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电脑上的卷宗，看到的又是一份关于问题少年的个案。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在不同的卷宗中反复出现：家庭冲突、暴力指控、省儿童与家庭服务厅的介入。 

这是一户华裔家庭，母亲、16岁的彼得，以及彼得的继父。彼得涉嫌性骚扰母亲，继父则涉嫌对彼得施暴。 

卷宗长达百余页，其中大量篇幅被公文格式的表格占据，各类工作人员的笔录和报告交错叠加，信息多处重复。然而，尽管材料繁多，却无法呈现这户家人内心的恐惧、愤怒与无奈。 

这份卷宗交到我和一位新同事手中，由我主导整体工作，新同事协助处理部分事务。这户家庭的母亲和继父虽然能应付日常英文交流，但难以理解政府公文的语言。作为团队中唯一通晓中文的人，我自然而然成为他们与政府沟通的桥梁。 

这份卷宗记录的故事始于六年前。彼得随父母从中国北方的一座城市移居温哥华。最初几年，一家人的生活安稳，父亲在外工作，母亲操持家务并照料彼得的学业。他们的生活与许多新移民家庭别无二致。 

六年过去，彼得的家庭经历了剧变。两年前，他的父亲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去了加拿大东部，留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他走得平静，无争吵、无告别，只留下每月准时汇来的彼得抚养费。彼得的母亲靠着积蓄和抚养费生活，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彼得身上。她渐渐习惯了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唯一的寄托便是彼得。 

直到她遇见赵先生。赵先生的出现，让她意识到，或许她不必再独自承受风雨。经过一段时间相处后，她决定带着彼得搬进赵先生的家。 

最初，一切风平浪静。彼得与继父之间并无亲近之情，却保持着客气的距离。然而，从去年开始，彼得变了。继父察觉到了，母亲也感受到了。彼得对他们的亲密举动表现出明显的排斥。继父察觉到彼得那若即若离的敌意。彼得的母亲起初以为这只是青春期的反应，但渐渐地，她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彼得的异常举动只在继父不在家时才会出现。例如，他会突然抚摸母亲的敏感部位。她惊愕又愤怒，厉声呵斥。然而，彼得却毫无悔意。有几次，当她正在更衣或洗浴时，彼得突然推门而入，甚至去摸她的……。 

她的恐惧日渐加深，以至于不敢与儿子独处。每次更衣或洗浴前，她总要反复确认门是否锁好。然而，她发现浴室的门锁常常无故损坏，让她愈发不安。她不敢在丈夫不在家时更衣或洗浴，生怕发生无法预料的事情。 

她无数次想告诉丈夫，彼得的行为越来越反常，但每次话到嘴边，都被羞耻与恐惧压了回去。她在这两种情绪之间小心翼翼地生活，清楚自己正一点点被消耗。直到那天，彼得的一个举动让她彻底崩溃。她再也无法承受，终于忍无可忍地将一切告诉了丈夫。 

丈夫怒了，把彼得叫到跟前，质问他为什么骚扰他的母亲。对于继父的质问，彼得矢口否认，转头盯着母亲。她脸色苍白，微微颤抖着，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继父再次质问彼得。彼得转身离开，丢下一句话：“你管不着。” 

这句话激怒了继父。他猛地揪住彼得的肩膀，把他狠狠按在墙上，挥拳要揍他。彼得的母亲扑过去，死死拽住丈夫的胳膊，阻止了丈夫的进一步暴力。 

事后，彼得与继父形同陌路。他恨继父，也恨母亲，私下联系了生父，诉说自己被继父殴打，却只字未提自己对母亲的不堪行为。 

不久，省儿童和家庭服务厅收到彼得生父的投诉，称彼得的继父对他施暴。省厅派人上门调查彼得的家庭，工作人员分别与彼得、他的母亲和继父单独谈话。然而，彼得隐瞒了自己曾对母亲做出的不当行为。 

之后，工作人员通知彼得的母亲和继父，他们将对彼得的家庭环境进行评估，以确定该环境是否适合他继续居住。在评估期间，省厅将采取“暂时监护”（Temporary Removal）措施，将彼得安置在临时寄养中心，并请专家评估其心理和精神健康状况。 

听到这个决定，彼得的母亲绝望地失声痛哭，继父目瞪口呆，而彼得则惊恐万分。他没想到，自己的告状让他无家可归了。 

读完电脑里的卷宗后，我拨通了彼得母亲的电话，并简单介绍了自己。我告诉她，彼得暂时被安置在寄养中心，但她仍然是他的监护人。如果她想见儿子，我和助手可以安排他们母子会面的时间和地点。但有一个条件——她的丈夫不得探望彼得。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她理解。 

探视那天，彼得的母亲按约来到我的办公地，在会客室等着，目光始终盯着门口。门终于打开，彼得在我的助手引领下走了进来。他看见母亲，眼神随即闪躲，脸上毫无表情。 彼得的母亲立刻唤了一声彼得的中文名字，站起身，朝他走去，伸手想抱住他。然而，彼得轻轻侧身，避开了她的触碰。 

我示意母子坐下。他们落座后，既没有眼神交流，也没有说一句话。我告诉他们，此次会面时间为一小时，然后我和助手退到隔壁房间，在那里可以观察到会客室，将这段时间留给母子二人。 

一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会客室。彼得的母亲正低声对他说着什么，语调急切，显然是在抓紧最后的时间。而彼得始终沉默，低着头，目光落在地面上。看到我和助手进来，彼得的母亲站起身，彼得也随即起身。我随口问道：“聊得怎么样？”彼得毫无表情，他的母亲则显得有些尴尬。 

我对彼得的母亲说：“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如果你以后想来看彼得，只需提前告诉我们一声。” 

母子俩跟随我和助手走出门外，来到停车场。彼得拉开助手的汽车后车门，坐了进去。上车前，他没有看母亲一眼。汽车缓缓驶离。彼得的母亲站在原地目送，泪水无声滑落。 

我陪着彼得的母亲回到会客室。她哽咽着问：“彼得能回家吗？” 

我告诉她，省厅需要考虑她的家庭环境是否适合彼得回家，还要请专家评估彼得的心理和精神健康状况，同时也要考虑她丈夫的态度。我提醒彼得的母亲，未经省厅许可，彼得目前不能与继父见面。 

彼得的母亲喃喃道：“我脑子很乱，……我既不能没有丈夫，也不能没有儿子。” 

我看着她犹豫不安的神情，试探着问：“如果彼得回家，和你们一起住……你觉得他的行为会改变吗？” 

她怔住了，抬起头看着我，沉默不语。我猜测，她也许知道答案，只是不敢说出口。 

接下来的几周，彼得和母亲见了几次面，但两人之间依旧冷淡。母亲想找机会缓和关系，主动和他说话，可彼得总是沉默，很少回应。 

省厅的决定最终下来：彼得离开母亲和继父的家，被安置进寄养系统。彼得的母亲听到消息时，出奇地平静，仿佛这一切早在她的预料之中。她的眼泪早已流干，现实把她推到了必须做出选择的岔路口，而她只能站在丈夫那边，留在那个至少还能容纳她的家。继父的态度更加冷淡。他对省厅的决定不置可否，不愿沟通，更不想参加任何所谓的家庭辅导。彼得的去留，他不再关心，也不想再为这个问题费心。省厅曾提议把彼得送到生父家，可生父却一口回绝，说家里情况不适合接纳彼得。 

寄养家庭成了彼得新的住处，但他从未把这里当成家。他不信任养父母，也抗拒心理和精神科专家的帮助。他封闭自己，用沉默筑起一道墙，将所有人挡在外面。 

六年前，彼得随父母从中国移居到温哥华。六年后，他的原生家庭已在岁月中瓦解，父母再婚后组建的新家庭已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虽有容身之所，却觉得自己被所有人遗弃了。 

（草拟于2013年12月，修改于202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