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生智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淞沪会战刚落幕，70万大军伤亡27万余人，残存的十几万守军带着疲惫与创伤仓促撤入南京，未经休整便要直面日军的锋芒。
 
日军则以20万精锐压境，数百架飞机、上百辆坦克配合重炮，形成全线碾压之势。
 
南京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的地形，本就无险可守，而国民政府高层还在为“守与弃”争论不休——有人主张放弃空城、保存实力，有人坚持坚守首都、维护大国体面。
 
如果就此撤退，倒还没什么，大家都走，倒还不至于出现后来那种事，但事情却出了意外。
 
唐生智主动请缨，当着蒋介石和众将领的面立下誓言：“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
 
为了彰显破釜沉舟的决心，他还下了一道狠命令：销毁长江上所有可用的渡船，禁止任何部队从下关渡江撤退；甚至通知北岸的胡宗南第一军，对擅自渡江者可开枪制止。
 
这份看似决绝的姿态，瞬间点燃了十万守军的士气。士兵们看着司令官断了所有退路，都以为一场死战在所难免，纷纷抱着“与城共存亡”的信念修筑工事。
 
可没人想到，这道断退路的命令，日后会成为埋葬无数战友的催命符。
 
12月5日，日军发起总攻，外围阵地的战斗瞬间白热化。句容、汤山、淳化镇等据点相继失守，守军虽拼死抵抗，却难敌日军的火力优势。
 
尤其是坚守雨花台和中华门的88师，在三天激战中顶住了日军的疯狂冲锋，让日军付出了2600人阵亡、4600人负伤的惨重代价，却未能守住阵地。
 
12月12日，中华门、中山门先后被日军攻破，南京城防全面崩溃，此时的唐生智，早已没了当初“共存亡”的豪情。
 
他本该坚守指挥部，哪怕战死，也能为部队争取时间，可他却选择了最狼狈的逃离。
 
最讽刺的是，他当初下令销毁所有船只，自己却早已预留了一条小火轮。
 
12日晚，他带着几名亲信悄悄溜往下关码头，趁着夜色渡江逃往武汉。而那些被他断了退路的士兵，还在城里与日军死战，或是在混乱中寻找生机。
 
更致命的是，撤退命令的下达本身就混乱不堪。
 
蒋介石此前的战略决策早已摇摆不定，一开始要求“短期固守”，后来见局势危急又想撤军，命令含糊其辞，一会儿让“能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一会儿又允许“择机撤退”。
 
唐生智的撤退命令更是漏洞百出：他起初规定只有卫戍司令部直属部队和36师能从下关渡江，其余部队需正面突围，可随后又口头补充“不能突围者可渡江”。
 
这道前后矛盾的命令，让原本就混乱的局势雪上加霜，近9个师的兵力蜂拥至江边，却无船可用。
 
北岸的胡宗南部队没收到撤退通知，误以为渡江的是逃兵，竟开枪射击，数以千计的士兵在江水中死于自家人的枪口下。
 
有的部队长官接到命令后，自己先溜之大吉，根本没把撤退消息传达给下属，导致整建制部队滞留城中，最终沦为日军俘虏。
 
那些没能渡江的士兵，要么在街头与日军展开最后的白刃战，要么放下武器沦为俘虏，最终大多惨死在屠刀之下。
 
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损失约10万人，其中多数并非战死沙场，而是死于这场混乱的撤退和后续的屠杀。
 
但南京保卫战的失败，从来不是一人之过。
 
战略层面的失误早已埋下伏笔，国民政府明知南京不具备长期防守的条件，却为了政治象征意义硬要坚守，把“政治仗”当成了“军事仗”来打。
 
蒋介石的战略总方针本是“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消耗战，可在南京保卫战中却背离初衷，要求疲惫之师坚守一两个月，完全脱离了敌我实力对比的现实。
 
唐生智不仅指挥不动杂牌部队，更没有制定完整的撤退计划，既没有预留足够的船只和后勤保障，也没有提前疏散城中民众。
 
战前南京仍有50余万民众滞留，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最终成了大屠杀的牺牲品。
 
守军大多是淞沪会战的残兵，弹药、粮食严重不足，医疗条件极差，许多士兵带着枪伤、饿着肚子作战。
 
而日军则装备精良、补给充足，飞机大炮的轮番轰炸，让本就简陋的城防工事形同虚设。
 
可即便如此，唐生智的选择依然让这场溃败变得更加惨烈。他的誓言成了空头支票，他的断船之举成了自私的铺垫，他的临阵脱逃成了压垮守军信念的最后一根稻草。
 
历史不会苛责一个没能守住城池的将军，但会铭记那些关键时刻的担当与怯懦。
 
如果唐生智能坚守到底，哪怕战死在指挥部，他都会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南京城里或许会少一些混乱，多一些有序撤退的生机。

唐生智没能成为英雄，但那段历史中无数无名将士的牺牲，早已铸成一座不朽的民族丰碑。

参考信源：
《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