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許倬雲先生說幾句閒話 許倬雲先生是中國文化的頭牌，一是因為其年齡，二是因為其所在的位置——在美國頂尖學府，而研究中國文化。不走紅世界，那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許倬雲先生出了新書，一定要捧場的；不捧場，就落伍了。 書，是非常新的；一直寫到2022年新冠結束，不能再新了。 頭牌文化名人，最新著作，焉能不如饑似渴！ 看其他書，我都是翻；眼睛一撇，要是有哪一個字閃光了，就停下來細讀；要是沒有，這一片，就算翻過去了。 許先生的書，當然不能一目十行，而是一字一字地看過去，一讀二品三回味。 從中，也發現了許倬雲先生之“智者之失”。 為此，心中暗喜，能從No 1學者的“雞蛋”里挑出骨頭來，也是咱的功夫啊。 當然，也可能是我看錯了。 說得不對的，請讀者們原諒；是在下想成名想得過度了，蹭許先生的熱度；許先生大人雅量，自然不會和我計較啦。或許，他是故意賣個破綻，也未可知啊。 不敢評價全書，就挑幾處細節。 全書是對話體的，他人問，許先生答；和《論語》裡弟子們問，孔夫子回答一個格式。為節省篇幅，我就不把提問人和問題，照錄了。 1 許倬雲: 中國有一個很大的本錢，那就是文化的本錢。文化本錢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重視知識、重視理想，而且，知識分子不是為錢而工作，知識分子是為用自己的理想去幫助社會的其他成員一起走到理想的大同世界而工作。這是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 美國的專業人員教授法律知識是為了掙錢，教授管理知識也是為了錢，甚至教授歷史知識也是為了做教授--基本上美國教授的工作不重，待遇還不錯。 中國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是不一樣的，這是中國的本錢。 至於中國目前的問題，從 1949年到現在走過好幾段。最大的轉機是鄧小平主導了改革開放，把整個社會的狀況轉過來了。如果沒有他當年的工作，中國不可能有後面的快速的發展、崛起。 我相信總還有一些有理想的人願意以天下為己任,開拓知識也罷，管好天下也罷，最好他能先處理好自己內心的問題。身為一名知識分子，我們不是為了社會工作，也不是為了外在的職業而工作，我們的工作是為了讓自己的心有安頓的地方。這些人在的話，中國就應該有希望。這些人會想問題，會提出問題，最後把問題留下來給別人思考、研究。這一代人沒能解決，第二代總有人接下去繼續往前走。 我腦子裡思考的問題，從二三百年前就有人想過了。我是無錫人，無錫東林書院的風氣、東林學者的遺訓猶在。我們輔仁中學的學生，就是東林之後一代又一代人的子孫。中國學術界這一百年裡面，知識分子做官的比例很小，純粹學人占的比例很大。很多人像我一樣承受過去留下的擔子，寧肯死也背着擔子。這是中國最大的本錢。 據我所知，所有人都是為錢工作的；沒有錢，怎麼活下去啊！知識分子也不例外，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也不例外。所以，才有“書中自有千鍾黍”之說；許倬雲說“知識分子不是為錢工作”，就有點指鹿為馬的意思了。 以“萬世師表”、中國第一知識分子孔夫子為例，他開科收徒，也是收學費的；不僅要學費，且，為了增加收入，還”有教無類”；有人將此解釋成孔夫子給了所有人讀書的機會，但我認為，就是為了增收；辦法，就是擴招。1999年，中國大學一下子大開口子，大學生像潮水一樣猛漲，不是說得很明白嘛：教育產業化。 換言之，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不是不為錢，而是都為了錢。 從孔夫子開始，就為了錢工作。 1840年之後，到20世紀初，包括許倬雲先生的老師胡適、傅斯年那一代知識分子，還有中國第一代革命家陳獨秀、毛澤東，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幟魯迅等等，都是拿錢幹活兒的。 毛澤東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月薪8元大洋；胡適頂着洋博士的頭銜，有教授之尊，每月大洋300元；陳獨秀的收入，與胡適相當，他既是教授，還兼着文科部主任；魯迅的收入更多元，有本職收入、兼課報酬，還有源源不斷的稿費。 因此，許倬雲先生所謂“”知識分子不是為錢而工作， 真不知是從何說起！ 不為錢，中國知識分子為什麼工作呢？ 許倬雲先生指出：身為一名知識分子，我們不是為了社會工作，也不是為了外在的職業而工作，我們的工作是為了讓自己的心有安頓的地方。 嗷，我似有所悟。 原來，中國知識分子忙乎半天，他的工作和社會沒有關係，也不是一份兒創造產值的職業，比如，哲學家斯賓諾莎堅持靠磨鏡片，維持基本生活。中國知識分子不然，他們看不上那種“奇技淫巧”，他們是不動手的，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安頓自己的內心。 這麼說，中國知識分子確實也不該拿錢——你又不為他人、社會提供服務，你孜孜以求的只是“吾心安處是故鄉”。 可多想一步，又覺得許先生的話，不咋對！ 就在前幾行，許先生還說，中國知識分子是以天下為己任的，為此，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文化最大的本錢。 天下為己任？天下又不只是你一個人，芸芸眾生，熙來攘往，以天下為己任的話，僅僅安頓個人的內心，是遠遠不夠的吧！ 至此，許先生自己的話，也合不上了！ 哎！ 到底哪兒跟哪兒啊！大師的話，確實是一盤意大利通心粉，芬芳四溢，可是亂成一盤啊。 知識分子要想問題，今天想不清楚，明天接着想；一個人想不清楚，另一個人繼續；一代人想不清，下一代繼續。 這就是傳承。今天人所思考的，事實上，我們的祖輩也思考過。西方也是如此，所以，牛頓才說：我之所以看得比他人遠，是因為站在了巨人肩膀上。 許倬雲先生是東林黨之後，他站在東林黨的肩膀上，也看得更遠。他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中流砥柱，寧肯死也要背着擔子——擔子裡的，就是中國文化。 這是中國最大的本錢，許先生是本錢中的本錢。
2. 中國的天下國家概念，並不是獨自尊大，不是“我是第一”，中國的天下國家是逐步以同心圓為中心的擴散。就像歷史上日本對中國文化的接受，特別徹底，中國並沒有要求它降服，中國沒有征服日本(除了元朝有過一次失敗的嘗試)。 封建社會時期中國對外部世界的態度是，“你在我的核心圈的外圈”。這個同心圓結構,第一圈是中原的本部,第二圈是各省，第三圈是邊疆地區、國界之內的少數民族，第四圈、第五圈才是外國人的範圍。中國沒有對外的仇視，只有奇風異俗的觀察視角，“他們是蠻夷之邦，習慣是如此，我們不必管他”。 但到明朝以後好像非管不可，於是，開發西南邊境少數民族地區的明朝官員，基本上每一個都有表現自己功勞和成績的地方，到那裡去宣揚中華文化。若是以傳統的天下國家觀念而論，這個其實過頭了。王陽明這樣一個心學大家，一個心胸非常開放自由的人，但他打起廣西的瑤人，一點不手軟，一點不儒家，殺得雞飛狗跳，把幾千人趕到山溝里去。那種現象，確實是到了過分自大自尊的地步時才會出現。 …… 綜觀世界歷史，我認為中國是唯一顧全中央和地方，而且主以和平、發展交換人員、溝通信息的政治體。這個看法，提供大家參考。 以許先生的歷史造詣，對乾隆寫給英國國王的信，估計是倒背如流的。 乾隆怎麼寫的呢？ 奉天承運皇帝敕諭英咭利國王知悉，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齎表章，航海來廷，叩祝萬壽，並備進方物，用將忱悃。朕披閱表文，詞意肫懇，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 這種口氣，還不是“獨自尊大”，還不是“天下第一”啊？ 當然，你也可以說，這只是乾隆爺一個人的想法，他貴為天子，萬人之上，是俾睨四海的帝王之氣。 實際上，天朝上國的觀念，絕不是一朝一夕養成的。老大帝國的臣民，包括知識階層，早就失去了探索外部民族的興趣，如馮友蘭先生所言，自孔子時代以來，直到1840年，中國知識階層，沒有一個人下過海、出過洋的。不外訪，有一個隱含的假設，我是天下第一，去你們那些化外蠻荒之地，學啥啊！ 所以，英吉利到中國來，是“傾心向化”，是來朝貢的，也是來學習的。 反之，我們要是出去，是傳經送寶的，是當教師爺的。1877年，第一位出使英國的郭嵩燾臨行前，其同鄉、湖南鴻儒王闓運對他循循善誘，希望他以孔孟之道，規勸英國走上“天下太平”的正道：海島(英國)荒遠，自禹墨之後，更無一經書文儒照耀其地。……誠得通人，開其蔽誤，告以聖道，然後教之以人世之大法，與切己之先務，因其技巧，以課農桑，則炮無所施，船無往來，崇本抑末，商賈不行，老死不相往來，而天下太平，則誠不虛此行。 因此，竊以為，許倬雲先生說：中國並不是獨自尊大，不是“我是第一”， 是和歷史事實相違背的。 對於外人、外族、外部文化，以儒家為首的知識分子，是一種什麼心態呢？ 鄙人以為，還是《左傳》裡的話有代表性：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基於這一心態，歷代中央集權者，對邊疆少數民族，一直採取歸化、漢化、同化等措施。也就是，要將蠻夷的奇風異俗“化”到儒家禮制的籮筐里。 其中，政治上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改土歸流——這一措施，不是始自明代，而是從唐代就開始啦。 什麼叫到了明代，就非管不可了？以前，中原政府沒管人家，人家也過來了；這不是長臂管轄嗎？ 自己想稱王稱霸，就說非管不可。這種話，要是出自一個鄉下潑婦，也無妨；可是，出自許倬雲這樣的中國文化頭牌專家，就令人驚詫。 許倬雲先生認為“非管不可”，不管的話，肯定是國將不國了！既如此，以王陽明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在西南地區之作為，還有什麼不能理解的呢！而且，王陽明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是一大批人，也代表了大明朝儒家士大夫的整體價值取向。這些士大夫們的事業，是持續的。他們把不順從、不肯執行朝廷“改土歸流”政策的少數民族，趕盡殺絕。殺不盡的，就趕到更加不宜生存的高海拔地區，不讓他們下山。 可見，王陽明以及其他明朝官員，對少數民族，並不是一種獵奇的觀察視角，而是仇視、仇殺和滅絕的心態。 這是許倬雲也無法否認的。 如此說來，“中國沒有對外的仇視，只有奇風異俗的觀察視角，他們是蠻夷之邦，習慣是如此，我們不必管他”。——這樣的結論，是如何得出的呢？ 管？ 還是不管？到底是隨他們？ 還是非管不可？ 相鄰段落中，許先生的認知和歷史事實，截然相反，不能不說必須是許先生這樣的大師，才能有如此卓見。 對傳統，許先生是深愛着的，赤子心跡，躍然紙上。尤其對於大一統的中央集權，許先生更是視若珍寶，就是今天美國的聯邦制，恐怕也不及大秦。因此，許先生在該書中憂心忡忡地指出：美國建國才200多年，其制度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檢驗。 相反，秦制是經過反覆迭代的；秦滅了，有漢；隋亡了，有唐；明清兩代無縫銜接，所以，對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進行了反覆試錯和縫縫補補，終於形成許先生樂見的形態，即：中國是唯一顧全中央和地方，而且主以和平、發展交換人員、溝通信息的政治體。 這就是制度自信啦！ 不過，許倬雲不該忘記漢代七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唐代藩鎮割據、黃巢起義和安史之亂，明代朱棣清君側、李自成張獻忠起義、清代康熙削三藩和太平天國占據大半個中國。當然，我不是史學家，只能記住幾個主要的，說一漏萬。 請問，在這些事件中，哪一次顧全了中央和地方？哪一次不是中央和地方決一死戰？哪一次又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 難不成數千萬人血流成河的慘劇，在歷史學家眼裡，只是一場風花雪月的電子遊戲！ 3. 至於中國，在抗戰以前，租界裡說洋話的中國人是“天之驕子”，對一般的中國人是瞧不順眼的。我們在上海租界以外，我是無錫人，無錫當地幾乎每一家都是幾百年連續不斷地受教育，即使家境貧窮也受過教育。對講洋話的、口口聲聲“我是洋行買辦”的人，我們地方老家族看不起他們。相互看彼此不順眼，他們看不起我們，我們看不起他們。 對外族的文化，中國人是不屑的。這當中，也包括外族的語言和文字。和利瑪竇混得極熟的徐光啟，基督教都入了，但，也不學外語。幾何原本的翻譯，是利瑪竇口述，徐光啟整理成文字的。利瑪竇後來忙，徐光啟一個人就沒法兒幹了。後人責怪利瑪竇，說他藏了一手，不把幾何原本全給我們。 這才是冤枉——人家把原本都帶來了，還翻譯了前六章。你要是愛科學，愛學習，就應該在此基礎上，自己翻譯，而不是去曲解他人的意圖。就像孩子，吃慣了奶水；母親斷奶之後，自己不去覓食，卻責怪母親為什麼不繼續餵奶呢！ 許倬雲先生應該是無錫的大族，世代讀聖賢書，所以，看不起講洋話的，看不起給洋行做事兒的。這是文化自信。百年之後，這種自信愈發強烈和堅定。 儒家並沒有獨占性，儒家接受佛教，並刺激了道教，儒釋道的發展里是一次一次的相互轉換、一次一次的相互接受，每次都有彈性來修整。 許先生說“儒家沒有獨占性”，也和歷史事實不符。“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就是儒家提出來的；在得到皇權的大力支持後，成為主導中國歷史的官學。至於其接受佛教，並非出自其本心，而是儒學缺乏對人的終極關懷：人，如何面對死亡？人是從何而來，又要到哪兒去！ 對困擾人、人類的最根本問題，孔子和儒學的態度，是迴避。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曰怪力亂神。孔夫子是聖人和先知，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知道自己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但老百姓不行啊，老百姓想知道來生是什麼樣子的，於是，就皈依了佛教。 所以，不是什麼儒學大度，接受了佛教，而是儒學五行不全。就像中醫，治不了瘧疾，只好讓康熙帝服用金雞納霜。儒學對佛教的接受，也是如此。 即便如此，儒學和佛，也是有分界的。這個分界，就是一個在官，一個在民；一個在朝，一個在野；一個服務於皇帝和權力集團，一個服務於勞苦大眾。皇帝也會拜佛，但，那屬於個人私域，和政治無關。 人文學科方面，胡適先生與傅斯年先生學到“拿證據來”，但沒有想到怎麼解釋證據，解釋證據後面要靠哲學，他們不學這一套。我自己是兩方面都學，因為我在美國待久了，我的朋友都是搞西方哲學的，不學也得學。 胡適和傅斯年，是五四時期新文化的旗手，也是許倬雲的前輩。胡適的名言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傅斯年的名言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沒有證據不說話。或言之，胡、傅兩位大將，不僅在研究中取得了大成就，在方法上，也頗有心得。 不過，許倬雲對胡、傅，看不上眼了；因為，他們只是找證據，不會解釋證據；為什麼？因為，胡適和傅斯年，不懂哲學啊；不懂哲學，怎麼解釋證據啊！ 據我所知，胡適的老師是美國近代最著名的哲學家杜威；胡適還是第一個寫《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這也不算搞哲學嗎？ 怎麼算搞哲學呢？就是第一，在美國待久了；第二，朋友都是搞西方哲學的。 對此，我是不贊同的。比如，美國野牛，在美國呆的時間，肯定比許倬雲長； 第二，一個人的朋友，是搞什麼的，和自己搞什麼，也沒關係。“我的朋友是胡適”，全台北，幾乎都是胡適的朋友，然而，有誰和胡適的學問有關呢？有幾個人能和胡適的學問相比呢！ 至此，想起了著名華人經濟學家張五常：在張的文章里，你總能感到“交易成本”理論，是他發明的；不是他發明的，也是他貢獻最大。好像全世界欠他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似的。 在這一點上，許倬雲老當益壯，直追張五常啊。 2023年9月24日星期日； 北京，家中。 備註： 此文，寫了三分之一，無味，不想寫了； 發了一段，給一位異國的學術妹妹。她鼓勵我，繼續寫。 我才不辭辛苦，草草收尾了。 對她的鼓勵，表示感謝；否則，這篇就爛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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