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5年諾貝爾獎各獎項漸次出爐。中國人榜上無名。而同屬東亞、人口不足中國十分之一的日本，今年獲取兩枚諾獎，日本人及日裔人士最近20多年已獲取20多枚諾獎。這更加引發中國人的刺痛和思考，也讓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又成為熱點：中國人為什麼難獲得諾獎？

    諾貝爾獎是得到廣泛認可的授予在科技與人文領域做出傑出貢獻者的獎項。尤其是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這三種自然科學領域的諾獎，更受認可和少爭議，也反映獲獎得主國家和族群的科學能力、教育水準、科技貢獻。

  獲取諾貝爾自然科學領域獎項的華人共有9人，而獲獎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且在PRC長期生活的，則僅有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屠呦呦。另外8人要麼是中華民國國籍，要麼是美籍華人，以及民國和美國雙重國籍。即便算上諾貝爾文學獎與和平獎，中國大陸出身而獲諾獎者也只有5人。這與1949年後中國長期擁有7-14億人口的龐大體量、在國際上的地位嚴重不相稱。

  而且，中國大陸之外的各地華人只有幾千萬人，卻誕生了8位諾貝爾自然科學領域獲獎者，數量和比例遠超大陸。這顯著的說明，並非華人天生愚笨，且生活在非大陸地區更易取得創造性科學成就和得獎。

   所以，中國人難獲諾獎的原因，就自然指向了中國大陸的體制和環境。

   二戰後的世界，經濟和科技都井噴式發展。而中國大陸卻陷入長達近30年的政治暴力和動盪中。1957年楊振寧和李政道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中國大陸正在發生“反右運動”，迫害知識分子。李政道的同學、好友巫寧坤，在1951年熱切地從美國返回中國，卻遭到多輪迫害，僥倖存活，80年代重新離中返美生活。而同樣從美國回國的姚桐斌、陳天池、趙九章、蕭光琰等被害或自殺。

  而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崔琦，在1951年從大陸赴港，後又赴美完成學業和從事研究工作。而他的家鄉河南省在內的中國大陸，歷經鎮反、反右、大饑荒、文革，崔琦家人一度討飯為生、父母在貧病中離世。若崔琦留在國內，不僅諾獎無緣，恐怕還性命不保。

  即便有的中國人出身幹部家庭、衣食無憂，那時也沒有正常的教育和科研環境，高考都一度廢止、大學被“紅衛兵”派系鬥爭覆蓋。那些殘酷的歲月里，知識被踐踏，科學被貶低，反智主義大行其道。如“大躍進”、“大煉鋼鐵”、“畝產萬斤”、“剿滅麻雀”等，都是反智色彩非常濃厚、嚴重不理性和違背科學規律的行為。

  這樣的事實已明白的告訴人們，建國後“前三十年”對中國科學事業多麼嚴重的摧殘。它不僅導致當時的科研停滯和倒退，還影響之後幾十年科技的發展，毀滅了許多科學家和潛在的人才。雖然“前三十年”也有一些科技成就，但數量質量都遠遠落後於世界，只是劫難中的倖存物。當然，更早的日本侵華也損害了中國科學和教育發展，給中國人帶來巨大創傷。

   1945年後的中國，不僅未來得及修復日本侵華的創傷，又爆發一連串內戰和政治運動，讓中國“雪上加霜”、對中國人“傷口撒鹽”。這些創傷不僅損害了現實和物質，更造成心理損害，破壞了人們的好奇心、創造力、進取精神。

   而毛時代結束、改革開放後，中國科技和教育事業雖然得以恢復和發展，卻已與世界前沿科技脫節，民國時打下的教育底蘊已嚴重毀損，一切都要從廢墟上重新開始。

  雖然中國科教體系已重新搭建，機構數量和人員規模更是世界第一，質量也逐漸與國際接軌，但不僅仍然落後於發達國家，至關重要的創造力是嚴重缺失的。而這就不能僅僅責怪“前三十年”，而更在於改開以後的問題。

   改開以後的中國，科學和教育雖不再被政治極端干擾，但仍受制於政治和權力，學術自由遭受種種限制。高校和科研院所都必須服從政治大局、聽從領導命令，而沒有真正的自主性。政治決策者厭惡風險、執行者官僚主義，都壓制了學術的活力和創造力。

   中國高中物理教科書在簡介歐洲中世紀宗教禁錮科學情況的文字中，曾包括一句格言：“沒有學術的民主和思想的自由，科學就不能繁榮”。這句話與中國學術界人士缺乏自主性、科教環境不自由的現實，形成鮮明對比，也說明了創造力落後的原因之一。諷刺的是，這句話在2019年新版物理教科書中已消失。上位者不僅不願改變現實，連寫在書中的警示都不能容忍。

   除了政治和權力對科教的限制與損害，還有中國人普遍信仰缺失、身份認同混亂等問題。相對於民國時較強烈的民族認同、自豪感、團結性，以及毛時代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左翼狂熱，1990年代至今的中國人雖然在物質上越來越豐富，但思想上是迷惘的、信仰是空白的。中國官方宣傳的“愛國主義”存在各種缺陷，已難以足夠有力動員和團結國民。包括知識分子、科學家、青年學生在內的許多中國人，理想信念喪失，不知為何、為誰而奮鬥，也缺乏朝氣和為國家民族爭光的真心，既不願忍耐孤獨、獨立奮鬥，也不能真誠團結、通力合作。

   同時，在壓抑的大環境下，學術造假和腐敗盛行，師生們精緻利己，也進一步損害了科教水平和創新能力。人們在缺乏自由、難以實現理想的環境裡，普遍墮落，更多的是想的個人前途、如何撈取利益，而對發明創造、為國家和人類做貢獻無感。學術圈勾心鬥角、爭名奪利，且往往不擇手段、沒有底線，許多人不惜踐踏學術倫理弄虛作假、攀附學閥。科研和學術監督機構要麼尸位素餐，要麼成為鬥爭工具。

  在環境烏煙瘴氣、人心浮躁功利的情況下，沒有多少人潛心研究學術、心無旁騖於專業領域。而且若不會拉關係、結黨鑽營，也沒有過硬的地位和背景，有能力和成就也會被打壓埋沒。唯一一位出身中國大陸的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屠呦呦，獲諾獎前就長期被體制邊緣化，其獲諾獎提名後還遭到過若干其他中國科研人員惡意舉報、試圖阻止她獲諾獎。這樣的環境，想出諾獎都難。

   而中國的教育也鼓勵複製、壓抑創新。從小到大，中國人接受的主要是填鴨式教育、死記硬背、遵循前人和權威，而不鼓勵質疑和獨立思考。雖然中國也有一些大中小學進行創新和前沿實驗教育，但占比極小且影響非常有限。所以中國學生和科研工作者擅長複製他人和舊有成果，卻極不擅於創新創造。

  雖然這些年，中國科研和教育領域也推出不少鼓勵創新和科研實用性的政策，也取得一些成就。如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方面有不少進展，專利數量和大學排名上也可看到很大進步。但這些創新和進步並非尖端，仍是對各種既有科學技術的整合、提煉、改良，及憑藉巨量資源投入和龐大體量，獲取的成就和相對優勢。而獲諾貝爾獎的自然科學學者，往往是突破陳規、超越既有科學成果、取得革命性的成就，中國人在這一層次的短板非常嚴重。

   另外，中國的科研與教育的國際化程度較低，從理念到方式都未完全與國際主流一致和相恰。雖然中國自然科學領域已是中國開放程度相對較高、與世界交流較密切的領域，但仍然受制於政治、體制、國際關係、歷史遺留影響等，與其他領域一樣頗有“獨立性”（如中國互聯網在“防火長城”圍繞下形成“局域網”那樣）。這既影響中國科研和教育水平，也不利於諾獎評審者在內國際學術界對中國科研成就的了解、認可、接受。當然，中國人文社科領域的封閉和與國際脫節相對更嚴重。

   在歷史與現實的多重因素影響下，中國人難獲諾貝爾獎，並不奇怪。但中國人不能習慣於不獲諾獎，更不應以“諾獎是西方的獎項，不得也罷”，或“諾獎也是暗箱操作，並不公平”之類觀點自我安慰、不思進取。雖然諾獎也並非完全公平公正，但仍是極高權威和整體值得肯定的。中國人難以獲諾獎，反映了中國科技和教育的落後，以及與國際接軌融合的不足，需要痛定思痛、做出改變。

  中國人爭取諾獎，並不是為迎合西方，而是為更好的發展科技與教育、檢驗成果，促進中國科教的國際化、為全人類做貢獻，並反過來激勵中國科教事業進步、造福人民。當然，想要改變和奮起，並非一朝一夕之功，大環境不能改善，歷史遺留問題沉重的壓力，都會阻礙科教變革和創新。但中國人尤其科技與教育工作者們，首先應該意識到問題、找出原因、正視現實，而非自我麻痹、得過且過、在歧途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