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0月8日17點45分，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了2025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 來自日本京都大學的北川進、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的理查德·羅布森，以及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奧馬爾·亞吉。三位科學家將共享1100萬瑞典克朗（約834萬元人民幣）的獎金。

他們獲獎的理由是開發出一種全新的分子結構類型叫金屬有機框架（MOFs）。可以簡單理解為：在分子世界裡建房子。

他們把“空氣的空隙”有效利用起來，在這些“空房間”里，分子們能在裡面進進出出，科學家們可以用這種“空房間”實現了很多神操作，比如，從沙漠空氣里擠出水來、從污水中撈走污染物、把二氧化碳關起來，減緩全球變暖、還能儲存氫氣，為清潔能源做準備。從而幫人類解決了水、空氣、能源等大問題。

在三位獲獎者中，奧馬爾·亞吉的經歷尤為精彩。從一個15歲以難民身份踏入美國的約旦小男孩，到如今站上諾貝爾獎的領獎台，他的人生故事堪稱勵志的典範。

學習真的能改變命運麼？奧馬爾·亞吉對這個問題交出了滿分答案！

1965年，奧馬爾出生在約旦首都安曼的一個巴勒斯坦難民家庭，家裡孩子眾多，生活充滿挑戰。

首先是居家環境不好，屋子小，一家十幾口常常和家畜擠在同一屋檐下——一半人住、一半留給了牲畜。

除此之外，在奧馬爾的成長中，水和電都是稀缺資源，每天必須跑到固定水源取水，然後小心翼翼地儲存。

屋內光線昏暗，白天才勉強依靠窗戶的自然光，夜晚則靠簡陋的燈光支撐生活。

在這樣的環境裡，每一個動作都要精打細算，每一滴水、每一絲光都彌足珍貴。家裡的孩子們從小就肩負起繁重的家務：取水、餵養牲畜、打理家務……

這些生活的細節，潛移默化地教會了奧馬爾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中尋找效率，也為他日後對科學中結構與秩序的敏感打下了基礎。 

與許多諾貝爾獎得主出生於書香世家、學術之家不同，奧馬爾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有限：父親小學畢業，母親幾乎不識字，全家靠父親養牛和經營的小肉店維持生計。然而，父母從未因為自身文化水平有限而輕視教育，他們對孩子的期望異常明確。

15歲那年，在父親的鼓勵、外加強迫下，奧馬爾帶着家人的期望、對未知的恐懼與期待獨自前往美國求學（有媒體說他是以難民身份來到美國、也有媒體報道是通過哥哥的幫助）。

他來到了紐約州的特洛伊（Troy）-- 一個人口只有五萬多人的小城市。

初來乍到，奧馬爾面對的最大挑戰不僅是美國的生活方式與約旦完全不同，還有他幾乎不懂英文無法與外界交流、以及求學。從媒體顯示出來的資料可見，奧馬爾到達美國後的求學經歷可謂一波三折、“曲線救國”。

因為幾乎不會英文，奧馬爾求學的起點並不高，是當地的一所社區大學（相當於國內的大專）哈德遜谷社區學院Hudson Valley Community College，他在那裡旁聽和選修基礎課程 --英語、數學和科學。

每天，他都在努力跟上課堂節奏，憑着刻苦和天賦，他用英文順利完成了基礎課和選修課，拿到了優秀的成績轉入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SUNY Albany）。

雖然父母對他的期待是成為一名醫生，但從十歲起就熱愛化學的奧馬爾本科選擇了化學專業。在奧爾巴尼分校，他第一次接觸到更系統、更高階的化學課程。

有意思的是，根據奧馬爾的描述，他剛剛轉入紐約州立大學就立即進入研究工作。“我同時與三位不同的教授進行三個不同的項目：一個物理有機項目，一個生物物理項目，以及一個理論項目，我真的很喜歡實驗室。我不喜歡上課，但我喜歡實驗室。”在此期間，他靠着裝雜貨和拖地的工作維持生計，並在1985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獲得化學學士學位。

本科畢業後，對化學的痴迷讓他順理成章繼續求學深造，進入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攻讀博士學位，並於 1990 年獲得博士學位。

博士畢業後，他獲得了哈佛大學博士後的offer，在那裡進行了為期兩年的博士後工作。

完成在哈佛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工作，奧馬爾開始了獨立的學術生涯，並以每七年為一個台階，在學術領域步步高升：

1992年，他成為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一名年輕的助理教授，從零開始搭建自己的實驗室；

七年後，他又去到排名更高的密歇根大學成為終身教授。在這裡，他的研究開始嶄露頭角，逐漸形成獨立的學術方向，研究團隊規模擴大；

2006年，奧馬爾受聘成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任教授。這段時期，他的研究迎來了真正的突破。他和團隊系統地發展了“金屬有機框架”這一新型材料體系，在國際學界引起轟動。那一年，他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提名，成為該領域最受矚目的科學家之一。

又過了六年到2012年至今，奧馬爾就職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並成為James and Neeltje Tretter講席教授（一個冷知識：奧馬爾教授頭銜前的“James and Neeltje Tretter”意思是由“Tretter家族基金“出資設立的講席教授endowed chair，代表該校對他學術成就和影響力的高度認可。

在伯克利，能被授予講席教授頭銜是一種極高榮譽，意味着該教授在國際學界有重要地位、科研成果突出，並獲得學校和社會的持續資助）同時，他還兼任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的科學家。

隨着學術地位的提升，奧馬爾陸續獲得多項榮譽：2019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2022年成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以及德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最後，到今日的諾獎獲得者。

從約旦的巴勒斯坦難民區到美國頂級實驗室負責人，奧馬爾用半生努力完成了對命運的扭轉、實現了人生的飛躍。

除去其難民身份，從社區學院起步，到州立大學完成本科，再到名校攻讀博士、頂尖學府做博士後與任教，奧馬爾的求學之路，是一條典型的“自下而上”學術路徑。

他沒有可以依靠的“特權”——校友子弟、富裕家庭資助、體育或名門背景獲得入學機會。他能一步步走到世界頂尖科研舞台，靠的只有勤奮、堅持和對科學的熱愛。 

而在接受採訪時奧馬爾也表示：“科學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平等力量Science is the greatest equalizing force in the world”，這也是支持他一路走來的精神支柱。

他建議年輕學生“只要選擇你周圍的任何東西，深入思考，它是由什麼製成的？它的材質是什麼？並且挖得深。你挖得越深，事物就越美麗，你會發現事物是被構造出來的。所以至少，給自己一個機會，被化學吸引的最佳機會。”“在你這麼小的年紀，你只需要擁有，順從內心，走向那個吸引你解決的問題或領域。”。

當然，奧馬爾能實現如此精彩的人生逆襲，也得益於美國靈活、成熟的轉學制度（transfer system）。美國的高等教育體系給了許多普通家庭出身的學生一次“重生”的機會。許多人並非一開始就進入名校，而是像奧馬爾那樣，先在社區學院（community college）學習基礎課程，之後再憑成績和學分轉入四年制大學。奧馬爾在伯克利的採訪中表示：我就是美國公立學校最好的產物，公立學校成就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