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四章：彭德怀写万言书受到高干支持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召集六个组的组长谈话，再次强调总路线、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承认缺点错误从全局来讲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从总形势来讲就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关于经济建设确实有得不偿失，但从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出学费的，全国大办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会了炼钢，算是付了学费。

毛泽东的讲话在各小组传达后，惯于见风使舵者转变了态度。不敢或不愿再谈大跃进的缺点和教训。小组会上响起了一片歌功颂德的声音。偏这彭德怀不明事理“感到会议上一些人对问题认识不够，‘左’的思想仍然对人们有压力，因而非常忧虑，觉得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这些问题由我在会上提了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容易得到纠正。”遂想给毛泽东写信。周小舟劝他不要写信，亲自找毛泽东去谈为好。

七月十三日晨，彭德怀到毛泽东住处要求见一面，可惜毛泽东昨晚旧情萌发，趁江青还没上庐山，叫随从找来了前妻贺子珍。直至凌晨时分才睡下。警卫员自然把老彭拒之门外。

据说历史会因一些偶然的细小情节而改变，倘若毛泽东这一次与彭德怀见面了，中国的历史是否也会发生变化？苏晓康先生在其著名的《乌托邦祭》一书中流露出这样一种观点。对此笔者难以赞同。让我们假设毛、彭会唔的某种情形：一种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大吵一架，双方话明气散，毛泽东大度地接受了彭的意见彻底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但以毛泽东的就是错了也要错到底的性格来看这没有一点可能性；另一种情况是毛泽东不动声色假意应付彭德怀，让彭满意而归，再悄悄地积蓄力量，时机一到对彭一个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逼得老彭也象周恩来一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作检查，再继续大跃进――这倒符合毛泽东的性格和一贯手法，因此这第一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是不大的，而第二种情况是必然会出现的。

退一步来说就算是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彭德怀握手言和，避免了一场饿死几千万人的大劫难，然上天既生下毛泽东这样的魔头，那么中国人民就注定要遭旷世之劫难，所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躲过了大跃进，还有另一场什么名目的劫难在前面等着。

彭德怀见毛泽东不成，当晚便起草信稿，十四日晨，叫参谋抄送给毛泽东。

彭德怀的信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也是关系到五千多万农民的生死存亡的历史文献。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

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一九五八年较一九五七年工农业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点一，农副业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五（粮棉增产百分之三十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一九五八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一九五九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一九六○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一九五八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中，多办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的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二十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跃进的关键所在。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没有象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还只有十八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一、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来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不例外的。

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的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

彭德怀的信，字里行间透出了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虽然其中言词直接针对了毛泽东的错误，但还是在千方百计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地位，并且对毛泽东进行了不恰当的吹捧，决无丝毫篡位之意。若毛泽东当年采纳了彭德怀的意见，不但中国人民将少受无数灾难，毛泽东也会免于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然毛泽东事前既有“钓鱼”之预谋，那么彭的意见正确与否就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得趁彭自己主动跳出来之机把他从中共最高层清洗出去，为日后建立毛泽东的家天下打下基础。所以要组织力量，不择一切手段，不顾一切后果，坚决击退彭德怀的挑战！

七月十五日，中央办公厅通知会议延长，日期不定。

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常委找来，专门讲了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信，并漫不经心地说：“我建议要大家评论这封信的性质。让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同志上山来参加会议。如果林彪同志身体可以，也请他来。”

毛泽东说话时神情轻松平静，面带笑容。三十年后苏晓康先生在其《乌托邦祭》中就此事评论说：

安子文是中央组织部长，负有考察干部之职责，安子文上山后，彭德怀及其支持者们的乌纱帽已经“浮”了。林彪上山来是准备接替彭德怀的职务。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与彭德怀私交很深，毛泽东在庐山整彭能不防带兵的黄克诚在京搞政变？虽然从可能性来说几乎为零，然作为一个精于权术的卓越政治家必然会把可能性为零的事件当成必然会发生的事件来对待，防患于未然。彭真上山后接替周恩来主持工作，目的就是看周恩来在未来的反彭德怀斗争中态度如何，因周恩来曾有一笔“反冒进”的旧帐，这次彭德怀言行与周恩来当初无异，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周恩来若再次对彭的观点表示出一点赞同，或稍有一丝暧昧，即将周与彭一锅烩！

在召集了三位常委谈话后，中央办公厅就将彭德怀的信迅速赶印出来，发至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毛泽东在信的首页上加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

别以为称了彭德怀一个“同志”，就表明毛泽东此时还把彭德怀当成同志。共产党人对自己同志的称呼历来有规矩的：真同志称呼时不叫姓，只叫名。如“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小平同志”、“德怀同志”，以示亲密无间。上层的规矩如此，下面也层层效仿。一旦尊姓大名一齐叫出来，且还加了一个“同志”，那么此人必然就离变成“阶级敌人”不远了。

与彭德怀信件一同印发的还有七月十四日胡乔木、谭震林、陈伯达、曾希圣、周小舟、李锐、田家英等人起草的《关于形势和任务――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庐山会议的议定纪录》此议定纪录与彭德怀的信内容如出一辙，可谓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