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中國農村的地獄之旅（1）

徐振華 曲阜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人民公社制度：毛改造中國農村的實踐  

到目前為止，有關農村人民公社的緣起之解釋，凌志軍曾梳理出三種，即“意識形態說”、“吹出來說”，以及“工業化引起了糧食緊張”等說法。“意識形態說”強調人民公社主要是中共意識形態指導下的政治需要。凌志軍否定了這種用意識形態偏好來解釋公社化之興起的說法。他認為：“歷史學家常用意識形態的原因來解釋鄉村公社化的進程，似乎很少注意到利害的機緣。事實上不論多麼理想主義的政權都無法離開物質的基礎。這在共產黨開國初年、政權尚未穩定的時候，更有其客觀的必要。國內萬象更新，連續幾年沒有戰事，工業漸漸繁榮，城市人口膨脹，政權機構亦迅速地擴充起來，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將大範圍地開展。然而情形並不樂觀，因為所有的輝煌都離不開一個東西，這就是農民生產的糧食。如果沒有糧食，人的生存都會失去根基，政權亦將成為一座空中樓閣。可是現在偏偏就為糧食的匱乏所困擾。” 胡繩曾表示，農村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是從工業化引起的”，凌志軍某種程度上贊同胡的看法。

有關“吹出來說”，據凌志軍引述劉少奇的回憶，“‘公社’一詞是‘吹’出來的。‘有我、恩來、定一、鄧力群’，‘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凌指出，據薄一波的回憶，這次火車上海闊天空的談話，時間為1958年4月底。當時，劉少奇在火車到鄭州車站時曾要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回去實驗，吳遵命執行，在全國公社化運動開展兩個多月前的1958年7月20日，將河南省新鄉縣七里營鄉的26個高級社合併組成了七里營大社，管轄3萬多人。兩周后，毛澤東提出，要在中國的鄉村中建立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自己的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托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圍繞着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8月6日，毛澤東在吳芝圃的陪同下專程前往“七里營人民公社”視察時，公社的大院裡已辦起紅專學校，門口掛着“政治系”、“氣象系”的牌子，格局與此前劉少奇等領導人“吹”公社時的想象一樣，還辦有食堂、托兒所、敬老院、社辦工廠等。“吹出來說”把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簡單地看成是幾個高層領導人隨心所欲的產物。它的一個弱點是，既然人民公社不過是幾個人的遐想，那麼，當它的實驗造成了全國範圍的大饑饉之後，為什麼中共領導人卻頑固堅持一個遐想模式而拒絕拋棄它呢？ 

凌志軍本人持“糧食緊張最終導致了毛澤東發動人民公社運動”之說。早在1953年，毛澤東就談到過城市糧食、棉花、蔬菜、肉類與食用油供求之間“都有極大的矛盾”。他認為，“從解決這種供求矛盾出發，就要解決所有制與生產力的矛盾問題。……個體所有制的生產關係與大量供應是完全衝突的。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城市“蔬菜的生產供應不好解決，可以不經互助組，就搞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

筆者認為，以上三種說法並非人民公社制度確立的本質原因，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是毛澤東試圖徹底改造中國的一種極端表現形式，是毛推行斯大林主義的意識形態與他本人要徹底改造“舊中國”二者相結合的產物，毛本人對此有過形象的概括，即“馬克思加秦始皇”。斯大林的“生產關係的基礎就是所有制”一語，毛在“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中引用過。毛還表示：“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在這方面，良心少一點好。” 需要指出的是，意識形態不過是毛澤東的武器，改造中國才是毛的真正目的。毛要徹底改造中國的願望由來已久，其核心是以所有制改造為藉口，實現毛隨意支配全國一切經濟活動和人力資源的目標，從而把全中國變成中共隨意操控、任意作為的“天堂”。為此，毛澤東要求黨的各級書記“親自動手”，將主要精力“都集中在辦社會主義改造之事上”。毛澤東當時是把建立農村公有制看作是與軍事征服同樣性質的任務，稱為“打社會主義之仗”。以暴力為後盾的“土地改革”不過是毛改變農村的“基礎工序”，是後來實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前奏。 

在山東莒南縣一帶“老區”，早在1942年至1946年5月間，就在“雙減”與“查減”等名義下開始鬥爭地主與“回地”（亦即後來的“土改”）。1942年，中共山東分局曾從黨政軍機關和“抗大一分校”抽調了200多人組成兩個大型工作團分赴莒南和臨沭開展“雙減”；1944年5月，“雙減工作團”又開赴莒南縣。“單是在鬥爭高潮的1944年，（莒南）全縣大的鬥爭就有1,171次。在筵賓區，大小鬥爭計2,500多次。”當時往往集中一、二十個村莊的村民，召開數千人乃至萬人的大會；“在未開展的莊子，有借用莊外力量的所謂外力；有組織的村莊則是工會、農會、青救會、婦救會、識字班、兒童團、民兵，各按系統排隊分布全場，唱歌，貼標語，呼口號，啦啦隊；有敲鑼打鼓、示威遊行，有‘文斗’的講理、訴冤、坦白反省，也有‘武鬥’的”。中國的南方和西北則從1950年左右開始了土改。在筆者家鄉，當年的土改工作隊成員被稱為“工作人”，他們的頭目都帶有槍支，村里人很害怕他們。筆者清楚地記得，直到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家鄉的大人在恐嚇兒童以制止其啼哭時還常說“別哭了！工作人來了！”這就是土改時期“工作人”在農村“厲害”形象的遺存。據甘肅省金昌市農業辦公室的記錄，從1950年10月1日開始到1953年4月15日，轄區內的永昌縣分三期實行土改，“土改工作隊”人數達“580餘人”。手握武器的“土改工作隊”大軍背後，還有強大的正規軍做後盾。這種農村“改造”到底是“人民的意願”，還是征服者的強制，不辨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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