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生命自然起源 —— 渺茫的期望

生命究竟是怎樣起源的？客觀地說，明智的進化論者都迴避討論這個問題（達爾文本人也從未公開嘗試回答此問題），他們會“巧妙”地指出，生命的起源不是進化論的研究範疇，這究竟是為什麼，相信讀者在讀完這一節後，就會領會其中的原因。說生命的起源不是自己的研究範疇是一回事，但是進化論者很難否認他們的信仰（第十節詳細討論）的終極推理必然是生命需要自然起源；如果不是這樣，生命的起源就需要牽涉某種自然界以外力量的創造，那進化論所孜孜不倦研究的生物由低到高的逐步進化的意義就會大打折扣，這一點是進化論者迴避不了的。不是嗎？進化論從其形而上的根基里就是要千方百計地避免一位超自 然的創造者。

在進化論的信仰框架下，“化學起源說”（Chemical Origin of Life）是被很多學者接受的生命起源假說。該假說是由前蘇聯生物化學家亞歷山大·奧巴林 （Alexander Oparin）最先提出。這一假說認為，地球上的生命是在早期地球溫度逐步下降以後，在極其漫長的時間內，由非生命物質經過極其複雜的化學過程，一 步一步地從分子級別演變而成的。

著名的“米勒-尤里實驗”，是由芝加哥大學的史丹利·米勒（Stanley Miller）與哈羅德·尤里（Harold Urey）於1953年主導完成的。米勒在他的實驗中假設在生命起源之初大氣層中只有氫氣、氨氣和水蒸氣等物，其中並沒有氧氣，當他把這些氣體放入模擬的大氣層中並通電引爆後，發現其中產生了些某些類型的氨基酸及糖類、脂質。我們知道氨基酸是合成蛋白質的基本單元，而蛋白質是生命存在的形式，因此他認為生命從無到有的理論將可以確立了，證明生命是進化而來的。 但米勒的實驗有很多的疑點，例如所使用的能量大小、不同氣體的配合等。因為他所假設的大氣層組份不能被證明是原始的大氣層組份，所得的結果就是不確定的。實驗所要求的缺氧的條件對實驗結果十分關鍵，因為在有氧的環境下像氨基酸一樣的化合物是“不穩定”的。還有關鍵的一點是實驗所產生的氨基酸都是左式與右式的混合，而我們知道生物體蛋白質中的氨基酸只會是左式。米勒實驗證明，在特定的條件下，由無機物合成小分子有機物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也僅此而已。

從那次實驗開始，後續類似的實驗還在進行。如1958年西德尼·福克斯（Sidney W. Fox）和原田薰（Kaoru Harada）將氨基酸熱共聚在高溫（約140-180°C）的條件下生成具有多肽鏈的“類蛋白”結構。1964年，他們又在實驗中用甲烷流經氫氧化銨等繼而在約1000°C的條件下生成了十二種氨基酸。同樣，對上述實驗條件模擬原始地球自然環境的有效性，科學界不是沒有質疑的。

我們知道，生命的基本組成單位——細胞，從結構組成到內部功能全部都要依靠蛋白質來實現，蛋白質分子是由氨基酸組合成的長鏈經過三維摺疊形成的。即使自然條件下可以生成氨基酸，就一定會得到所需的蛋白質分子嗎？其實從氨基酸到蛋白質還差的很遠。組成生命的氨基酸一共有20種；每種氨基酸又存在左式和右式兩種形式，而組成生命的氨基酸全部是左式。為了說明問題，我們來看看一個由150個氨基酸組成的蛋白質分子，單憑隨機組合可以生成的概率。

隨機取150個氨基酸，每個都是左式，其概率為1：10^45（10^45表示數字一後有45個零，下同）。150個氨基酸每個之間又必須都由肽鍵結合，其概率為1：10^45。由150個不同種類的氨基酸排序經過摺疊形成能夠具有功能的蛋白質分子其概率經估算為1：10^74 （據美國加州拜歐拉大學的分子生物學教授DougAxe所著 《Undeniable: How Biology Confirms Our Intuition That Life Is Designed》）。所以由全部左式氨基酸經肽鍵按特定可具有功能的排列結合，形成一個150個氨基酸的長鏈並摺疊成型為蛋白質分子的概率近似為1：10^164。這個概率是什麼概念呢？物理學家估算宇宙的原子總數約為10^80個，所以1：10^164的概率可看為在宇宙中拿出一個原子做上標記，讓實驗者連續兩次在宇宙中隨機抽取原子，他連續兩次在宇宙的所有原子中均抽中那個被標記原子的概率。（數學中把低於1：10^50的概率事件發生認作“荒誕”。）

在這麼低的概率下，有人做過估算，在理想實驗條件下（如無不利實驗成功的雜質，適合濃度、溫度、壓力、光照等，自然界一般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如果假設在原始地球表面布滿各種氨基酸的“海洋”里進行 每秒鐘10^41次組合的嘗試，每個組合的嘗試持續一秒鐘，以地球年齡為46億年計算，在46億年內也只能嘗試約10^58次，離概率成功要求的10^164次嘗試還相去甚遠。

然而這只是隨機生成一個生命所需的蛋白質分子的概率（或所需時間），生物學告訴我們，最簡單的單細胞生物一般由250到400種蛋白質分子組成，每個蛋白質分子又含有300到400個氨基酸。

而這還遠遠不是問題的全部，即使是最簡單的單細胞生物，這250種到400種不同種類數量巨大的蛋白質分子必須有序組合和相互作用才能支持這個細胞的生命，這包括細胞生存需要的基本結構、新陳代謝、及細胞繁殖需要的分裂（二分裂法無性繁殖）。用一個單細胞的細菌為例，下圖展示了它的基本結構，所有的這些結構必須同時具備、相互配合（參見第四節“不可簡約的複雜性”）才能使細菌生存及進行繁殖。

1953年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成為了打開理解生命的遺傳機制大門的鑰匙，從此遺傳機制開始在人類面前逐漸揭開了它神秘的面紗。在這一年的4月25日，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的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自然》雜誌發表了名為《核酸的分子結構——DNA的結構》的論文，論文闡明了DNA（脫氧核糖核酸）大分子的結構，是在由糖類與磷酸藉由酯鍵相連組成的雙螺旋長鏈骨架中間，由含有四種鹼基A、T、G、C的右式核苷酸兩兩配對（A配T、G配C）而構成；我們平常所說的遺傳編碼就是指在特定位點的特定A、T、G、C鹼基。下圖展示了DNA的原子級別的基本結構:

DNA可組成遺傳指令，引導生物發育與生命機能運作，其主要功能是資訊（信息）儲存，可將其比喻為“藍圖”或“配方”。其中包含的指令，是建構細胞內其它的化合物，如蛋白質與RNA（核糖核酸）所必需。帶有蛋白質編碼的DNA片段稱為基因。其它的DNA序列，有些直接以本身構造發揮作用，有些則參與調控遺傳訊息的表現。

在後續的分子水平的生物學研究中，DNA在細胞內的作用機制被進一步闡明，以細胞分裂必須的DNA複製過程（細胞必須將自身基因組中的DNA複製，才能使子細胞擁有和親代相同的遺傳訊息）為例，下圖示意了其基本機制：

在此複製過程中，兩條DNA長鏈會先在解旋酶（一種蛋白質）和其它不同種類蛋白酶（如拓撲異構酶、單股結合蛋白）的幫助下分離，之後一種稱為DNA聚合酶的酵素（一種蛋白質），會分別以兩條長鏈為依據，合成出互補的DNA序列。該酵素可找出正確的外來互補鹼基，並將其結合到模板長鏈上，進而製造出新的互補長鏈。由於DNA聚合酶只能以5’到3’的方向合成DNA鏈，因此雙螺旋中平行但方向相反的兩股（分別稱為前進股和延遲股），具有不同的合成機制，其中延遲股必須先複製出小的片段，再經由連接酶（一種蛋白質）“縫合”。在複製時的速度可達每秒100個核苷酸，舊長鏈上的鹼基序列決定了新長鏈上的鹼基序列，使細胞得以獲得完整的DNA復製品。當然在DNA複製時細胞體內還有嚴格精密的多重糾錯機制，以保證複製鏈和母鏈的嚴格匹配。糾錯機制非常複雜，人類對它的認識才剛剛開始，這裡就不作介紹了。

在Youtube上有一個3分27秒長的視頻《DNA replication (DNA複製機制)》，用簡化的形式展現了DNA複製這一奇妙的過程，對理解該過程很有幫助。

就其功能而言，DNA大分子在細胞的構成和新陳代謝中起到了蛋白質分子合成裝配說明書的作用，從DNA中的信息到蛋白質分子的形成可以類比為一台細胞內的生物3D打印機，是DNA中的基因信息（可理解為一維編碼）表達為蛋白質分子（可理解為三維結構）的過程。此過程分為兩步，即“轉錄”和“翻譯”。第一 步“轉錄”是遺傳信息從DNA流向RNA的過程，即以雙鏈DNA中的確定的一條鏈為模板， 一個基因（DNA中的蛋白質編碼片段）被讀取並被複製為mRNA（信使RNA）的過程。在轉錄時以A、U、G、C四種核糖核苷酸為原料，在RNA聚合酶（一種蛋白質）催化下通過與一系列組分構成動態複合體，完成轉錄起始、延伸、終止等過程合成mRNA。在蛋白質合成的第二步，攜有一個長序列編碼的mRNA在進入核糖體（一 種蛋白質）後，按每三個相鄰編碼（即密碼子）的順序與不同類型的tRNA（轉運RNA）反密碼子環上的三個編碼匹配，組裝出氨基酸長鏈序列（即“翻譯”，也就是用mRNA上每三個相鄰編碼在tRNA的幫助下從20種可供選擇的氨基酸中選出一種，放在長鏈的特定位置上），然後長鏈在空間進行三維摺疊（目前分子 生物學對摺疊機制還不能提供清晰描述）以形成具有生化活性的蛋白質 （同樣在蛋白質合成時也有相應的糾錯）。下圖示意了“翻譯”（蛋白質合成第二步）的基本機制：

也是在Youtube上有一個2分41秒長的視頻《From DNA to protein – 3D》，用簡化的形式展現了DNA中的基因指導蛋白質合成的過程。

描述了這麼多，細心的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了，拋開機理的精密複雜不論，單從所需材料的方面討論，無 論是細胞繁殖所必須的DNA複製，還是細胞生存所必須的蛋白質分子合成，都需要DNA和蛋白質的同時存在，它們互相支持互為因果。缺少了蛋白質的幫助，DNA無法複製；缺少了DNA的信息指導，蛋白質在細胞體內無法生成 （這又是一個“不可簡約的複雜系統”，在第四節有詳細討論）。現在我們要問生命化學起源學說的支持者，你們的化學起源是先起源了DNA，還是先起源了蛋白質呢？這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顯然會讓化學起源學說的支持者撓頭不已。

近年來化學起源又推出了所謂的“RNA世界”（The RNA World）學說。“RNA世界”一詞則是由諾貝爾獎得主沃特·吉爾伯特（Walter Gilbert）於1986年提出，該假說認為，地球上早期的生命分子以RNA先出現，之後才有蛋白質和DNA；這些早期的RNA分子同時擁有類似現在DNA具有的遺傳訊息儲存功能，以及類似現在蛋白質具有的催化能力，支持早期細胞或前細胞生命的運作。先不討論RNA分子如何自然出現，這又牽涉到自然條件下形成具有可複製自己、又有可指導蛋白質合成能力的RNA極低的概率問題（同樣是研究在特定位置的特定編碼的長序列，概率分析方法與上述氨基酸長序列相同）。進而，RNA分子是根據什麼機理開始可以自我複製呢？RNA分子又是根據什麼機理開始可以產生蛋白質呢？我們希望它不是藉助於和化學起源論者一樣的綿延不絕的想象力。

同時需要注意，現在所有的實驗觀察都指出RNA單鏈分子不穩定，較難長期保持其結構而不降解，這無疑給化學起源說又帶來了新的難度。退一步說，即使DNA、蛋白質、RNA分子在自然界中可以同時具備，自 然是怎麼知道DNA、RNA上的編碼序列（即信息，第七節、第十節詳細討論）該是什麼樣的呢？自然又是根據什麼原理把它們裝配到一個細胞的身體裡呢？自然不是盲目的隨機的嗎？人類傾其六、七千年的文明積累和矢志不渝代代傳承的對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至今離完全理解DNA的編碼秘密和細胞級別相關的生化奧秘尚有萬里之遙，更何談在實驗條件下裝配出第一個人造活體細胞；自然單單靠一次次的試錯就最終能拼湊出編碼序列並用一堆原料裝配出第一個生命細胞嗎？我們看到的是單單靠隨機試錯，在地球可能的年齡範圍內，極有可能的是自然連一個具有功能的小型蛋白質分子都難以形成。我們理解的自然恐怕在它能力容許的範圍內，連把一個螺栓正確地裝配到螺母上的能力都沒有，不管讓它嘗試46億年（據研究的地球年齡）還是138億年（據研究的宇宙年齡），它真有能力生成化學起源論者所希冀的第一個細胞嗎？

德克薩斯大學的生物化學家Gordon Mills和舊金山州立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家Dean Kenyon評估“RNA世界”時說：“RNA確實是奇妙的分子，然而RNA世界假說就要另當別論。我們看不到它可以確立的根據，它甚至都不能稱為有希望”。

近年來興起的“自組織”理論 （Self-organization）是另一個進化論者傾向於使用的用以支持生命自發產生 （及後續進化）的可能性的理論。“自組織”是指“在沒有外部指令條件下，從最初的無序系統中各部分之間的局部相互作用，產生某種全局有序或協調的形式的一種過程”。該理論例舉非生物界中如有結構規律性的雪花花瓣、石英晶體等的形成，以及生物界中的如氨基酸肽鏈摺疊形成三維蛋白質分子的過程，進而說明在自然界中存在從無序到有序的天然機制。

然而我們要指出的是，首先，對於生物系統中的所謂的“自組織”，如蛋白質分子的摺疊機制，將其定義為“自”組織似乎為時尚早，目前分子生物學對摺疊機制還不能提供清晰描述，它極有可能是一個需要依賴其它類型分子參與的“不可簡約的複雜”系統。其次，對於非生物界中的有結構規律性的存在，其實我們只要明白它們和生命所要求的“特殊複雜性”（Specified Complexity）的差距，就足以將它們排除在進化論者希冀的證據之外。為什麼這麼說呢？雪花花瓣、石英晶體等結構的規律性確實存在，但這種規律性無論是在“特殊性”還是在“複雜性”上，與無論是DNA上的信息，還是蛋白質的分子結構及功能所表現出的“特殊性”、“複雜性”在程度上存在天壤之別，根本不在一個比較的量級上。自然界中的結構規律性是由於物質的物理化學特性在特定的條件下自發形成，這沒有錯，但是據我們的觀察這些結構的規律性是有限度的，它不過就是將一個特定的最小結構單元多次重複而型成，在雪花花瓣、石英晶體的層次之上從未發現過基於那些層次的更複雜的結構；然而生命組份中的“特殊性”、“複雜性”與單純的結構規律性卻恰恰相反，生命組份中的“特殊性”、“複雜性”是建立在層層的“特殊複雜性”之上的“特殊複雜性”。據此不難看出，進化論者如用這些結構的規律性支持他們的生命自發產生及進化的主張，相當有可能又犯了先師達爾文無限延伸、認為量變必定導致質變的錯誤。

英國數學家及天體物理學家弗雷德·霍伊爾爵士（Sir Fred Hoyle）在1981年面對《自然》雜誌的採訪時指出，較高等生命形成的幾率，相當於一陣龍捲風掃過垃圾場並從中組裝出一架波音747的幾率。根據霍伊爾爵士的分析，無機分子自發形成細胞生命的可能性約為1：10^4000。

進化論者無疑想彌補這麼低的概率給他們造成的理論鴻溝。理查德·道金斯在《盲眼鐘錶匠》這部書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他應用計算機程序模擬“隨機”生成一段為“Methinks it is like a weasel”的信息（算空格一共28個字符長）的概率；該信息純隨機可得到的概率約為1：10^40 （換言之，大約要試錯10^40次才可成功），然而道金斯用他的程序模擬得出的結論是只用了43代的試錯！但是他的這個方法和結論具有相當大 的誤導性。

筆者想提請讀者看到的是，道金斯的計算機程序是“偽隨機”。他先為程序設定了那個28個字符長目標句子，然後用程序模擬運行，若是在特定的字符位置程序隨機提供的字符與目標句中的字符經比較相符，程序就會把那個字符保留下來，接着模擬下一個字符（即他所謂的“累積選擇”），這樣顯然可以使模擬的試錯次數大幅度降低。然而，就是在同一部書中，道金斯反覆強調進化的自然機制是隨機的、盲目的，那麼自然界哪裡來的“目標句”呢？自然界又從哪裡來的“比較”機制呢？自然怎麼知道面對一堆單細胞的藻類和細菌，進化的下一步目標是什麼，進而通過比較留下符合它的目標的每一步進化呢？道金斯用他的那些計算機模擬程序支持他倡導的進化思想，他是在無意或有意地自欺欺人。如果他是無意，那說明道金斯的思辨水平還有極大的提升空間；如果是有意，那道金斯就缺乏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SirKarl R. Popper）所說的“知識份子的正直”（intellectual integrity）。

可以說，進化論者盡力迴避生命起源的話題是相當有自知之明的，這裡是他們的死胡同（在自然主義哲學前提下，自然起源是唯一的必然選擇），在這裡可以使我們得以清晰地一睹進化論信仰潛藏的荒謬性。就我們已知的地球上的生命形態，生命的自然的化學起源是極為不可能的，那麼就極有可能有一位生命的創造者，這將使得所有所謂後續的物種間進化都成為多此一舉，所有所謂現代進化論物種間進化的研究都將成為鏡花水月。

第六節. 胚胎發育重演論（Recapitulation Theory） —— 一場學術欺詐

大多數人曾經聽過這個“胚胎發育重演論”（也稱“復演說”）的說法，：人類的胚胎在子宮發育的頭幾個月 的過程中經歷（或重演）了不同的進化階段，例如像魚那樣有腮，像猴子那樣有尾巴等等。胚胎重演理論作為進化論的證據出現在很多書籍中，特別會被各類百科全書和進化論推廣者使用。

究其歷史，該假說是十九世紀早期由德國解剖學家約翰·弗雷德里希·梅克爾（Johann Friedrich Meckel）等提出，後由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於十九世紀後半葉大力主張和推廣。該學說稱動物胚胎的發育過程，從受精到妊娠（或孵化）會經歷和該動物遠古祖先成年個體進化相似的過程，即高 等動物胚胎的發育階段會經歷相似於成年低等動物的形態。海克爾在他“傑出”的創作中描繪了魚、蠑螈、海龜、雞、豬、牛、兔和人類胚胎發育的三個階段，這些胚胎之間的相似性看起來似乎能夠支持達爾文的說法，即認為所有生物都有一共同祖先。

然而很多單純的讀者不知道的是，為了加強他證據的說服力，海克爾刻意欺詐性地修改了由其他科學家繪製的人類和動物的胚胎，以增加不同物種胚胎之間的相似之處，並隱藏其不同之處。1874年海克爾的德國同行萊比錫大學的解剖學教授威廉·伊斯（Wilhelm His Sr.）就曾指控海克爾涉嫌欺詐行為；海克爾大學時代的導師、著名病理學家魯道夫·菲爾紹（Rudolf Virchow）也曾公開批評海克爾的進化論思想缺乏憑據。

1997年倫敦聖喬治醫院和醫學院的講師、胚胎學家邁克爾·理查森（Michael Richardson）在《解剖學和胚胎學》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中進一步揭露了這個刻意的騙局。理查森說，他總覺得海克爾的圖畫是有問題的，因為“這些圖畫與他自己所了解的魚類、爬行類、鳥類和哺乳動物胚胎各部的發育速度不相符。” 因此他組織了一個國際研究小組專門對多種嵴椎動物胚胎的外部形態進行研究和拍照，研究與海克爾圖畫在同一個階段的胚胎。研究小組收集了39種不同的嵴椎動物的胚胎，包括澳大利亞的有袋動物、波多黎各的樹蛙、法國的蛇以及英國的鱷魚等動物的胚胎。他們發現，不同物種的胚胎差異非常大。事實上，這些胚胎的差異是如此之大，海克爾的圖畫不可能是按照真正的胚胎樣品畫出來的。研究小組發現，海克爾不僅添加、刪除和篡改胚胎的結構，而且他還刻意改變了胚胎各部的比例。以下圖片展示了理查森研究小組關於對應生物胚胎的照片（圖片下半部分），與原始海克爾圖畫中對胚胎的描述（圖片上半部分）的對比：

理查森在接受《泰晤士報》採訪時說：“這是一個最惡劣的科學欺詐。一個被認為是偉大的科學家卻故意誤導大眾，這是令人感到非常震驚的。這讓我很生氣…他（海克爾）所做的就是，將人類的胚胎的圖畫複製，把它當作蠑螈、豬和其它動物的胚胎，相同發育階段的胚胎看起來很相似，但事實上它們並不相似…這些胚胎圖畫都是偽造的。”

一個關於海克爾其人的事實是，他大力支持達爾文的進化論，是德國優生論（Eugenics）思想的奠基人 （激進的優生學學者提倡通過人為的手段，對某族群之中特定的人群限制生育，被納粹德國全面推廣）。由於他的主張具有濃厚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 （海克爾曾說“政治就是應用中的生物學”，現今互聯網上仍可找到他用陰暗的筆觸描繪的所謂低等進化人類種族與猿類相似的圖畫），讓進化生物學牽扯上種族主義、法西斯和納粹主義，反而對進化論的推廣不利，很多學者都對他不齒，因此有人稱他是“進化論的豬隊友”。

哈佛大學當代進化論學者史蒂芬·古爾德（Stephen J. Gould）評論海克爾的繪圖說： “一個世紀以來不動腦子的反覆出版，導致這些繪圖頑固地占據了當今大量——如果不是絕大多數的話——的教科書，就這一點而言，我認為我們的確有權利感到驚訝和羞恥…… （他們已經犯下了）學術謀殺。”

作為本節的結束，我們在這裡也要發問，邀請讀者共同思考：單從邏輯的角度出發，即便相似生物的胚胎階段具有某些相似性，就真的能證明所謂的進化嗎？這兩者存在必然的邏輯聯繫嗎？（在第十節中有詳細討論。）

第七節. 人類與黑猩猩共祖 —— 一場學術誤導

進化論宣揚人類與靈長類動物有共同祖先，在達爾文的時代，他們的論據主要是基於生物形態學，即他們基於人類和靈長類動物的身體構造相似而得出二者具有共同祖先的結論，然而明顯地，這從達爾文的進化論誕生的第一天起就面臨着中間類型化石缺失的困難（詳見本文第三節）。隨着當代特別是二十世紀後半葉以來基因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的發展，進化論者宣稱他們在這些新興的科學領域都為進化論找到了證據。這其中最有影響力的莫過於他們應用基因學的研究指出人類和黑猩猩享有共同祖先。

在這個進化論統治的時代，信息和知識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都被進化論體系把控操縱。如果讀者查閱維基百科上“人類演化歷程”的詞條，以下這兩段話就會呈現在讀者的眼前：（註：下劃線為筆者加入。）

“人類演化歷程記錄了人及其祖先在發展與演化過程中的重要事件，還包括對可能是人類祖先的物種的簡要介紹。但其中並不包含生命起源的內容，只是描述從生命誕生直至演化為人類的可能歷程。本條目的內容都基於對古生物學、發育生物學、形態學的研究，以及解剖學和遺傳學的數據。對人類演化的研究是人類學的一個重要分支。

目前已有壓倒性的證據支持演化的真實性，學界普遍認為演化是事實，而不僅僅是理論或假說，對於進化論的真確性，存在有強烈的科學共識，演化以外任何關於物種起源或人類起源的學說，目前都不獲支持。絕大多數的科學社群和學術團體，都認為進化論是唯一能完全滿足在生物學、古生物學、分子生物學、遺傳學、人類學及其它各領域中所觀察到的現象的理論。截至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反對進化論且經過科學方 面同行審查的論文，名列科學與醫學期刊搜索引擎PubMed當中。”

在上述兩段中，如果我們逐一審視每一下劃線處這個詞條編輯者的措辭，相信讀者不難體會出個中的微妙之處，不難看出進化論者在解釋他們的中心議題即所謂的“人類演化”時，多少有那麼一些主觀的人為意願掩埋在字裡行間。

再請讀者查閱另一個相關的維基百科上的詞條“人科”： “人科（學名：Hominidae）又稱猩猩科（Pongidae），是生物分類學中靈長目的一科，包括智人和所有已滅絕的人類及所有猩猩，現存2亞科、4屬、8種。在早期的分類法中，人科僅包括人類，而猩猩則被分入猩猩科，後來的研究釐清各物種的演化關係，猩猩科便成為人科的異名。長臂猿科是人科最親近的旁系群，二者組成人猿總科。”

從這裡不難看出，起先（大概在進化論被普遍接受以前吧）學者認為“人科僅包括人類”，但“後來的研究釐清各物種的演化關係”，現在的“人科”就是“猩猩科”。換句話說，在現今進化論的框架下，人類就是“高級的猩猩”。

在進化論信仰框架下近年來的基因科學的研究無疑為“人類就是高級的猩猩”的思想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筆者注意到在2002年1月美國《科學》雜誌上的一篇題為《人類與黑猩猩DNA序列的比較與分析》（《Construction and Analysis of a Human-Chimpanzee Comparative Clone Map》）的論文，該論文得出的一個結論就是“黑猩猩與人類的DNA相似度為98.77%”。

繼而，2005年美國《科學》雜誌評出年度十大科學進展位列第一的是“黑猩猩DNA與人類DNA極度相似”。該雜誌描述說“一個國際團隊公布了人類的近親黑猩猩的基因組圖譜。與已獲得的人類基因組圖譜進行比較，…。 基因組數據證實了我們與黑猩猩的親緣關係： 在這兩個物種可被對比的區域，我們在核苷酸上的差別只有約1%，…。 但在黑猩猩的DNA中，對比人類來說，存在令人驚奇大塊的非編碼區的插入或刪除，這樣致使兩個物種的DNA差異約為4%。” （經查證這是基於同年英國《自然》雜誌9月1日的一篇論文《Initial sequence of the chimpanzee genome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human genome》）。

現如今如果讀者在互聯網上查一下，不難找到類似“黑猩猩和人類DNA相似性為99%”這樣的標題。如於2005年9月中國科學院的網站上刊出的文章《黑猩猩和人類基因組的DNA序列相似性達到99%》中，就說“研究顯示，黑猩猩和人類基因組的DNA序列相似性達到99%” （中國科學院刊出的這篇文章是對上述2005年《自然》雜誌研究結果的引用）。這一結論也被進化論者四處宣揚，作為人類是從低等靈長類動物進化而來的證據。

然而“黑猩猩DNA與人類DNA極度相似”並不是事實，並且離事實相差得太遠，這是進化論者無意或有意地對大眾的誤導。為什麼這樣說呢？讀到這裡還沒有失去耐心的讀者請繼續往下看。

先從人類的DNA的介紹開始吧。人類個體幾乎每個細胞的細胞核里都有23對（46條）染色體，每個染色 體內有有一條DNA（脫氧核糖核酸）雙螺旋長鏈（長鏈經過捲曲纏繞盤附形成為染色體）。DNA是在由糖類與磷酸藉由酯鍵相連組成的雙螺旋長鏈骨架中間，由含有四種鹼基A、T、G、C的核苷酸兩兩配對（A配T、G配C）而構成，核苷酸的尺度在8到10個原子之間，而每兩個相鄰的核苷酸之間相距約有2到3個原子。人類的基因組裡共有約31億個鹼基對。在這31億個A-T，G-C的編碼對中，目前發現約有3%的編碼對具有可以編碼蛋白質或RNA的功能，這樣的編碼對片段大約有2.5萬多個，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基因。剩餘約97%的編碼對組成的其它許多片段，占DNA的絕大部分，稱為控制區（或非編碼區），它們的主要作用 是對基因功能的實現進行調控。所有的這些染色體都被包裹在直徑大約只有20微米的細胞的細胞核內。如果把單個細胞內23對染色體上的DNA分子拉直並頭尾相接，長度大約有2米。成年人個體約含有3.7*10^13（10^13表示數字一的後面有13個零）個，即37萬億個細胞，如果把這些細胞內的DNA都頭尾相接，可以在地球和太陽之間來回穿梭約220次。光線從太陽發出到地球要走約8分鐘，這個定義我們生命有機體的操作系統信息的長度如果用光線來測量，從頭到尾需要光線走約60小時。下兩圖分別示意了染色 體和DNA在細胞內的位置，以及人類的23對染色體的（經染色標識後的）形態。（而DNA的細節結構在第五節的圖二中有顯示。）

DNA上的編碼從根本上來說是信息，即指導生命表達的信息，其中基因段定義材料（各種蛋白質、RNA），而控制段定義方法（調控）。通俗地說就好比菜譜，裡邊的信息有的定義食材（雞胸肉、土豆、洋蔥、八角、姜、植物油、辣醬、醬油、糖等），有的定義工序（雞肉對土豆比例、先放雞肉或先放洋蔥、大火小火、辣醬對糖比例等）。兩個菜譜即使定義使用相同種類的食材，但由於菜譜里定義的工序不同，炒出來的菜的口味會有很大的差別。

人類胚胎從一顆受精卵里的一套染色體開始，在DNA的指導下逐漸經過細胞的分裂和組織、器官、系統的分化，最終在母體內形成一個完整的人類個體並且具有獨立的意識。說人類的DNA編碼和它所在的細胞是這個宇宙中的最複雜的系統，是一點也不為過的。人體的形成的初始就好比一台在母體內的微型3D打印機，由一個細胞（受精卵）內的一套染色體上的指導信息為起點，用母體提供的能量和物質“打印”出一個新的生命。如果我們明白像3D打印機這樣有信息指導的精密的設備是不可能在自然界內隨機生成的，那麼就不難推測出由DNA上的信息指導生成的精密複雜得不可思議的人體也不可能是籍由自然隨機生成的。需要提起讀者特別注意的是，由於人類DNA編碼總量太過巨大，基因區與控制區的相互作用機制在現階段基本不明，現代科學還遠遠沒有釐清這個超複雜系統的詳細作用機理。

在2002年1月《科學》雜誌的那篇論文裡，科學家團隊在黑猩猩的染色體中取出64,116個DNA片段（作為起始，經過一系列處理及篩選以滿足比較的需要，細節見原論文），每個片段約300個編碼，在誤差率千分之一的的標準下，用NCBI-BLAST方法與人類的基因庫的DNA序列進行對比，其結果有19,813,086個位點進行了對比，這其中有19,568,394個位點是相同的，由此計算出兩者相似度為19568394 / 19813086 =98.77%。（其中NCBI：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Information 即“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信息中心”，BLAST: Basic Local Alignment Search Tool 是一個用來比對生物序列的一級結構（如不同蛋白質的氨基酸序列或不同基因的DNA序列）的計算機算法）。用這個98.77%的結果支持“黑猩猩DNA與人類DNA極度相似”的觀點看似很科學對吧? 其實不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1). 黑猩猩每個細胞核里有24對染色體，其基因組裡共有約33億個鹼基對，從整體形態上與人類的就存在很大差異。

2). 人類基因組的測序並未全部完成（“人類基因組計劃”截至2005年估計完成了全部序列的92%.　剩餘如染色體着絲粒和端粒附近用現有技術測序存在困難，所以沒有進行）。相信對黑猩猩基因組的測序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3). BLAST算法是一個為了提高比較速度而犧牲了比較精度的算法，應且每組約300個編碼片段的尺度太小 （在兩個長序列里，越小的對比片段越容易找到匹配）。

4). 比較數目占總體比例太小，19,813,086個位點只相當於30億的不到1%。

5). BLAST研究方法的前提就具有局限性，它要求從兩套DNA中隨機拿出許多片段，而不管這些片段是在基因區還是在控制區，還是各占一部分、所占的比例是多少。諷刺的是“blast”的中文有“打碎”的意思，它確實是把兩個整體的東西打碎，而只比較它們之間零散碎片的相似性。

6). 基因遺傳學對DNA編碼的理解才剛剛開始，對於主要研究對象人類的約2.5萬多個基因和DNA上約97%的控制區間相互作用機制的理解，無論從廣度上還是從深度上可以說還十分狹隘膚淺。

這最後兩點對理解用98.77%相似度的結果支持“黑猩猩DNA與人類DNA極度相似”的結論的非科學性最為重要，有必要再深入解釋一下。BLAST研究DNA相似度的方法從根本上就是只看信息使用的零散的材料片段，在遠遠沒有理解信息所傳遞意義的前提下，進行的對比。比如這裡有兩句英文，分別是A和B:

A). “All aspects of the evidences for evolution theory have been weighed on the scales and found notwanting.”

B). “All aspects of the evidences for evolution theory have been weighed on the scales and foundwanting.”

其中A句有104個字符（包括字母、空格和句號），而B句有100個字符（包括字母、空格和句號）。如果我們只比較B和A間字符的差別，那B和A的相似度為100/104 = 96.2%。但是稍微有英語知識的人都知道，這兩句話語意上的相似度幾乎為零，它們倆的相異度幾乎為100%。在不明白信息承載的意義的前提下，只憑信息所用的載體材料（即字符）進行比較，就會得出它們的相似度很高的結果。BLAST研究DNA相似度的方法就是這樣一個在不明白信息承載的意義時逐點比較A、T、G、C編碼（材料）的淺層次的方 法。（另外，在終結BLAST的時候，順便給出B句的中文翻譯： “經過檢視發現進化論證據的所有方面都缺乏其所需的說服力。”）

2005年9月1日《自然》雜誌的那篇論文用的也是BLAST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與2002年1月《科學》雜誌的論文的結論也相近；基於以上分析，以此證明“黑猩猩DNA與人類DNA極度相似”也是不科學的。

如果不是採用像BLAST這樣對隨機片段材料的粗略的比較，而進行相應染色體上DNA的逐段比較，就不難發現黑猩猩和人基因信息的巨大差別。如2010年1月《自然》雜誌刊登的名為《黑猩猩和人類Y染色體在結構和基因內容上的明顯分歧》的論文 （《Chimpanzee and Human Y Chromosomes Are RemarkablyDivergent in Structure and Gene Content》）里，作者列出了在人類Y染色體上鑑別出的78個基因，和黑 猩猩Y染色體上鑑別出的37個基因，兩者光從基因數目就相差53%。在黑猩猩的MSY區（雄性特異性區域），只包含了人類MSY區域中三分之二的獨特的基因或基因簇，以及一半的蛋白質編碼轉錄單位。再如遺傳學博士Jeffrey Tomkins和生物學博士Jerry Bergman在2012年就人類與黑猩猩DNA對比這個課題，回顧了那些已出版的文獻；當他們把所有DNA數據都作為考察對象（而不是僅僅針對那些預先篩選好的DNA部分片段）進行研究後，他們指出：“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人類與黑猩猩基因組的相似度不會高於87%，甚至不會高於81%。”

最後要特別提出的是，前邊已經介紹了人類是23對染色體，而黑猩猩是24對染色體。對於這個染色體形態存在的根本性差別，進化論者顯然也準備好了“對策”。很多進化論者宣稱人類的類人猿祖先有兩條染色體融合而變為一條人類的2號染色體，致使人類只有23對染色體，而黑猩猩保留了這個共同祖先的24對的數目。筆者在這裡要指出的是，從現在我們對染色體融合後出現的情況看，這樣染色體融合產生後代還能代代延續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這樣的染色體異常形態很難在群體中被長期保持。

在人類當中存在一種“染色體羅氏易位症”（一種人類染色體融合疾病），攜帶這種易位症的患者只有45條染色體，但他們的外表和有正常染色體的人沒有區別（表型正常）。“羅氏易位”是由兩個“近端着絲粒染色 體”分別在其着絲粒附近斷裂並產生融合形成一條新的異常染色體。兩個起始染色體都丟失了各自的短臂，因為丟失的信息不多，這樣產生的精子或卵子還可以受孕，胎兒也可以存活。“羅氏易位”的發生率在新生 兒中的幾率是千分之一。但是這樣的人在人群中，成年後有大概率是與正常人（具有46條染色體）婚配生 育，產生下一代仍是“羅氏易位”患者的概率只有1/6 （另外有較大概率致流產或先天畸形 ）。如此類推，每代都是這種情況，經過多代後其遺傳效果就會消失。憑藉這個對人類染色體融合情況的理解，不難推測即使在遠古時代有一個類人猿個體由於染色體融合而產生了23對染色體，它於它所在的種群中即使可以產生後代，其融合的形態在多代後就會消失，很難遺傳下來，更別說推廣開來而形成一個新的物種。

為我們所熟知的動物界的馬和驢雜交的後代騾子，也體現出染色體對數不匹配的親代所產生的子代繁殖率極低的特性。馬的染色體是32對（64條），驢的染色體是31對（62條），而產生的子代騾子有63條。在形成生殖細胞的減數分裂中，第一次分裂前期細胞內染色體要進行兩兩配對，這樣配對的兩條染色體（即同源染色體），形態大小都相同，一條來自父方，一條來自母方。可是對於騾子體內染色體32+31的組合方式，減數分裂無法將其中的一條染色體配對，四分體時期會發生聯會紊亂，不能正常產生配子，所以騾子可育性非常低，幾乎不可育。像騾子這樣的個體，由於這種生物體內自帶的生殖隔離機制，在自然界中一般不超過兩代就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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