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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七月三十日，將赫魯曉夫與杜勒斯相提並論，把蘇聯和美國視為中國的頭號敵人。將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一月在蘇共二十一大上對中國大躍進的批評和美國杜勒斯對中國大躍進、人民公社進行的譴責一併翻出來作為批判彭德懷等人的武器。以“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這一邏輯反證彭德懷與赫魯曉夫、杜勒斯是一丘之貉。並將彭德懷六月率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東歐受到的高規格禮遇視為“裡通外國”進行追查。這時的赫魯曉夫已經是毛澤東頭號“階級敵人”了。

一九五九年九月底，訪問美國後的赫魯曉夫應邀訪問中國，當興高采興烈的赫魯曉夫走下飛機準備按以往慣例同毛澤東熱烈擁抱時，毛澤東突然將身子一閃避開擁抱，只同赫魯曉夫冷冷地握了一下手。剛下飛機的赫魯曉夫受此冷遇，這次會談的氣氛就可想而知了。隨後的會談中毛澤東處處與赫魯曉夫對着幹，在一些問題上爭論不休。對於好鬥的毛澤東，赫魯曉夫反覆告誡說：“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固性”。以這次赫魯曉夫的北京之行為契機，中蘇雙方開始了公開決裂的過程。

一九六Ｏ年九月一日，毛澤東向全黨轉發了某省委一個報告。報告中說：

對現代修正主義者的鬥爭將是長期的、複雜的和艱巨的，現代修正主義者是註定要失敗的，他們不可能擔當起指導國際革命運動的職責，革命的重心己移向亞非拉，革命的指導中心己移到中國，我黨應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責任擔當起來。

毛澤東想當國際共運領袖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毛澤東通過一九五六年對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反對個人崇拜”的批評，一九五七年對“和平過渡”的批評，一九五八年在長波電台，聯合艦隊問題上的翻臉，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認定其與美帝杜勒斯一樣的敵人，國慶節公開吵架等一系列逐漸深入地惡化兩黨、兩國關係的行動，終於製造出了許多理由，給赫魯曉夫戴上了“修正主義頭子”、“帝國主義走狗”等大帽。並使中共高層大多數領導人不得不接受他的觀點。這樣，自一九六Ｏ年起，毛澤東的中國在公開場合處處與蘇聯唱反調並對赫魯曉夫進行攻擊誹謗，在世界挑起了一場荒謬的中蘇大論戰，終於導致中蘇分裂。

一九六Ｏ年二月初，華沙條約國組織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華沙條約締約國宣言》。宣言中說：“裁軍是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蘇聯在聯合國十四屆大會上提出的全面裁軍的建議，反映了華約締約國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立場。”中國代表康生在會上發表了與大會會議氣氛極不協調的發言，聲稱：由於美國在國際關係中一直對我國採取排斥的態度，因此，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式參加和它的代表的簽字，有關裁軍的國際協議和其他一切國際協議都不能對中國具有約束力。中國的《人民日報》二月六日公開發表了康生的聲明。

聲明公開發表後，全世界震驚，中蘇分歧擴大到國際關係領域！中國公開與蘇聯大唱反調，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赫魯曉夫對中國將中蘇分歧再次公開大為惱怒，（第一次是一九五六年掛斯大林像一事）但又無可奈何。

一九六Ｏ年四月《紅旗》雜誌第八期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一文。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沿着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的文章。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在紀念列寧誕辰大會上作了《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的報告。以此三篇文章的發表為標誌，毛澤東挑起了中蘇兩黨的大論戰。

此三篇文章的核心內容就是：列寧關於武裝鬥爭的科學論斷是千古不變的真理，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就只有走列寧指引的道路，採取武裝鬥爭的辦法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

毛澤東把死了四十多年的列寧的幽靈抬出來，把他的隻言片語作為教條，採取指桑罵槐的策略，明批“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暗中矛頭直指赫魯曉夫。這三篇文章的發表，即是毛澤東為證明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者”而尋找的理論依據，也是為自己蓄意惡化兩黨、兩國關係編造的理由；既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理論、策略、戰略標榜正統，也是向赫魯曉夫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地位發起的挑戰！共產主義世界的“老二”毛澤東迫不及待地想當共產主義運動的 “老大” 了。

毛澤東在未主宰中共時，反對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王明路線，把它斥之為“教條主義”，強調所謂的“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當他坐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老二”的位置上，又對“老大”“把馬列主義同世界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作法提出嚴厲批判，並斥之為“修正主義”，自我標榜是所謂的正統。看來反“教條主義”或“修正主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為我所用。

面對毛澤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理論上的挑戰，赫魯曉夫對此似乎沒多大興趣。以沉默作答。但中共並不就此罷休。一九六Ｏ年六月初，阿爾巴尼亞領導人訪問中國，中國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等在與列希會談中，大肆攻擊赫魯曉夫和蘇聯。列希在回國途中路經莫斯科時，與列希一同訪問中國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政治局委員貝利紹娃向赫魯曉夫私下報告了劉少奇、周恩來對列希談話的內容。赫魯曉夫大吃一驚！“多麼可鄙的忘恩負義啊，我們不懂得為什麼中國人要講這些。”（見赫魯曉夫回憶錄）憤慨之餘，蘇方準備對毛澤東的卑鄙行為進行反擊。這就是著名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中蘇大衝突的由來。而那位向赫魯曉夫打了“小報告”的阿爾巴尼亞女政治局委員回國後即被霍查處決。

阿爾巴尼亞之所以當時與中國關係如此投機，其原因也是霍查此人對個人崇拜極感興趣，對斯大林的血腥政策極為讚賞，對赫魯曉夫批判“個人崇拜”極為不滿。雖然阿爾巴尼亞從蘇聯得到了大量援助，但霍查還是與毛澤東一樣暗中尋找反對蘇聯的同盟者，結果毛澤東與霍查臭味相投，雙方一拍即合。後來兩人都繼承了斯大林的衣缽，在國內大搞獨裁專制，血腥鎮壓異己，翻開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斯大林、毛澤東、霍查簡直就是一個模子鑄出三大魔鬼！

一九六Ｏ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羅馬尼亞工人黨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致函中共，建議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社會主義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中共中央復函建議擴大會員，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但應延期。蘇聯方面表示同意。

先發表紀念列寧的文章以標榜正統，再建議召開世界共產黨全體會議，是否有與赫魯曉夫攤牌，爭國際共運領袖的目的？

以彭真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於六月十九日抵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彭真一到布加勒斯特就向在那裡的所有共產黨散發中共紀念列寧的三篇文章。想得到其它共產黨組織的支持。

二十二日下午，東道主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喬治烏、德治口頭通知中共代表團：二十四日召開社會主義國家兄弟黨會議。

二十三日下午蘇聯方面交給中國代表團一份六月二十一日的《蘇共至中共通知書》。下午十九時又送給了蘇聯起草的會議公報草案。

在二十四日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黨和共產黨代表會議上赫魯曉夫上台發言，歷數中共故意惡化兩黨、兩國關係的言行；譴責毛澤東的中共背信棄義、忘恩負義的行為；駁斥中共在時代問題上重複列寧的論述是“教條主義”；說中共拒絕和平共處，希望戰爭，坐山觀虎鬥，製造緊張空氣是左傾冒險主義；說中國進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動，在國際群眾組織中採取“宗派主義立場；說中共領導人同阿爾巴尼亞黨負責人的談話是為尋找反蘇同盟；說康生在華沙條約國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的發表是“向帝國主義送情報；中共散發紀念列寧的三篇文章是“南斯拉夫式的分裂活動”。赫魯曉夫的發言得到了與會大多數國家共產黨的支持。東德、波蘭、捷克、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古巴、蒙古等國家代表團紛紛譴責中共的種種言行。

在群起而攻之的會議上，以彭真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措手不及，狼狽萬分，陷入空前的孤立。經向毛澤東請示後，於二十六日通過會議主席喬治烏、德治向各國代表團散發了中共代表團聲明，指責赫魯曉夫“在這次會議中完全破壞了在會談以前關於這次會談只限於交換意見，不作任何決定的協議，……濫用蘇聯共產黨從列寧以來長期形成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威信，極粗魯地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採取家長式的、武斷的、專橫的態度，把偉大的蘇聯共產黨同我們黨的關係不是看成兄弟黨的關係，而是看成父子關係。”

從中、蘇兩黨相互指責的情況來看，蘇方指責較為具體，中方指責較為空洞。再說，全世界近百個共產黨組織都沒有感受到蘇聯共產黨、赫魯曉夫有“老子黨”的味道，就你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有當“兒子黨”的感覺，豈非咄咄怪事？說到底還是毛澤東想爭共產主義世界“老大”的位子，好向其它共產黨發號施令，自己當“老子黨”，別人當“兒子黨”。

中共代表團散發的信件，非但沒有起到改變中共代表團難堪境地的作用，反而使自己陷入了更為難堪的處境，再次受到與會多數代表團的譴責。在整個會議期間，只有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沒有譴責中共。阿爾巴尼亞與中共有勾結，自不用說。而朝鮮、越南沒說什麼並非是贊成中共，只是因為朝鮮、越南是中國的近鄰，從毛澤東那裡得到了好處，不便多說。但時隔不久，朝、越都站到了蘇聯一邊去了。

中共代表團眼見眾怒難違，無可奈何“為了顧全大局”只得在隱含攻擊中共內容的會議公報草案上簽字。中共與蘇共，不！是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第一回合的公開的較量就以赫魯曉夫的勝利而告一段落。事後彭真灰溜溜地回到了北京。

我看這布加勒斯特會議真像中國的廬山會議。赫魯曉夫動員其它國家共產黨整中共，就像毛澤東動員中央委員們整彭德懷。最後都為了顧全大局而在整自己的文件上簽字同意。毛澤東整彭德懷時大獲全勝，赫魯曉夫整中共也滿載而歸。然毛整彭大錯特錯，赫整毛萬分正確。

彭真先生在這次會議上言不由衷的表演令赫魯曉夫極為同情。後來赫魯曉夫回憶說：“雖然他站在了毛的一邊，但我從他的臉上可以看出某種焦慮和鬱鬱不樂，我吃不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但是他身上有什麼東西使我感到為他難過。我可以說他正在忍受着某種內心的混亂，我認為他看到了毛正在把黨領導到什麼地方去，但他不能使自己採取決定性的反措施。”

布加勒斯特會議後，七月十六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決定自七月二十八日至九月一日，撤走全部在中國的蘇聯專家一千三百九十名，終止派遣專家九百名。赫魯曉夫此舉雖屬背信棄義，但毛澤東蓄意惡化兩黨、兩國關係在先，也是不得已而為之。試想一下，當你盡全力用金錢、技術幫助自己的朋友時，而你的朋友卻背地誹謗你、當面指鼻辱罵你，你還會忍氣吞聲地將金錢投進貪婪的朋友手中嗎？而毛澤東既然惡化兩國關係的目的達到了，對於蘇聯撤走專家一事並無一絲不快。反而更加高興。因為他又有一條新的理由來反對蘇聯、反對赫魯曉夫了。更重要的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Ｏ年時正值毛澤東的大躍進導致數千萬農民活活餓死。蘇聯撤走專家一事對於毛澤東來說真是“雪中送炭”，正好把餓死人的責任推給赫魯曉夫！一時間中國土地上“蘇聯逼債”、“蘇聯撤走專家”、“為了償還打美帝的債務而不得不勒緊腰帶”等謠言四起。當時中國人民對赫魯曉夫真是恨之入骨。

十多年後，毛澤東當年對赫魯曉夫的作法，又被阿爾巴尼亞的霍查、越南的黎筍照葫蘆畫瓢，原封不動地搬來對付中國。在毛澤東死前十幾年及毛澤東死後幾年內，中國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一百多億美元之巨的經濟、軍事、技術援助。但毛澤東與美國尼克松“眉來眼去”後，霍查也像當年毛澤東罵赫魯曉夫一樣大罵毛澤東是“修正主義”，並一步一步地惡化兩國兩黨的關係，七十年代末，中阿兩黨關係徹底破裂，中共中央向全國傳達的文件中宣稱：中、阿兩黨關係雖然無可挽回，但國家間的關係還在，中國不會作赫魯曉夫那種撤走專家，背信棄義的事情。將繼續向阿爾巴尼亞提供經濟和軍事技術援助。但中國不撤專家，霍查就處處刁難中國專家，甚至派人暗殺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的工程技術人員。最後逼得中國不得不全部撤退專家。中國專家一走，阿爾巴尼亞的報章雜誌就興高采烈地大罵中國背信棄義。霍查真是得了毛澤東的真傳。對付中國的手法與毛澤東對付蘇聯的手法一模一樣！中國遭小小的阿國算計，鄧小平是有口難言，只得門牙打落往肚裡吞――默不做聲。

而越南的作法更甚，黎筍的作法與毛澤東相比真是青出於藍勝於藍！從越南建國時起，中國就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經濟、軍事、科學、技術援助：派軍事顧問團指揮奠邊府大戰；出兵近五十萬直接與美軍作戰；無償援助達二百多億美元之巨！但越南人毫不記情，因入侵柬埔寨遭中國反對，到後來就干出迫害驅趕華僑的勾當。鄧小平惱羞成怒：小小阿國卑鄙至極，只是隔遠了夠不着，這小小越南也如此不要臉，非整治他一頓不可！乾脆派兵去“教訓了一下越南鬼子”。

難道這世界上還真是因果循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毛澤東二十年前的背信棄義，二十年後就報應在了鄧小平頭上？

有關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一事，一九八八年中蘇關係好轉後，當年的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元帥接見來訪的蘇聯代表團時說：“對於五十年代蘇聯黨和政府給予巨大的無私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謝！”僅此一句，就能戳穿毛澤東的一切謊言！

毛澤東的中共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遭到赫魯曉夫一個突然襲擊，狼狽不堪，一時暈頭轉向，不知所以，最後居然還不得不在隱含攻擊中共內容的會議公報上簽字。彭真等人回到北京將會議經過向毛澤東匯報後，毛澤東內心的滋味就別提了：想當共產主義世界的“老大”，上台與赫魯曉夫過招，結果三拳兩腳就敗下陣來。跌倒不痛爬起來痛。好在來日方長，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機會還有的。沒有機會也可以創造機會嘛。

一九六Ｏ年九月十日，中共中央致函蘇共中央，答復甦共六月二十一日《通知書》，向蘇共中央提出解決分歧達到團結的五項建議：一、兩黨和所有兄弟黨的團結必須以馬列主義的根本原則和莫斯科宣言為基礎。並且以此作為判斷是非的準則；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兄弟黨之間的關係應遵守莫斯科宣言規定的平等同志式的原則；三、對社會主義國家間、兄弟黨之間的爭論，根據莫斯科宣言，通過同志式討論求得解決，中蘇兩國、兩黨對於國際形勢、國際共運等一切重大問題應充分協商討論，採取一致步驟；四、對於共產黨人來說，應分清敵我是非，最為重要的應珍惜友誼，共同對敵；五、經過充分協商，開好十一月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並在會議上制定一個共同遵循的、團結對敵的鬥爭綱領。

讀者若看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關於把赫魯曉夫和蘇聯當成與美國的杜勒斯一樣的敵人的講話，再來看這五項建議中什麼“友誼”、“同志”、“兄弟”不知有什麼感想？

共產黨之間口口聲聲稱兄道弟，與那袍哥們有什麼兩樣？好時好得同吃一碗飯，同穿一條褲，一旦翻臉就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不拚個你死我活決不罷休！

赫魯曉夫由於在布加勒斯特會上得到了絕大多數共產黨的支持，出了一口惡氣，此時也想緩和一下與中共的關係，因而對中共建議表示同意，雙方商定十一月在莫斯科舉行世界共產黨代表會議。在此以前，先由二十六國共產黨組成起草委員會，準備會議的各項文件。毛澤東派出了以劉少奇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參加這次會議。在正式會議召開前的會議文件起草過程中，由鄧小平任團長。

在起草委員會會議剛一開始，中共代表團團長鄧小平就發表了一通與起草委員會的宗旨很不協調的長篇發言。鄧小平既沒有提出與會議有關的文件草案，也沒就會議的程序，內容提出建議。而是針對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共進行的攻擊翻出中蘇關係史上的舊帳，以證明蘇聯對中國一直採取敵視態度。另外因波蘭、匈牙利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攻擊中國，鄧小平也特地將一九五六年中、蘇關于波蘭、匈牙利事件的協商爭議過程全部抖落出來，以離間雙方的關係。鄧小平的發言包括十二個問題，主要有：一、布加勒斯特蘇方搞突然襲擊，接着撕毀兩國簽訂的援華協定、撤走全部專家的事；二、赫魯曉夫在會上把兩黨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領域；三、對中印邊界糾紛偏袒印度、指責中國，蘇方推行亞洲地理政治戰略方針；四、美化美帝國主義，對美搞緩和方針，宣傳“戴維營精神”，對中國施加壓力；五、一九五五年九月，阿登納率聯邦德國代表團訪問蘇聯期間，赫魯曉夫竟然向阿登納提出請求，把中國說成是對蘇最大的問題，請阿登納幫助對付中國，其他幾點還有關於蘇波關係事件、與匈牙利事件、以及關於在北京召開的亞洲工會理事會上爭論的問題。

鄧小平的發言完全是為了報復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上對中共的打擊，並離間蘇聯與東歐之間的關係，把赫魯曉夫的名聲搞臭，以便在接着召開的八十一國共產黨代表會議上有更多的共產黨站在中共一邊。誰知事與願違，鄧小平的發言在起草委員會上即受到起草文件的大多數共產黨代表團的指責和反對。處境十分孤立。

十一月上旬八十一國共產黨代表會議正式開幕後，居然有七十多個國家的共產黨代表團譴責中共忘恩負義、破壞中蘇關係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唯有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在發言中對蘇共進行了惡毒的攻擊甚至對赫魯曉夫進行人身攻擊，並支持中共。霍查的發言又遭到與會代表團的激烈抨擊。西班牙共產黨主席多洛斯、伊巴露麗激憤萬分，痛罵恩維爾、霍查是“一隻忘恩負義、反咬主人的狗。”中共、阿共在這次會議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最後中共代表團團長劉少奇在大會閉會前一天發表了一篇口氣緩和的講話，聲稱“中蘇兩黨、兩國之間團結具有重大意義，中共要永遠與蘇共一起為之付出一切努力。”最後八十一國共產黨共同簽署了《莫斯科聲明》。

劉少奇作為務實的中共黨的領導人，是不願與蘇聯把關係搞僵的，他清楚地看到那樣做會給中國帶來什麼，但他又不得不順從毛澤東的意志。這一點連赫魯曉夫也看出來了。後來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追述說：“我一直喜歡劉少奇，當我們見面談話，我發現我們立即相互了解，並有同樣的思想方法。我特別欣賞劉在第八次黨代表大全上的報告，他似乎同意第二十次、二十一次、二十二次（蘇共）黨代表大會決議中所反映的我們黨的觀點。”

在兩次共產黨會議上占了上風的赫魯曉夫也沒忘記對中共主動做出和解姿態，八十一國共產黨代表會議一結束，赫魯曉夫即邀請劉少奇以國家主席的身份訪問蘇聯。整個訪問期間至始至終由勃列日列夫陪同。蘇聯方面安排了不少隆重熱情的訪問活動，劉少奇在一萬二千人出席的群眾大會上作了十分感人的講話。劉少奇同赫魯曉夫話別時，雙方都表示願採取措施改善中蘇關係。蘇聯也表示願意重新調整對中國的援助，勃涅日列夫和科茲洛夫還接受了劉少奇的訪華邀請。劉少奇還交待中國駐蘇大使劉曉，要他早日促成他們訪華的實現。

當年彭德懷訪問蘇聯、東歐後，受到隆重接待，回國在廬山會議上批評了大躍進，就被指責為裡通外國。現在劉少奇在中蘇關係全面破裂時訪蘇，也受到隆重接待，回國後也對大躍進造成的巨大災難進行了批評，最後成了“中國的赫魯曉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