測顯示，近年來，在歐洲，傳統的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信仰者數量正在下降，而教徒對宗教禁令的遵守也不如以往嚴格。在傳統宗教不斷式微的背景下，環保主義事實上提供了一種新的世俗化宗教，填補了許多歐洲青年和新中產階級的精神世界，讓他們的人生重新獲得秩序和意義。

從思想根源上看，環保主義其實是對基督教理念的一種反抗。1967年，著名歷史學家林恩·懷特(Lynn White,1907-1987)在《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一文中指出，《聖經》的戒律使得基督教成為世界上最以人類為中心的宗教，這是一切環境問題的根源。與其他宗教“萬物有靈”的理念不同，基督教確立了人與自然的“二元論”，即人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是上帝的旨意。這種具有進步意涵的歷史目的論，雖然為現代科學奠定了思想基礎，並推動了工業革命的發生，但由於其嚴重扭曲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從而導致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

對於環保主義者而言，在以人類為中心的基督教遺產根深蒂固的情況下，科學技術也無法解決目前的生態問題，因此人類需要一套全新的環境價值觀。首先，環保主義將地球作為信奉的神靈，並認為人類出現之前地球所處的自然狀態是一個伊甸園。但隨着人類的出現，尤其是工業化的推進，原初的伊甸園遭到嚴重破壞，人類因此成了地球的罪人。為了獲得救贖、重返伊甸園，人類必須遵守有關“可持續性”的戒律。同時，與基督教一樣，環保主義也有其先知和領袖，如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和“環保公主”桑伯格，他們成功地樹立了環保主義者的行為典範。更重要的是，環保主義將信仰放置於比科學和理性更高的位置。對於在生態問題上持不同觀點的人，環保主義者成功地將其塑造成“異教徒”的形象，並視之為全人類的公敵。

除了觀念的重構之外，環保主義在組織建構和行為修養方面也有所建樹。像基督教一樣，環保主義建構了一個個志同道合的團體，並賦予他們崇高的環保使命。通過組織生活，環保主義者能夠在群體中獲得認同感，從而更加堅定了內心的虔誠。在行為規範方面，環保主義者需要遵循許多行為準則，如提倡素食主義、減少飛機出行、使用低功率電器等。這些行為準則與摩西十誡一樣，成為規訓環保主義者的律法，不僅讓他們內心深處多了幾分敬畏感，更讓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重建起個體的普遍性價值認同。

最後，從現實政治的需要來看，環保政治所提供的普世話語，不僅為歐盟的政治整合提供了強大的意識形態資源，也為歐盟引領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正當性。對於歐洲的一體化進程而言，經濟一體化一直以來都是最強大的驅動力。但隨着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這一進程日益面臨着右翼民粹主義的嚴峻挑戰。從歐債危機、歐洲議會選舉、難民危機再到英國脫歐，右翼民粹主義政黨不斷通過民族主義和身份政治加強本國國民認同，拒斥歐洲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以經濟為中心的歐盟一體化進程變得愈發困難，而能夠為歐盟提供政治凝聚力的恰恰是左翼環境政治。歐洲的環境政治在繼承和發展了歐洲傳統的世界主義的同時，也與當代的“協商政治”理念相結合，從而塑造了一種新的歐洲認同。尤其是隨着綠黨和各類環保運動的興起，環保不僅成為塑造以歐盟為中心的協商機制的一種話語，而且也成為歐盟在全球政治中建立領導力的一張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