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邓大军在抗战期间避居太行山区，迅速成长到数十万众。日本人走后，

他们投入打倒蒋介石的战争。邓小平率军打回自己的老家，将当地的士绅

和知识份子屠杀殆尽。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柔性规训，他本来可以舒舒服服

地留在家里享福的。大树一倒，割草就容易了。

1950年1月，邓小平向巴蜀各地派出二百万征粮工作 队：随即便发生了大

规模的“土匪叛乱”，征粮队遭到武力抵抗，许多县城被围困。关于这场

“叛乱”，官方宣称乃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为，实际上主要是农民及各种地方

势力的自发反抗。农民之所以抵制新政权的征粮行动，是因为国民党政府

早已收过1949年的公粮，新政权其实是对农民重复徵收，而且徵收的数量

大大高于国民党政府。

当年川南行政公署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真实地记载了这一事实：1950年

1月起才徵收 1949 年的公粮，比正常情况下晚了4个月，这时“农村粮食确

已短少”。按上级下达的指标，川南区 1949 年度公粮负担为 42.5万吨大米，

以全区农村人口约 1,000 万，人均负担42.5公斤，加上“地方附加粮”  10

公斤，实际达到 50 公斤以上；当地农村大米人均产量只有 150 公斤左右，

公粮徵收占到平均产量的 30% 以上，这一徵收量比国民党执政时期高 30%

到 50% . 已大大高于旧政府的标准重复徵收前一年的公粮，又完全超出了

农民的承受能力，自然会引起反抗。虽然官方宣称徵收对象主要是地主

富农，然而，当地主富农的粮食被收缴一空后仍然不能完成征粮指标时，

徵收范围便扩大到包括贫雇农在内的所有农民。

征粮开始后的一个月内，

全川暴动的农民达到数百万之众，

政府随即动用武装力量强力镇压。

在剿匪和征粮高峰的 1950 年春夏之交，川南区全区饥民达  200 万之众，

占当时全区农业人口的 20%，“饿死人的事情到处发生”。时任西南局第一

书记的邓小平对剿匪和征粮的态度十分坚决。川南区因征粮进度相对

缓慢，

         1950 年，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等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

邓在大会上对川南区负责人李大章、杜义德点名批评，迫使李大章

等人一再做检讨。川南饥荒发生后，李大章等一再向西南局反映困难，

并指出是征粮过多等原因所致，结果邓小平对李大章十分不满。

重复徵收 1949 年公粮大获全胜之后，四川省的公粮徵收量逐年递增，

1952 年达到 389.2 万吨，比1950 年的征粮数几乎翻了一番，足以供 2,000 万

人吃一年。四川省的粮食高徵收和大量外调的格局从此形成。（东夫

（王东瑜）：《大跃进时期四川大饥馑的特殊成因》，《当代中国研究》，

2009年第1期）毛泽东对他的组织纪律性感到满意，因为即使以列宁主义

者的标准，他都是冷酷和苛刻的典范。

,,,,,,

1960年，“全国几个主要城市粮食很紧张，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

只有两天存粮。”邓小平告诉他的爱将：“粮食还得调，如果北京、上海

死人，国际影响就大了，目前，只有我们四川作出牺牲了。”五大军区出动

车辆，从巴蜀运走了一百四十七亿斤粮食。（罗晓红：《李井泉四川调粮

真相》，《党史文苑》，2011 年第15期）巴蜀由此沦为远东的乌克兰，饿死

上千万人。乌克兰将集体农庄定义为苏联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

巴蜀人民却必须面对逆子和叛徒的另一次淩辱。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上

力保李井泉，使他免遭曾希圣、吴芝圃的命运。（钟延麟：《邓小平与

七千人大会》）       -——    刘仲敬：邓小平与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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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sqw.cn/scdqs/scsq/scdsj/xzgcl70znscdsj/content_25344

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0/1120/c423730-319387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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