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遐想：欧洲没落了？ 《西方的没落》（德语：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是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1936）的两卷本著作，第一卷发表于1918年夏，第二卷以《世界史的视角》为名发表于1923年。斯宾格勒将他的书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其拒绝欧洲中心史观，尤其反对把历史划为线性的古代-中世纪-近代。斯宾格勒认为历史中有意义的单位不是时期而是以有机体形式发展的完整文化体。他承认至少有八个高等文化体，即巴比伦、埃及、中华、印度、中美洲（玛雅/阿兹特克）、古典（希腊/罗马）、阿拉伯、西方或欧洲。文化体有生命周期，约一千年的繁荣期和一千年的衰退期，每一个文化体的最后阶段就是他所说的“文明”。 聖經中的角 (Horn/Shofar) 力量與拯救: 神是信靠者的「拯救的角」，將人從仇敵手中救出。 權柄與尊榮: 義人的角被高舉，惡人的角被砍斷。 神聖宣告: 迦南地的角聲召集百姓，預示神同在。 戰爭與勝利: 基甸用角聲與三百勇士擊敗米甸人。 末日與審判: 亞捫（撒迦利亞）預言神在旋風中吹角護衛子民；天使吹號（號角）預示末日來臨。 彌賽亞: 「大衛的角」指向彌賽亞，即「拯救的角」。 異象: 啟示錄中，魔鬼有十角代表毀滅能力。 断角的逻辑： 既然没有了“天父”（乾/源头），男人就不再是“圣灵的升符”，而成了无根的浮萍。没有了对上帝的敬畏，也就失去了“神圣的勇力”。现在的欧洲男人，普遍陷入了虚无主义。一个不相信真理的人，是不可能长出坚硬的角的。 政治正确对骨骼的软化，在欧洲几乎取得了全面的文化霸权。酸蚀效应： 这种“浆糊文化”（无限的宽容、多元、反歧视、去雄化）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它像强酸一样，把男人骨头里的钙质（原则/圭）溶化了。角的消失：以前的欧洲男人（骑士、清教徒、探险家）是有角的，他们敢于说“是与非”，敢于为了信仰拔剑。现在的欧洲男人，为了不冒犯那些“浆糊”（白左叙事），为了显得“文明”和“温顺”，主动把角锯断了。 现代欧洲崇尚的是一种“阴柔的气质”。环保、和平主义、素食、福利社会，这一切都是水和沼泽的意象，而不是火和角的意象。赎罪心态： 由于二战的创伤和殖民历史的负罪感，欧洲男人陷入了一种病态的“自我惩罚”。他们觉得拥有力量（角）是有罪的，拥有攻击性是野蛮的。为了证明自己“善良”，他们交出了武器，锯断了角，把自己变得人畜无害。结果： 当真正的狼（野蛮的、未被教化的力量或魔鬼的代理人）来的时候，这些没有角的男人只能试图用“爱”去感化狼，结果就是被撕碎。 但是，国际天主教立法者网络 (International Catholic Legislators
Network - ICLN) 的克里斯蒂安·阿尔廷·冯·格索 (Christiaan Alting von
Geusau)于2025年12月23日在《地缘政治情报服务》杂志以“基督教与欧洲的未来”为题发文称，在意识形态枯竭和社会分裂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正在重新发现基督教，将其视为尊严和人生意义的源泉： EssayDecember 23, 2025 Christiaan Alting von Geusau 
Christiaan W. J. M. Alting von Geusau (* 23. November 1971) ist ein niederländischer Rechtswissenschaftler. Von 2014 bis 2023 war Alting von Geusau Rektor der Katholischen
Hochschule ITI in Trumau (vorher: Internationales Theologisches
Institut), an der er schon seit 2004 als Vizepräsident für
Hochschulentwicklung und Leiter der Rechtsabteilung tätig gewesen war
und an der er weiterhin als Professor für „Rechtsphilosophie und
Christliche Erziehung“ lehrt. 2018 wurde er zudem zum Honorarprofessor
an der Universität San Ignacio de Loyola mit Hauptsitz in Lima, Peru
ernannt. 2013 gründete Alting von Geusau die Schola Thomas Morus, ein
katholisches Privatgymnasium in Baden bei Wien und seit 2017 in Trumau,
Niederösterreich. Seit dessen Errichtung 2010 ist Alting von Geusau ebenfalls Präsident des International Catholic Legislators Network. Christiaan Alting von Geusau
拥有莱顿大学（荷兰）和海德堡大学（德国）的法学学位。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维也纳大学（奥地利）的法学哲学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为“战后欧洲的人性尊严与法律”，于
2013 年在国际上发表。直到 2023 年 XNUMX 月，他一直担任奥地利 ITI
天主教大学的校长兼校长，并继续担任该校的法学和教育学教授。他还担任秘鲁利马圣依纳爵·罗耀拉大学的名誉教授，担任国际天主教立法者网络 (ICLN)
主席和维也纳 Ambrose Advice 的董事总经理。 简而言之 · 基督教在欧洲各地呈现出悄然复兴的迹象 · 日益增长的信仰参与度与反基督教的公共领域形成鲜明对比 · 基督教的道德框架继续塑造着欧洲的基础 (克里斯蒂安·阿尔廷·冯·格索)我在荷兰长大，童年到成年这段成长时期，我亲眼目睹了世俗化进程似乎不可逆转，以及欧洲社会日益去基督教化的趋势。我从未想过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些趋势停止或逆转。然而，这正是我今天所看到的——它并非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而是一种悄然但意义深远的现象：越来越多的人，主要是Z世代的年轻人，正在重新发现基督教信仰及其丰富的传统，尽管人数相对较少，但增长迅速。 这一趋势的最佳指标是过去十年间西方国家青少年和成人洗礼人数的稳步增长。今年复活节守夜弥撒期间，在我家乡北布拉班特省的教堂里，不仅座无虚席——各个年龄段和人生阶段的人们都积极参与——而且我们还为10名年轻人举行了洗礼。在较大的城市，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天主教堂的洗礼人数要高得多。这在我年轻的时候，甚至直到几年前都是难以想象的，那时教堂正在迅速空置，许多教堂永久关闭。现在，同样的复兴趋势在整个欧洲都能看到。这种复兴能够持续下去吗？ 一场逆势而上的复兴 统计数据令人印象深刻。在过去的10年里，法国青少年和成人洗礼人数增长了160%。仅2024年，就有约17800名法国青少年和成人接受了洗礼。与2023年相比，这一数字增长了45%。2024年，英国的成人洗礼人数创下十多年来的新高，而18至24岁年龄段的教会出席率也从2018年的4%增长到2024年的16%。奥地利的洗礼人数从2023年到2024年增长了85%。 这些数字乍一看似乎令人惊讶。欧洲的公共舆论，尤其是政治氛围——除少数国家外——仍然是明显的后基督教时代，有时甚至是反基督教的。自2005年以来，位于维也纳的欧洲基督教徒不容忍和歧视观察站通过详细而严谨的多方验证研究，记录了那些鲜为人知的歧视模式。在过去的20年里，欧洲对基督徒的歧视和边缘化现象稳步增长，其中涉及暴力行为的比例越来越高。例如，欧洲大陆很少有人知道，2024年记录在案的针对基督教教堂的纵火袭击事件接近100起，几乎是前一年的两倍。这些蓄意破坏行为中有三分之一发生在德国。 那么，如果我们审视复兴和衰落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发展趋势，未来几年基督教在欧洲社会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基督教是否被过早地断言衰落，或者其衰落是否已不可逆转？践行信仰的基督徒在社会中是否仍然可以发挥作用？ 逆境中的韧性 这些问题的第一个答案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尽管基督教信仰是历史上遭受迫害最严重的宗教——无论是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皇帝，还是今天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和共产主义者，它不仅幸存下来，而且最终蓬勃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基督教人口持续显著增长。仅在1990年至2024年间，基督教人口就从19亿增长到26亿，其中非洲的增长最为显著。 这意味着，两千多年前追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组成的一支小小的、看似杂乱无章的队伍，发展成为如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宗教运动。尽管历史上以及直到今天，各种政权和意识形态持续不断地试图根除福音的信息并边缘化其追随者，但基督教仍然蓬勃发展。波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战后共产主义极权统治时期，政权竭尽全力破坏、歧视和迫害基督徒和天主教会。尽管如此，波兰教会仍然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和影响力。它还诞生了一位波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他于1978年当选教皇，之后成为欧洲共产主义最强大的对手。1989年，在中欧和东欧和平摆脱共产主义统治后，他是推倒铁幕的主要人物之一。对这些问题的第二个答案可以在教皇本笃十六世2011年9月在德国议会发表的历史性柏林演讲中找到。他在演讲中指出： 我们如何辨别什么是正确的？在历史上，法律体系几乎总是以宗教为基础：关于人类社会中什么是合法的决定都是参照神性做出的。与其他伟大的宗教不同，基督教从未向国家和社会提出启示性的法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提出源于启示的法律秩序。相反，它指出自然和理性才是法律的真正来源——以及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的和谐统一，这自然预设了这两个领域都根植于上帝的创造性理性。 这意味着，基督教传统能够为欧洲提供的不仅仅是众多宗教中的一种，而是在自然和理性中建立的坚实基础，并以此作为指导原则。这是它几个世纪以来取得成功的基础。本笃教皇认为，基督教的信息并没有强加一种新的治理体系——例如伊斯兰教通过伊斯兰教法所做的那样——而是强调我们需要以符合我们作为人类所处的自然创造秩序以及理性的一贯运用为基础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类尊严的概念就已载入我们的欧洲法律体系，但其历史渊源更为久远，它源于对“何为人之为人”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欧洲的基督教信仰将在未来世世代代传承这一理念。 对于这些问题，第三个答案并非在于当今西方那些经常将所谓的“文化基督教”工具化以达到其战略目的的政党和运动的兴起，而在于我们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被现代社会那些刺耳的意识形态正统观念所吸引。这些喧嚣的意识形态使生活依赖于满足每一个愿望、每一个奇想和每一种感受，并使每一个遭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人或群体都永远处于受害者地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现，这些意识形态并不能带来成就感和幸福，反而会导致暴力、绝望和孤独。他们转而寻求一种始终如一的信息，这种信息能够带来希望，提供连贯的道德框架，并提供友谊和社群。 他们越来越多地在基督教传统中找到这些，通过其神圣永恒的经典和礼仪，通过其对美的感知，以及对个人生活和对那些托付给我们照料的人承担责任的持续呼唤。在基督教教堂和教育机构中，他们遇到了一些人，这些人已经理解了如何过上充满喜乐、服务、仁爱和牺牲的生活。正如伟大的政治家、教皇圣约翰·保罗二世所言，他们在那里发现了真正的人类自由的解放性意义：“自由不在于做我们喜欢做的事，而在于有权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这三个答案仅仅是一些迹象，表明基督教以其持久的韧性和始终如一的信息，将继续塑造欧洲的未来。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只需看看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本笃十六世、方济各和利奥十四世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他们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天主教会的范围。 尽管欧洲声称取得了诸多经济和政治成就，但在道德相对主义、战争和过度监管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中，欧洲仍然迫切需要道德上的清晰指引；而过度监管正是试图填补道德相对主义留下的巨大空白，却以服从和墨守成规取代了常识，最终以失败告终。欧洲及其民主制度、法治和繁荣的未来，将不会由布鲁塞尔那些说教的官僚决定，而是由数百万没有放弃基督教信仰的欧洲人所拥有的尊严、正义感以及对真正自由的深刻理解来决定，这些价值观根植于他们的内心、思想、家庭和蓬勃发展的社区之中，他们也正在从中再次找到慰藉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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