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骨肉至親

第一章

我的父親

“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之死極為寶貴。”（《詩篇》116:15）

先父李捷才（1900-1949），在世時很少有機會和我說起他的成長經歷，因為我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時間，只有十四年。

父親出生於江西省安福縣的錢山。1947年，我們在南京時，我的堂兄曾對我說過，先父幼年痛失雙親。1916年，他16歲，隨年長的叔伯兄弟們東渡日本，在東京帝國大學主修政治經濟學；畢業後回國從政，先後在南京市政府、湖北省政府，以及國民政府外交部任職多年，直到1948年秋病休為止。

先父一生仕途的最高職位，是他28歲（1928年）任首都南京市政府社會局長。

1932年，父親和母親在上海結婚，父親32歲，母親22歲。婚後，母親、外婆等親人不懈地為他懇切禱告，婚後十年（1942），他終於悔改歸主。

此後，他不但戒了香煙，而且在重慶南岸黃埆埡救主堂的籌建工作中，努力為主做工，前後奔跑，其價值遠超此前他在國民政府任職時的任何工作。

我深信父親為天父所做的聖工，必蒙我們的神悅納。

父親生前曾有許多政界朋友、我於1948年在南京念金大附中時，父親告訴我，王造時和彭文應二位先生是他從小在一起的江西安福同鄉，也是他一生最好的朋友。

父親16歲時東渡日本，王造時和彭文應後來從清華到美國。1945年，我在重慶南岸黃埆埡家中，首次見到王造時，那時他在江西創辦《前線日報》。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父親和我與這兩位好友曾在南京和上海多次見面。

父親去世時，王造時和彭文應都是治喪委員會成員。未久，他們兩位都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他二人積極擁護中共黨。“抗美援朝”時，彭文應是代表上海人民去朝鮮慰問“志願軍”的代表團副團長。

1957年，彭、王二人淪為全國知名大右派。王的右派帽子於1960年9月29日摘掉，正逢我被拷進“拘留所”的那個難忘的日子。1966年文革開始，王造時被揪斗，並於1966年11月被捕；1971年8月5日在上海屈死獄中[1]。彭文應是全國90名“不准平反”的右派之一。待我最後於1978年第二次平反，王造時和彭文應早已先後辭世。

父親生前的兩位摯友均家破人亡，萬分悽慘！

和父親在一起的日子雖然短暫，但我童年時他給我的教誨，字字句句刻骨銘心，使我終生不忘。我上小學時（1942-1946），父親在家裡教我讀唐詩、《古文觀止》及《曾文正公家書》。抗戰勝利後（1945-1948)，我在南京金陵大學附中念初中；平時住校，只在周末回家。父親請專人每周輔導我的中文及英文，並諄諄告誡我，作為一個中國人，不能滿口英語卻不通中文。他還多次對我說：“你現在剛進初中，中文還差；等你高中畢業，有了中文底子，我一定把你送到美國去念大學”。

父親要我愛惜時間，不要把時間“化整為零”般地浪費掉。他還要我長大成人後，要有“經濟頭腦”，學習如何向銀行貸款，再去投資房地產等等我當時聽不太懂的事。

父親告訴我，日本人從小注意鍛煉身體，喜歡運動。他在日本時，學會了騎馬，還曾在北海道破冰游泳。他希望我有朝氣蓬勃的性格，要我多運動，而我始終不擅長運動，更不知怎樣才能活出“朝氣”來。

追憶1937-1945年抗日戰爭年間，我們在有“天府之國”美名的四川，經歷過生活物質匱乏的日子。我家在重慶南岸的日子，父母用各種方式接待來自淪陷區的神的僕人們。他們的家人有的還在敵後。父母幫助神的僕人們在生活和經濟上的需要，我們從小就耳濡目染，記在心裡。我和弟弟妹妹們長大成人後，也效法父母，用行動關愛神的僕人們，但遠遠沒有當年父母做得那樣好。

1948年12月，父親胃癌晚期，大姨夫婦邀請我們全家從南京遷到上海。大姨家四口人，住房並不寬敞，但他們用基督的愛，誠摯地接待我們。當時，我是一個混沌未開，剛過十四歲的少年，只曉得兵連禍結，人心惶惶，因為解放軍準備打過長江，國民政府已遷往廣州，市場一片混亂，能離開上海的人都四海為家了。那時父親病情加重，已有腹水，進食很少。我卻一點都不懂應該如何去接受父親即將離世的嚴酷現實。

1949年1月25日上午，父親在上海家中被主平安接走。這新家的住房是母親在四天前剛剛買下的。

父親的追思禮拜及葬禮由楊紹唐牧師及賈玉銘老牧師分別主領；我淚眼模糊，腦子裡一片空白。我更全然不懂的是，父親離世，但共產黨來了，出身反動家庭的沉重帽子，就必然要套在我的頭上。

一周后，我在上海橫浜橋東寶興路懷恩中學插班，念初三。懷恩中學是一所教會學校，聖經是必修課，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學校教室上聖經課。

授課老師朱照愛，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英語系。那天她講的是拉撒路死後四天復活的神跡奇事（《約翰福音》11:11-44）。主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朱老師反覆念這段經文，使我突然覺得主耶穌在2000年前對馬大說的話，好像是專對我說的。

我和朱老師過去並不認識，但天父借朱老師的口，用主耶穌說過的話，深深安慰了我這剛剛失去父親的懵懂少年。回想起來，這一切仍像昨天發生的事。

2020年，當年在懷恩中學與我同班的錦文姊妹告訴我，朱老師已近百歲，在新西蘭定居。

位於上海市閘北區閘北公園附近的浸信會公墓，大約建於1900年。1933年，大我一歲的姐姐因麻疹並發肺炎去世，即葬於此。大理石墓碑上，有父親的手跡（姐姐的出生及離世日子），還有姐姐的一幅照片。想不到十六年後，父親回歸天家，也葬在這處公墓里。

1967年12月，外婆89歲離世歸天。正值“文革”期間，雖然我在被“審查”中，但豫北醫專領導仍特准我回上海奔喪。那時全國上下一片混亂。紅衛兵及造反派山頭林立，各自為政。無論政府機關、學校或工廠，幾乎均處於“無政府”狀態。

喪假很短，我仍去憑弔18年前埋葬父親的浸信會公墓。絕未想到的是，公墓面目全非，墓園只剩下一個個的空穴。埋在地底下的棺材和其中的遺骸，不知所終；舉目望去，一片荒涼。悲戚之情，不堪名狀！

旁邊有人告訴我，不久前，好幾群紅衛兵來到這公墓大破“四舊”。他們不但徹底砸碎了所有的大理石墓碑，還挖空了所有的墳墓。

還有人告訴我，棺材大多選用優質木材製成，瘋狂的紅衛兵們不僅掘空了墓園中數以百計的墳墓，還把棺材拉到家具廠去做家具。

多年後聽說，文革結束，上海市人民政府就在這浸信會公墓原址，建了一家機械工廠。

我的父親、姐姐，和一百年來先後埋葬在這墓園裡的許多基督徒，因為毛澤東等人策劃的“文革”，雖然失去了在地上的葬身之地，但我確信，在永恆的天家，他們“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哥林多後書》5:1）。

[1] 參考資料：《王造時：我的當場答覆》，作者: 葉永烈；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01年。王造時（1903年9月2日—1971年8月5日），生於江西省安福。1925年從北京清華大學留美預備學校赴美；1929年6月獲威斯康辛（Wisconsin）政治學博士學位。1936年，他在上海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朴、沙千里等六位愛國人士因反對國民黨不抗日而被捕，此為震撼全國的“七君子事件”。1957年，王造時在上海復旦大學任歷史系教授期間，被劃為“大右派”，聞名全國。1960年9月30日，被摘掉右派帽子。“文革”開始，他被揪斗，並於1966年11月2日被捕，被捕羈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1971年8月5日，因肝腎綜合症病逝獄中，享年7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