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這個標題，令人聯想到那首有名的《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有其一必有其二，過去有個毛澤東，現在又出了個習近平，前後兩者有極強的相關性。

無論是東方紅的詞曲作者李有源李煥之，或是2009年將此曲列為100首推薦愛國歌曲的中宣部，都絲毫沒有意識到，中國為什麼出的是毛澤東而不是華盛頓？同樣，毛死40年以後，無論是提名舉薦，舉手贊同，有着期望或期待的中國人，誰也沒有想到，中國為什麼會出現近似毛的習近平？

習近平就是一個小毛澤東。他一點也不像自己當年被毛迫害的父親習仲勛，而是亦步亦趨地追隨着老毛的軌跡，有些方面甚至超越。比如，迫害政治對手，獨攬大權，盲目自信，不懂裝懂，心狠手辣，死不認錯。毛澤東借稿費成為當時中國的個人首富，習近平出版的個人選集，以行政手段推銷發行，稿費也達到萬億天文數字。

據說現在的習總，正在與黨內各派博弈，試圖模仿毛澤東，像在1962年中央工作會議上那樣金蟬脫殼，退居二線，潛心蟄伏，伺機東山再起。在時機成熟的未來某一天，將掀起一場狂瀾或戰爭，把所有的政治敵手打倒。據剛被收押的習辦主任韓世民交代，習有一個十五人暗殺名單，李克強名列榜首。

我曾在一篇博文里寫過這樣的意思：一個國家民族，用什麼樣的方式思維，就決定了自己是什麼樣的命運。“凡是用俄國方式思維的人，得到的就是俄國的命運；凡是用伊朗方式思維的人，得到的就是伊朗的命運。一樣，凡是用美國方式思維的人，得到的是美國的命運，凡是用中國方式思維的人，得到的是中國的命運。沒有例外。”聽去有點武斷，可是當中國歷史經歷了多次幾乎一模一樣的重複，並還要繼續再來的時候，人們就不得不起疑了。

如果覺得理解費力，我不妨把話說得更直白一些。中華民族的命運多舛，只歸於中國人在下意識或潛意識裡，對某種趨動感覺特別親近，有一種止不住的嚮往，既確定，又依賴，如影隨形。這裡所指的趨動，不是某一個人的創造，也不是某一代人的製造，而是長久積澱，潛移默化，不為外來意識所移，不被任何異議所動。一代接一代固定地承傳，最終成就了因緣宿命。在可見的未來，只要跳不出宿命，他們就只能接受因果報應的懲罰。說明一下，這裡並沒有是非或價值判斷，無所謂好壞對錯，僅限於陳述事實。承認是它，不承認也是它。補充一點，這也不是中國人所特有，世界的其他民族都有類似情況。比如俄羅斯，宿命與中國非常相近。

這個所謂的趨動到底是什麼東西？今天在這裡，我試圖憑藉自己有限的學識和思考，衝擊這一亙古難題。不指望突破，只期待微小共鳴，以繼續抽絲剝繭。

佛學講究因果。今世所發生的一切，都帶有前世的因緣。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冤冤相報，歷歷不爽。這符合客觀存在的基本邏輯。中國人過去信奉的某一種趨動，就是因；現在隨之而來發生的一切，就是果，因果報應，層層應驗。

別怪我用詞刻薄，不近人情，因為思考必須這樣。那為什麼眾多知名的專家學者都不說這些，就你一個施化無名鼠輩在這裡口無遮攔？是，必定如此。專家學者們所受的限制比我大得多，否則職業就砸了。萬一失去受眾，也相當於丟掉飯碗。而我老了無所謂。曾聽過一次秦暉教授訪談視頻，既佩服他的才華，也惋惜他帶着腳鐐跳舞的無奈。

言歸正傳。下面列舉幾種中國人在潛意識裡的趨動，也可叫動因，或者孽緣。

居首位的是強人崇拜。自秦統一天下，幾乎無宗教信仰，不信鬼神的中國人，變得只信強人，而且是地位最高，手段最狠的那一個。中國曾有過不同性質的司法，制度，道德規範，民間習俗，但都非常孱弱，在強人的鐵腕下不堪一擊。只有皇帝才是那個最高且最終的裁判者，不是上帝。

民間雖也有微弱的對皇權的反抗，但僅限於“天高皇帝遠”，“皇帝人人做，明年到我家”。一句話，可以沒有官員，沒有朝廷，但不能沒有皇帝。一時間失去了，馬上要再來一個，哪怕是哇哇啼哭的嬰兒也無妨。只有確立了一個皇帝，中國人才有了主心骨，感到了自己存在的意義，有了前進的方向，並團結凝聚起來。仿佛中國人從來只是被動物體，只接受保護，管理和操縱，不知還有另一種地位。

1911年，順應世界大潮，中國的最後一個皇帝宣布和平退位。可是後來的種種演變，都示意沒那麼容易。先是袁世凱體察民情，決定恢復帝制，創立洪憲元年。雖好景不長，可取而代之的，全部是強人政權，功能與帝制差不多，換湯不換藥。明明在口頭書面上抨擊和反對帝制，心裡想着和實際接受的都是帝制，或者說與帝制相似的強人政治，偉人政治。記得毛死後，全體中國人哭得如喪考妣。雖說有些人是裝的，但心誠的占絕對大多數。

當年鄧小平舉薦胡耀邦擔任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民間存有大量的不屑。主要觀點無非是，外形不夠高大，心地太善，手段太軟。直到失去胡耀邦，人們才如夢方醒，明白他才是真正為全體老百姓辦事，千古一遇的好皇帝。可惜過了這村就沒有這店，下一個胡耀邦再也不出現了。

不信主和神，不信制度體制，不信司法法律，卻只信個人，並只限於最厲害的那個人。由於崇拜，這個人的任何過錯，任何陰暗和邪惡面都可以被原諒，容忍和忘卻。這就是中國式思維區別於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的一個明顯特徵。這一特徵決定了中國人還將迎來大大小小的毛澤東，且沒完沒了。

排在第二位的應該是分配平均。自古以來，中國人對資本的概念雖幾乎為零，但對財富卻極為敏感。財富跟資本明顯有區別。財富僅限於用來分配和消費，“鬥地主，分浮財”。而資本的作用則大得多，比如投資和再生產。由於缺乏資本概念，中國人的祖先們最講究的就是怎麼把財富分配均勻，“不患寡，患不均”。直到今天，全民最流行的口號還是“共同富裕”，並把這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可是所謂分配財富的“分大餅”，卻被現代經濟學視為盲區。自古以來，沒有一個國家，一個家庭，有能力或者有記錄，能把財富分配得恰到好處。烏托邦里也許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什麼才是一個人恰好需要的？任何一個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政治學家都一頭霧水。人太複雜了，十個指頭不一樣長短，用什麼公式可以計算出一個人今天需要什麼，明天需要什麼；今年需要什麼，明年需要什麼？沒有。奧派經濟學的答案很簡單，靠市場和貨幣。不過建立真正的市場和真實的貨幣，那又是另一回事。可以想見，只看見財富而看不見市場的中國人，永遠進入不了市場交換，只等待分配。誰許諾公平分配，他們就擁戴誰。這荒不荒唐？

第三，但肯定不是最後一個趨動，可以稱作排外。眾所周知，中國的地理位置，註定其與世隔絕。向東是大洋，向南是荒蠻之地，向西是渺無人煙的高原沙漠，向北是寒冷的荒原。中國文化只局限於中央這塊被封閉的土地。此外的所有範圍，都被視為蠻夷，相當於野蠻，未開化，不屑一顧。

可偏巧不巧，近代的中國被蠻夷大大超越。並且，從自尊的心理出發，還被羞辱和欺負了。這是中國人萬萬不能接受的。因此，近代以來，本能地抗拒和抵制外來的一切價值觀念，成為這個民族的主流。有人把這理解為民族主義，不一樣。源頭上也許接近，但性質有區分。民族主義只限於利益上的自我保護，假如符合自身利益，外來的東西也可以被吸收。排外卻是一種病，類似過激免疫反應。不論對自己好或不好，不加分析一律反抗。誰號召反抗，他們就跟着誰。

習為什麼在短短幾年中，掃蕩了全部政治對手，居於權力頂端，權勢超越毛澤東？中國人的內心趨動正是他決定性的背書。習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能力或本事，但因生長環境所致，只模仿了毛澤東。毛既然正中中國人的下懷，習當然不遑多讓。以上的三個趨動因素足以解釋。由於崇拜強人，只要狠，下手毒辣，就能俘獲人心；只要號召平均財富，就會受到擁護；只要排外，排除境外的不利影響，干擾不了自己的長期統治，民意基礎就穩固。估計今後的中國，仍會有一個接一個小毛小習擼起袖子幹下去，狠狠地報應中國人，最終讓中國成為人間煉獄。

劉曉波曾有一句“殖民三百年”，我感覺還是樂觀了一點。因為他雖注意到外國有益的一面，卻沒有指出中國有害的一面。僅僅被動殖民三百年，效果不見得好，沒有意識上的脫胎換骨絕對不行。可是僅僅這一閃念，就讓他名譽掃地，誰還敢繼續？我雖也悲觀，認為民族意識不可改變，但還是注意到星星之火。比如沿海地區，發達城市，在更年輕的一代人中，前面提到的趨動因素有所鬆動。所以，假如有一種鬆散，自立的政治體制存在，多少年以後，變化也許會出現。

2025-0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