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右派分子

一、“右派分子”

“神啊，我哀叹的时候，求你听我的声音……”（《诗篇》64:1）

“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诗篇》25:17）

1959年初，经上级党委批准，我在“革命群众”面前被正式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我的处分是“留原单位监督改造”；每月工资由57元降为30元。那些不可一世的“革命群众”对我颐指气使，命令我在“右派定性结论”上签字，并按上血红的手印。

作为“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中的一员，我属于毛泽东说的要“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的阶级敌人！因此，这黑五类是卑贱的，被人厌恶。

两年前（1957），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包括开除公职、回农村劳动、发配劳动教养，甚至还有判刑坐牢。对我的处分虽然比两年前对“右派分子”的处分要轻一些，但我必须牢记我的身份和1957年所划分的右派分子身份完全一样，“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也是社会上不配有的贱民。

首先，我必须接受群众对我的监督，绝不能把自己的“戴罪之身”和革命群众相比。我只能低着头，弯着腰，谨言慎行，如临深渊、履薄冰，要“夹着尾巴做人”！我必须抛弃做人的尊严。尽管哭笑和呼吸一样，是人的本能，但“右派分子”不能嬉笑欢言。

我曾因人检举，被叫到群众面前挨了一次训：“你还敢说说笑笑，像没事的人一样，才没几天。就忘了你是老几，翘起尾巴来了！？”

除了该做的日常工作，我还必须任劳任怨，努力去争取更多的劳动，尤其要抢着去干那些既脏又重，别人不愿去做的活儿，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我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决心。

譬如我在外科上班，晚上做完急诊手术，我先送病人回病房，写好医嘱，向护士讲清注意事项后，回到手术室抢着擦地，倾倒污水；帮助手术室护士擦拭器械；然后再回病房，去守护刚从麻醉中清醒过来的病人。待患者情况稳定，向值班医师交接清楚后，我才能回到寝室睡觉。那时，常常已是半夜时分。

在每天的医疗工作中，我需要倍加警醒，决不能有任何差错。一旦出了医疗问题，就有可能被定为是“阶级报复”的犯罪行为。

若去基础部教课，到了寒暑假，我无比羡慕地看着别人离校回家，我只能自觉地到学校基建队和民工一同劳动，修厕所，盖房子，不敢奢望何年何月可回上海看望从1957年反右一别多年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

（上图：1957年我在河南遭遇患难时，母亲和亲属及弟弟妹妹们合影）

怀着对亲人们的无尽思念，我请母亲给我寄一张她和弟弟妹妹们的合影。收到照片后，我把它视若珍宝，每天都会深情地凝视多次，仔细端详每一位亲人的脸庞，夜里就照片放在枕下。

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我渐渐学会了挑担、抬大框、拉板车，甚至还会拉大车，或为大车驾辕。

辕又称轭，是一根和大车前方相连的粗重木杠。这种又粗又重的辕是架在牲口（牛或马）颈背部的，所以，驾辕就是负轭，驾大车就要负沉重的轭。

通常，赶大车的人坐在车辕旁边，手持长鞭，吆喝着牲口拉着大车前行。但我们没有牲口可以套车使用，我便争取机会代替牲口为大车驾辕。

那种在中国北方农村常见的大车只有两个轮胎，但有三米多长，整体结构简单坚固，车板上可以载重两千多斤的谷物、石料或木材。

拉车时，车辕会自然地紧贴着我的脖颈，重重地压在我的双肩上面。我的双手紧握车把，我前面有20多人分列两旁，每人都套着长绳拉车，前行方向则由我控制。

拉大车前，装车技术十分重要。

如果前重后轻，重量压在我双肩，拉车时我会十分吃力；但若前轻后重，大车下坡时，前方会突然翘起来，驾辕的人也会随着车的行进而双脚离地，腾空而起。因为没有刹车装置，大车随时都会失速失控，或人仰车翻，或人被碾压于车下，十分危险。

作为驾辕的人，我必须根据路况和地形来控制大车的速度和行驶方向。在平地或上坡时，我要保持稳定的速度；但在下坡时，我要绷紧脚背，用脚底使劲搓着路面，双腿挺直，身体后倾，才能逐渐减缓大车行驶速度。如果路面狭窄，乱石遍布，或是天气恶劣，道路湿滑时，我更要加倍小心，以确保大车和我前面拉车人的安全。

那种情景，常使我心惊肉跳，甚至一身冷汗，但心中充满感恩，因为我的神一直用他大能的手保护着我，炼就了我的坚韧、耐心和责任感，我从未发生任何事故。

每次出车劳动，上下山坡，道路坎坷，来回要走三十里山路，劳动强度很大，可是我的粮食标准每月只有二十九斤，而且没有副食供应。学校鼓励人们挖野菜充饥，我吃过“刺角芽”（蒲公英）、马齿苋、“榆钱”（榆树花）等等。但当时我最喜欢的野菜还是传统的猪饲料——红薯叶！

1959-1961年，国内三年“大饥荒”，全国均面临挨饿的困境，饿殍千里，谁也不敢说“吃不饱”。谁敢说“吃不饱”，谁就是“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在那饥荒岁月中，多亏我弟弟妹妹按时接济我全国粮票，减轻我饥肠辘辘之苦。

全校院共有十来名“右派分子”。在中共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心目中，我们没有资格和他们在一起参加政治学习。校院保卫科科长亲自监管“右派分子”的政治学习，并安排我们定期向群众汇报自己的“改造”表现，立正听取群众对自己的批评，这叫“评查”；实际上就是对“右派分子”的再次整训。

可是，不论如何艰苦努力，绝对没有一个人会对右派分子说“你表现很好”。

那时，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论造成全国万马齐喑，令人窒息的阴影笼罩着中国大陆的每个角落，恶劣的环境如同大卫在《诗篇》（69:14-15）所描绘的那样，到处都是淤泥浊水甚至陷阱！含垢忍辱，逆来顺受，身处绝望，我这个“右派分子”在内心中默默地向神呼唤：“我的神啊，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合口……”

有一次周六晚上，新乡专区医学院放映电影，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在银幕上会突然出现上海音乐学院的几位弟兄姊妹，他们穿着漂亮的演出服，正在舞台上表演节目。

1953年前后，我和这几位弟兄妹妹一同在上海虹口灵粮堂聚会，并参加主日学和唱诗班，彼此十分熟悉。一别经年，竟会在银幕上再度见到他们。

那个晚上，我在床上辗转深思，不能入眠；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因为我是“右派分子”，和他们有天壤之别啊！

现实是无情的。每天面临邪恶势力的逼迫，加上难以形容的物质生活的贫乏和经济上的拮据，我形单影只，内心十分沮丧，因为不知还要等多久才能熬到“改造好”的出头之日。但我心中有神，所以存有希望，不论曾经的绝望有多深，神的大爱总扶持我重新得力，因为耶和华说：“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哈巴谷书》2:3）。

二、鲜血和人民币

“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利未记》17:14）

“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诗篇》72:14）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头上虽然有一顶无形却沉重无比的“右派分子”帽子，我的职称仍是新乡专区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名新乡医学院）的外科医师。在抢救失血患者时，医师会写下输血的医嘱，然后值班护士会立即去血库取血；但作为一个“右派分子”，我岂敢吩咐护士去取血呢？每次我写了给患者输血的医嘱后，我都亲自到血库去取血。

有一次，我在输血单的供血员一栏中，赫然发现一位校院职工的名字。随后，我又陆续见到其他几位职工的名字。我还发现这几位供血员和我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人民的“敌人”——“右派分子”。

从1959年1月起，我这个“右派分子”每月的工资只有人民币30元。可是，我买食堂饭票每月至少要15元；这样，我只剩15元；手头十分拮据，使我陷于捉襟见肘、经济窘迫的困境中。

但我猛然想起，为何不学那几位“右派”职工，也去卖血呢？实质上，供血员的同义词就是卖血者。

但我更知道，我全身血管中流淌的鲜血，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我怎么可将这来自父母、神眼中看为宝贵的鲜血作为商品去换取金钱呢？为了舒缓经济困境，我只能恳求神宽恕我这种不得已之举。

血库直属附属医院临床检验科。

我去血库的那个晚上，碰巧遇到一位相识多年的熟人，她正是当时值班的检验师。我向她解释了我的困境和压抑的心情。她对我的处境十分同情，并告诉我，遵照上级颁布的有关条例，供血员每次只能提供300毫升鲜血，而且必须间隔三个月才能再次提供。我十分庆幸的是，这一规定没有说“右派分子”没有资格供血。

抽血的针头很粗。为了减轻进针之痛，那位检验师先消毒我左肘皮肤，再让我自己作局部麻醉。然后，她从我的左肘关节正中进针取血。

看着自己的鲜血从左肘正中静脉通过针头及导管缓缓流入负压瓶中，我心情十分平静。抽完300毫升鲜血，我得到白糖100克、饼干一小包，最重要的是那三十元人民币的补偿。

走出临床检验科，我仰望夜空，只见繁星闪烁，它们俯视着我和我的月下身影，心中既感慨万分，又坦然欣喜，因为不到一小时的功夫，我就“挣”了等于一个月工资的额外收入。

手上有了用自己鲜血换得的30元人民币，我可以按月寄给母亲十元。但内心深处，我巴不得最好能从我静脉中多抽取一些血，而且不用等待三个月。但有明文规定，不可违章，我心里为此有点怅然。

1957-1958年，全国至少错划了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子”（参见维基百科），其中有许多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物；在凄凉悲惨的生活环境中默默死去的不计其数。1959年我二十四岁时，也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那时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农田缺人耕种，粮食歉收，极大地破坏了国民经济，民不聊生！尽管我天天经历饥饿的折磨，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不但从未病倒过，甚至还能作“供血员”，岂不奇妙？从1959年7月开始，到1960年9月底止，十五个月中我供血5次；供血总量为1500毫升；得到的补偿总计人民币150元整。

1962年8月，我第一次平反后回到上海，也是第一次向久别的母亲倾诉我卖血的往事。慈母心如锥刺，潸然泪下，她无法想像自己的长子不但被划成“右派分子”，还会落魄到定期卖血的地步！

我安慰母亲千万别那么想。因为每次抽完血，我都心安理得。我的鲜血不但帮助了垂危的患者，而且每次提供的300毫升鲜血，并不损害我的健康。而这每次抽血补偿我的30元人民币，是我自己在穷困中能找到的唯一经济补助。

对比那些含冤死去的“右派分子”，我受的苦能算什么呢？因为我所信的是真神，他一直眷顾着我，保护着我；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更为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不但用他的宝血在我身上施行了完美的拯救，而且他的血、他的肉，都是与我们所立新约的见证；也一直是我走过死荫幽谷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属灵食粮；是我身、心、灵软弱时最大的安慰；更是支持我活下来的力量源泉。