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二月逆流”中共高层与毛争斗 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对一些多年为共产党奋斗的元勋们是一大鼓舞。二月中旬,一些老帅们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抗争,是继林彪的武力镇压后的又一次抵制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行动。 二月十一日,周恩来主持怀仁堂的政治局碰头会议上,叶剑英对陈伯达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搞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吗?”叶剑英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么重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叶剑英质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陈伯达说:“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二月十六日下午,在怀仁堂上几位老帅再次发难,大闹怀仁堂。据当时张春桥、姚文元的整理纪录透露: 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程“抓革命、促生产”。 开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搞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内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 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 “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拍桌子发言:“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 李先念说:“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先念同志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老干部,是为了整个党。” 李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二月十七日,谭震林给林彪写信,信中说:“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我所以要如此,是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人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斗,戴高帽子,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谭震林给林彪写信而不是给毛泽东写信,这是耐人寻味的。若此时的林彪心怀二志,登高一呼,那么中共的老家伙们一定会全力支持。 林彪看了谭震林的信,反复思量后把信交给毛泽东,还附上一句话:“没想到谭震林思想竟如此糊涂。” 面对全国各地出现的军队镇压造反派,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文革的指责,毛泽东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在怀仁堂发难的政治局委员们:“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如果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说完就退场。 毛泽东把林彪同自己扯在上起,不但是为了稳住了林彪,也是要让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们明白:林彪是我毛泽东的人,他不会支持你们的! 自二月二十八日起,中共中央多次召集会议,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对谭震林、陈毅几人进行了围攻批斗。而林彪却没参与此事。林彪的沉默不难使人理解。 为了反击全国范围内对文革的抵制,重新把文革烈火点燃起来,三月十四日,毛泽东、中央文革在北京组织了十万人的大游行,以制造反击所谓的“二月逆流”的声势。让全国的造反派们重新起来造反。 林彪此时也知道军委八条在全国贯彻后所造成的结果。也知道毛泽东心中的极大不满。为了重新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林彪又于四月初口授了“军委十条命令”。 一九六七年四月初,林彪与黄永胜谈话,其秘书张云生在场。林彪问张云生:“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张答:部队与地方某些群众组织的关系紧张。林彪转而问黄永胜:“你看怎么办?”黄永胜答:“我看就是重申八条、贯彻八条。”林彪说:“只靠八条是不解决问题了,现在需要有个新的东西,向全军发出一份新的命令,规定几条,不然有些人又会犯赵永夫那样的错误。”于是林彪口授十条,由秘书张云生整理。毛泽东一见此文,当即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当天就下达到全国。 军委十条的中心是对原军委八条的否定,并强调正确对等群众。林彪前后两次口授军委命令,其内容大相径庭,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军委十条颁布后,毛泽东的文革烈火再次燃烧。其疯狂劲头比以前更甚。从一般的围攻揪斗发展到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进而相互之间进行武装斗争。林彪后来在听了秘书汇报全国武斗情况后,也只是嘲讽一句:“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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