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单点纸媒《南方周末》做独家访谈，这是美国向中国显示它的新闻自由标准。美国的大学新闻学院，如史丹福大学、加州伯克莱大学等在招收新闻业访问学者的时候，也同样展示相同的标准，《南方周末》所在的南方报业集团近年来就有多名记者被这些大学招收为访问学者。申请这些大学的重要秘诀就是要符合它们的意识形态。看看历届被录取者名单就知道了。

        《南方周末》是靠异地监督起家的，通过记者在外省调查报道，该报曾把数名广东以外的问题干部拉下马。现在，异地监督受到限制，于是《南方周末》的生存空间受到挑战。那么，中国的舆论空间整体来讲到底如何呢？

        首先我要说的是，在中国做媒体比西方要难。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媒体不再由政府财政拨款负担开支，而要自负盈亏，因而要肩负两种任务：一是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社会效益”，二是以盈利为目标，并成为纳税大户的“经济效益”。用中国的新闻业术语说就是“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因此，在中国做媒体的难处就在于，既要让政府满意，还要赢得市场——让读者买账。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是有限的。媒体不能监督同级和上级政府，也不能异地监督。也就是说，市属媒体不能监督市政府和省及中央政府，以及外地政府，只能监督区级和以下政府。中国各级政府的宣传部被新闻记者戏称为“不准宣传部”。南方某市一位宣传部长无奈地说，其实，宣传部并不是不让媒体做某些批评性报道，但不知道为什么媒体就不敢报。那是因为中国媒体是国有企业，每一级的记者都怕犯政治错误，政治不正确，饭碗就保不住了，所以，几乎每一个记者都自觉地给自己套上一个“纸枷锁”，神经绷得紧紧的。由于缺乏批评，有关政府的报道往往枯燥乏味，与之相比，娱乐新闻、体育新闻和国际新闻在中国异常火爆。

        这种情况不是一概而论的。中国政府对媒体的管制紧宽程度以报纸最严，然后依次为电视、电台、杂志和网络。很多尖锐的批评报道往往见诸杂志和网络。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的舆论也在不断走向自由。20年前，中国流行小说作家王朔在作品里戏谑地预测中国的未来：“物质极大丰富，人民为所欲为。”20年后的今天情况也基本如此了。由于网络的发达，民众发表言论的渠道广了，生活中不仅什么话都敢说，在网上也基本如此。

        一切都在发展。中国有美国的批评也好；没有，也无妨。当中国有一天实现真正的言论自由的时候，美国才面临真正的大国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