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SMAX】上周五發表羅伯特·扎佩索奇尼的觀點：德國必須銘記歷史，避免破壞性領導。羅伯特·扎佩索奇尼是作家, 同時也是一名醫學研究員, 不寫作時,  為紐約的一家醫學研究公司工作。德國選擇黨(AfD)近年來獲得的支持不斷增加, 讓他想到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和給德國和世界帶來的災難。他寫道：

20 世紀的歷史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凡爾賽條約》塑造的。德國的戰敗和隨後的經濟崩潰為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創造了條件，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大屠殺。

然而，不同的領導人在關鍵時刻可能會改變事件的進程。

其中一個時刻是德皇威廉二世的父親腓特烈三世的早逝。如果他再活 20 年，德國的歷史可能會有所不同。

作為一位自由主義傾向的君主，腓特烈三世與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女兒維多利亞公主結婚，他欽佩君主立憲制並支持民主改革。他的長期統治可能會使英國和德國結成緊密的聯盟。

相比之下，威廉二世的海軍軍備競賽疏遠了英國，導致英國於 1904 年與法國結盟，1907 年與俄羅斯結盟。1890 年，他解僱了奧托·馮·俾斯麥並放棄了與俄羅斯的《再保險條約》，為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包圍並最終垮台奠定了基礎。

今天的教訓：領導力至關重要

正如過去的領導失敗導致不穩定和衝突一樣，今天的政治決策將影響德國未來的穩定。德國選擇黨 (AfD) 已發展成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在前東德。

雖然經濟不滿促使 AfD 受歡迎，但其崛起也受到歐洲懷疑論、文化焦慮和對主流政黨的失望的推動。自 2013 年成立以來，德國選擇黨一直穩步獲得支持，從 2013 年大選的 200 萬張選票增長到 2025 年大選的 1000 多萬張選票。

德國選擇黨利用了 2015 年難民危機，當時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開放了德國邊境，並宣布“Wir schaffen das！”（“我們能做到！”）。

德國基本法（第 16a 條）保障了庇護權；但是，它並不強制要求公民身份。

隨後的政策變化使許多 2015 年的難民成為德國公民，政治反彈愈演愈烈。2024 年，德國政府將入籍要求從八年減少到五年，進一步加速了入籍。

歐盟國家之間缺乏協調的負擔分擔機制，給德國帶來了不成比例的壓力，加劇了國內的不滿情緒。

德國選擇黨選民並不是鐵板一塊；他們的支持既源於經濟擔憂，也源於文化恐懼。許多工人階級選民感到被主流政黨拋棄，尤其是在東德。

德國主流政黨應該努力通過強調基本民主價值觀來融合移民，包括婦女權利、LGBTQ 權利和宗教寬容。

德國選擇黨崛起的一個危險方面是其將極端主義言論正常化。幾位德國選擇黨領導人就德國的納粹歷史發表了有爭議的言論。

例如，德國選擇黨資深人物 Björn Höcke 將柏林的大屠殺紀念館稱為“恥辱紀念碑”。同樣，該黨聯合領導人 Alice Weidel 批評了德國的紀念文化，使用了“Schuldkult”（“罪惡崇拜”）一詞。

該黨還公開宣傳“重新移民”等概念，暗示強制驅逐不符合其德國身份認同願景的移民和入籍公民。

該黨的矛盾也顯而易見。儘管該黨推崇傳統家庭價值觀，但愛麗絲·魏德爾與斯里蘭卡出生的薩拉·博薩德是同性婚姻，並在德國和瑞士都有住所，她和家人都住在瑞士。

在不同國家擁有雙重住所，同時擔任國家公職，會產生利益衝突，特別是在稅收、政策影響和國家忠誠度方面。儘管如此，德國選擇黨還是成功地將自己塑造成了德國民族和文化遺產的捍衛者。

2024 年，德國國內情報機構憲法保衛局 (BfV) 贏得了另一場針對德國選擇黨的法律戰，使其能夠維持該黨作為“可疑”極右翼極端組織的分類。這一分類允許該機構對該党進行監視。

為了應對極端主義運動的崛起，德國主流政黨必須做的不僅僅是組建大聯盟。雖然弗里德里希·默茨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與奧拉夫·舒爾茨領導的社民黨之間的合作可能會暫時阻礙德國選擇黨的選情，但歷史表明，僅靠廣泛的政治聯盟是不夠的。

選民需要真正的解決方案：所有地區的經濟機會、低通脹、降低能源成本、負責任的移民政策以及堅決反對歷史修正主義。如果主流政黨不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德國選擇黨很可能會在未來的選舉中繼續取得進展，威脅德國民主的穩定。

此外，歷史責任要求年輕的德國人認識到承認過去的重要性，同時也支持以色列的生存權和自衛權。雖然德國人不必同意以色列的每一項政策，但他們必須尊重以色列是一個自主決策的主權國家。

如果過去的德國領導人做出了不同的選擇，20 世紀可能會大不相同。今天，德國必須選擇能夠解決問題的領導人，以免公眾的失望導致破壞性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