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聽雨樓主-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萬維讀者網（Creaders.net）江夏編譯報道：美國《外交官》網站發表布朗大學沃森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後研究員拉森（Mathias Larsen）的文章說，中共國經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不平衡。在中共國家主導的經濟體系背景下，這種失衡並非國內和國際市場環境的巧合結果。相反，它是政治決定的直接結果。

中共政府將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並實施支持這一目標的增長模式。這本質上意味着對投資和出口而不是消費的偏好。邏輯很簡單：投資和出口可以比消費更直接地由國家控制。因此，在當前的政治制度下，中共國根本無法依賴消費。在這裡，四個動力至關重要。

首先，增長因為與經常相互衝突的政治安全問題並存，並不總是中共國家的主要優先事項。例如，中共為了政治安全，眾所周知地需要控制人口和壓迫勞工，例如實行戶籍制度、禁止工會和罷工、關閉資本賬戶、壓制儲蓄利率等。這意味着工資下降和國內消費受到抑制。

優先考慮政治安全還需要加強更容易被政府控制的增長來源——即通過國家資本進行的投資和通過補貼製造業的出口。在支持投資和出口的同時抑制消費，當然相輔相成。將政治安全放在首位，還扼殺了經濟改革並降低了政府效率。作為毛時代諷刺口號的回歸，中共政府再次偏好“紅勝於專”的高層決策者，願意為了政治忠誠而犧牲稱職的經濟管理，並且只會支持與控制公民相適應的增長。

其次，增長模式圍繞中央政府的主導政治聯盟的利益。該聯盟由中央政府高級官僚、中央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和中共中央委員會成員組成。以馬雲（代表私營部門利益）、薄熙來（代表地方政府）和胡錦濤（代表另一個黨內派系）為代表的強大的替代聯盟業已垮台。這意味着，中國的經濟政策專門為這個中央政治聯盟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服務，特定地區或行業幾乎沒有能力反對。

第三，中共國的政治制度意味着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幾乎不受限制，不必與選舉或制度的法律限製作鬥爭。這使得中共能夠使用在民主國家難以使用或不可能使用的宏觀經濟工具，例如金融壓制、封閉資本賬戶以及使用貨幣政策來實現非正統目標。在民主國家，很少有選民願意犧牲改善公共醫療保健，以換取支持汽車出口。

第四，中國政府的政治意識形態反對國家提供廣泛的福利待遇。習近平本人宣稱，拉丁美洲國家“高水平的福利創造了一代懶惰的人，他們不會工作，導致不可持續的財政負擔和中等收入陷阱”。而在斯堪的納維亞福利國家，“過度福利主義導致社會沒有活力”。所以中共政府提供的有限福利服務，本身就阻礙了家庭消費，因為普通公民必須儲蓄來支付教育、醫療、養老和其他社會開支的費用。

習近平反對以福利政策促消費

這四種動態加在一起意味着，中共國的政治制度實際上使消費主導型增長變得不可能，而需要依賴投資和出口。習近平更加重視政治安全導致了投資和出口的加倍投入。

這就是為什麼最近中共促進消費的措施沒有奏效的原因——它們本來就無法運作。短期消費券並非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方法。中共可能希望恢復新冠肺炎大流行以來損失的幾個百分點的消費，但不打算重組經濟。而必然的邏輯是，只有在首先改革中共國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這種結構調整才能發生——但此刻這種改革不太可能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