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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登上了中共总书记的宝座后，面对“六四”屠杀后的国内国际严峻形势一筹莫展。在国内，因中共的腐败和“六四”大屠杀，人民已经完全看清了其血腥残暴的本质，中共已经民心丧尽。只是畏惧中共手中的枪杆子，不得不沉默。在藏龙卧虎的北京城里，大小京官们对这个来自上海的诸侯瞬间成了名义上的党和国家最高统治者颇有几分的不服气，明里暗里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在江泽民的头上更有扶其上台的邓小平、陈云、彭真、王震……等一大的批老人们在指手划脚地垂帘听政。在国际上，因“六四”大屠杀，西方民主国家纷纷对中国实施了经济制裁。所签的经济合同多数被废除。面对如此难局，江泽民只有考虑如何才能稳住自己的阵脚。

江泽民执掌朝政一年后，中国政治逐渐凸现出了“江泽民特色”，“毛泽东政治、邓小平经济”这一“铁血专制加自由市场”的混血儿怪胎成了江泽民巩固其统治的一大法宝。

被邓小平大力批判的毛泽东重新成了江泽民讴歌的对象，江泽民的颂神与邓小平的谤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江泽民完全搞起了毛泽东的一套大树英雄人物的治国模式，什么“学济南交警”、“学孔凡森”……，这些“大树特树”并没给党风社会风气带来好转，却树立起了自己一个独裁者的绝对权威！

江泽民完全继承了毛泽东式的“口号治国”方略，什么“三讲”、“西部开发”等等，这些口号又为官员们以开会、交流、考察为名的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找到了题材。

江泽民对毛泽东的重新吹捧，邓小平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因为邓小平就是靠批判毛泽东所谓的“错误”而起家的，现在江泽民重新把毛泽东的阴灵抬出来，那不是宣布我邓小平当年对毛泽东的批判是错误的？

一怒之下的邓小平找到了陈云几个老人，密谋把江泽民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拉下来，换上一个对我邓小平更加俯首帖耳的人。但邓小平的主张这次在老人们那里却难以通过。陈云更是发出了“你要换几个总书记才放心？”的责问。邓小平无言以对。只得另想办法让江泽民改弦易辙。

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讲话。邓小平讲了些什么呢？据中共公开的讲话内容如下：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血路犯罪活动。这两手者要硬。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要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邓小平所说的远不止这些，但中共愿意向中国公众公布的也只有这些。

邓小平所说这些只不过是在向江泽民提个醒：少谈政治，少提老毛，多抓经济，闷声才能发大财。

江泽民被邓小平从后面猛击一掌后，果然懂事多了，遂改变策略，沿着邓小平指出的“发财”方向走去。

中国封建社会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说法。没有制度的保证，邓小平身处一言九鼎之位，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大国的方向，这是中国的悲哀。这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独裁专制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无规律可循。完全由当政者个人的意志来决定。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为了落实邓小平发展经济的讲话，又走上了大印钞票、大发贷款、大搞基建、大上项目的老路。到一九九三年，中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大铺摊子，大搞基建的结果是国家财力、物力的严重吃紧，发出的贷款难以收回，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不但没有带来中国经济的良性发展，反倒是又出现了新一轮的经济危机。随后懂经济的朱镕基临危受命，开始对中国经济进行新的一轮调整。一九九四年，被邓南巡讲话搞乱的经济有了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